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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处分实施的制约因素
处分制度作为一项制度，是死的；只有通过运作实施，才能使其“活”起来。而活起来的处分在运作中的实施，又必然会受到官僚政治的影响与制约，一则是皇权，二则是官僚集团。
一皇权的调节与干预
皇权对处分运作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处分制度的调节；二是对处分运作的干预。
1．皇权的调节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会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带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而只有人为的调节才可以弥补，乾隆朝的处分制度也不例外。乾隆朝的行政处分制度，法规条例极其繁密、复杂，造成官员处分频繁严厉，这不仅使得官员对处分有所畏惧，而且也使政务时有缺人。如史载乾隆时，福建省因为地方疲难，民情圹悍，官员“任事多而罗议亦多”。当时福建省知县一缺，共有六十二个，每次有应调、应升之要缺，却由于“拘泥现定新例”，致使降调官员很多，除去因银粮、命盗、盐课、杂项等予以处分的官员外，所剩官员不到十员，因此没有合适的人选，致使要缺久悬，政务乏人65，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在这样的状况下，必须依托皇权的调节，才能避免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皇权的调节主要体现在对已议处分的从宽方面。而此又与乾隆本人治政，崇尚宽政相符。但是从宽也需一定的理由。第一，乾隆是因政务缺人给予大员从宽处分。如对尚书、侍郎、巡抚、臬司等本应降革之员，认为如果都予以处分，“一时人才难得，既不能即有如许更换之人，且内外办事大员，亦未便因此悉易生手”66，是以都从宽留任。第二，凭职责的职限减轻官员处分。如吏部议奏，署理云贵总督彰宝，参革云南呈贡县知县杨家驹，科派累民一案，上司都有失察之咎，按例都要降调，这于政务有碍。因此乾隆以“督、抚、藩、臬系统辖大员，与专管稽查者尚属有间”67，予以宽处，给予了适当的调节。第三，以所犯公罪予以从宽处分，对于官员所受的“公过处分”68，多有留任者。总之，乾隆对于官员处分“俱就其事之轻重，斟酌而行，或事由公错，或情节稍轻者”69，都予以从宽处分。
在乾隆朝，有关处分从宽的档案也是为数不少的，仅以大员处分为例。笔者以台湾所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为依据，对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督抚、藩臬大员处分的情况及其从宽情况，进行了统计。得知三十三年（1768年）共有十八位地方大员受到处分，在此当中又有九位，即云南布政使钱度、江西巡抚吴绍诗、山西按察使朱珪、安徽巡抚冯钤、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浙江巡抚永德、闽浙总督崔应阶、江苏按察使吴坛予以不同程度的从宽处分，占有处分比率的50%，可见这种从宽调节，避免了制度的僵化，人才的浪费。
2．皇权的干预
封建社会，制度的存在、发展、实施不是一个单纯的法治问题，在其实施过程中，必然掺杂以人治因素，受到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的干预。中国古代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皇权高度膨胀。到了清代，历帝都崇奉“乾纲独断”，因此不论是在政务的治理还是人事的任免方面，皇权的干预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皇权干预之前提条件：皇权之所以能够干预处分，关键在于掌握着处分的最终裁决权。清历帝不仅在理论上，独掌处分大权，手握“国家赏罚治理之柄”70，操纵“一切庆赏刑威”71，力排臣属侵权。而且在实践中，当地方官遇有处分时，如发现司、道瞻徇回护给予从宽的，都将该上司交部处分。当降调官员是否留用时，除“特旨酌量”72令其留任外，无论大小京官外官都不能够题请留任。明确了官员的降调、革职留任等处分，是出自皇帝“特恩”73，臣僚是没有资格题请的。从而达到了“大小政务悉由乾断，太阿从不下移”74。官员等只“不过请改一规条，更一律例”75，并没有大的事权，其他官员更是无法染指，可见皇权的裁决权。
第二，皇权干预处分的典型方式途径：
