牛波的禅修与艺道

出生于1960年的牛波，有着多重文化身份：诗人、书画家、观念艺术家、隐者、居士、行脚僧、陌客、大地上的异乡人。然而，对于中道正见而言，这些身份皆缘起自性，全然空无。间或，这一身份现象显明了释迦牟尼所觉悟到人生三相(Tilakkhana)：无常(Anicca)、苦(Dukkha)、无我(Anatta)。

三十年间，一念回转，行脚东西，出世又入世，祈以禅修以发明艺术，悟之于空海以慈航普渡，终成一代禅家，一个纯粹精神性艺术家。

上个世纪80年代，牛波是北京画院（中国画院前身）的专职画家、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1987年私费游学东瀛，学成之后，矢志禅学，并致力于观念艺术创作。此间，他经历了日本乃至亚洲当代艺术在全球化、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困境，一种“阿基里斯与乌龟”寓言困境，无庸讳言，也是牛波是否能祛除“分别心”的困境。因此，他力图以禅的观念疏散现代主义艺术的集体梗塞，还原艺术的“平常心”，把杜尚的小便池装置到美术馆的厕所、开枪射击约翰斯的靶子、缝合丰塔纳割裂的画布、让沃霍尔坐进自己的电椅、为富士山加冕、继而以“天目”影像和装置来探究视觉艺术（可见/不可见）的本体论问题。这些观念实验引起日本美术界普遍的瞩目，更得到先锋艺术同道的学术支援。

在90年代，其代表性作品《无重力画室》（1993年）、《狼烟》（1995年）开启了“宇宙艺术”、“太空绘画”先河，其行为艺术《天葬、圣餐、俺的替身》（1996）从西藏天葬台到纽约艺术区，以佛理“空观”演绎“无我性”、解构我、我的诸般“我执”，其一系列作品回响于福音世界的“道成肉身”，展开了东西对话、佛耶对话契机，被誉之谓“来自东方的观念艺术家”。值此世俗名利飘然而至之际，牛波决然放弃了美国绿卡，“自空”出世，转身终南山隐修，接续寒山、拾得的行脚，求得真如解脱。

牛波的禅/艺双修，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有着特殊的主体性、实践性和启示性。

就东西艺术融合道路省察，近代以来的二者交流往往存在着形式论与风格论层面的探求，离思想、精神、哲学、宗教层面的本质探讨依然遥远。可以看到欧洲自18世纪兴起的由“洛可可风”主导的“中国热”、浮世绘的“日本风”多停落于趣味和猎奇。经历两次世界大战，1950年代美国势力进入东方，此时，日本通过京都大学井岛勉、久松真一思想及禅宗思想家铃木大拙，借由存在主义的共相，书法艺术内在的自发性，深刻吸引了西方思想家和画家的心灵，正式开启了美学思想与艺术的交流。而中国大陆处于苏联意识形态影响下，无缘普遍性文化灵感的吸纳，台湾则以东亚思想为源头，汇入现代主义精神，产生五月、东方等画会的现代艺术运动。

在牛波游学日本之前的半个世纪，禅与现代艺术的融合已蔚为壮观，“草月”、“墨缘”群体之“书象”表现主义以及“物派”、“零派”、“具体派”纷纷演绎禅的自证，其题旨高度包涵空灵与虚无、动态主义、无限与环境空间、直接当下经验、非二元论及普遍性，也就是说，对超越现代艺术的追求，已经生成了一种“日本化”的现代性，其中，禅作为一种智慧文化传承的元素、作为自觉的精神训练，不仅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更新了禅的精神世界。禅风(Zenboom)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实践，诸如约翰.凯奇、艾德.莱因哈特、罗伯特.马瑟威尔、法兰茲.克莱因、马克.托比等的实践，与西方非再现、无形象艺术，贫困艺术、激浪派等秘响旁通、遥相呼应，启动了现象学、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哲学。

牛波，作为艺术家的禅师，或作为禅师的艺术家，二者是互体、互为、互契的纯一生命。或曰：法门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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