（1）驳改吏议之结果：清朝规定，吏部是分掌文官任免奖罚的部门，其中的考功司专门负责官员的处分，有清一代，吏部考功司的这种重要地位没有变化。每当吏部将官员议处以后，例行向皇帝请示处理意见时，此时皇权的干预裁决定作用就充分显露出来。皇帝对吏部议处的结果，往往进行改签，以强化皇权对官僚的控制，对人事处分的把握。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山西、湖南、陕西同时出现了属员婪赃，上司不行揭发上报的失察案件，当时担负责任的有山西布政使宋邦绥、湖南布政使永泰、湖南按察使严有僖、陕西按察使蒋嘉年四名官员，吏部依则例条款，对四位官员的失察议以降二级调用。但是向乾隆报告时，乾隆却对吏议进行了驳斥。同时以宋邦绥、永泰“向来办事尚知勉励”，应当加恩留任。而严有僖、蒋嘉年，在臬司中“不独循分供职，且系尸位素餐之员”76为由，对此四位官员的处分予以更改区分，将宋邦绥销去加二级，永泰销去纪录八次，都免其降调。严有僖却降二级调用，蒋嘉年销去加一级仍降一级调用。此案如果按照吏议，这四位官员同属实降，只有等第的差别，而不是乾隆所作出的实降与虚降之间的本质区别。此案是乾隆凭借手中之权，对官员处分因人而异，造成了“一法也用于此不用于彼；一令也，行于前不行于后”77，同罪却不同罚的状况。
（2）践踏制度之规定：清代将官员所犯过失，分为公罪和私罪，正如前文所述。在引用律文议处时，要依据性质轻重予以区分，“公罪笞一十，……杖一百革职”78。可见，公罪与私罪虽然各为十等，但是公罪皆减私罪一等，公罪处分是远远轻于私罪处分。清代法规对公、私罪的这种严格区分，以及反映在量刑上的差异，其目的是通过从轻处理公罪的方式，使官员明察公、私罪的界限，借以调动他们行使职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但是皇权的做法有时却是一种对制度的践踏。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吏部报告江宁布政使孔昭焕的许多处分案件，有因其族人在外藉以滋事失于觉察的；有因其家人偷用印文舞弊失于查察的，吏部题请能否“援照办差官员”一例开复孔昭焕的处分，乾隆认为其所犯均是私罪不应开复，吏部办理不对。但是他口气一转，又无视制度的规定，以孔昭焕“究系曾办差务”79，且其“为人尚无大过”80，最后又将孔昭焕的各案降罚处分，全部开复解除，也不再考虑开复条件的公罪、私罪限定了。
（3）直接处分之随意：清历帝凭借皇权的绝对权威，有时因人而异，做出不同的处分结果；有时随时随事，直接处分官员。史载清乾隆初年，招集大臣商议地方官的处分问题，乾隆指出，“前因外省案件定限有过宽之处，不能即速完结”81。让军机大臣、各省督抚们商量，能否将限期缩短，予以从严处分，以改向来阘葺废弛陋习，肃清吏治。为此各方大臣遵旨讨论，大部分官员主张从严。只有总督瑚宝、顾琮，巡抚准泰、鄂昌、爱必达，“概以原定之限无可议减具奏”82。乾隆见此五人意见与己不符，深为不满。因此以顾琮“素喜沽名钓誉”；瑚宝、准泰“自来办事因循”，鄂昌、爱必达是“沿袭故套”83为由，将他们予以了处分。此次议会初衷是内外大员共议国事，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却因意见与乾隆相左，招来处分。可见乾隆凭借大权在握，以己意为主，对与己意同者大加赞赏，异者大力处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官员从政的积极性。
此外，皇帝以大权在握，竟然随时随意处分官员。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两江总督高晋上奏参劾属员段成功纵容家人、书役欺诈百姓，婪赃各款。且于奏折内指出，段成功当时是“因患疟疾，昏迷不能检点案牍”84，对于家人龚玉等行为毫不知觉。而且声明“庄有恭原参，即有段成功抱病被朦字样”85。此份奏折，就高晋而言，实是应付差事。乾隆接到奏折后，也发现了问题。段成功“不过一时患疟并非重疟，何至不能检点案牍，一任家人等肆行无忌”86，显而易见，高晋实属知情妄报。如果不知情，就不应该轻信、转奏庄有恭的意见；如果知情而如此上奏，则是有意开脱段成功的罪名。所以不论高晋知情与否，他此刻已有失察之咎，应予处分。但是乾隆出于对高晋的偏爱，却以其新任总督，是“初次获咎”87，仅仅予以申饬。而把责任推给了其下属朱奎扬，“看来此案必出自朱奎扬之意，朱奎扬素非善类”，高晋是“堕其术中，漫无觉察”88。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高晋又有何德何能升任总督之位呢？乾隆显然是在为高晋开脱！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经过各部官员的查访确审，段成功罪状确凿。其患病被朦情况，是庄有恭身任巡抚，在查参段成功时，授意办案人员假意捏写。而高晋对此也没有认真调查，显然是失职，最后乾隆不处分高晋，无法平众议，因此以高晋“竟听属员坦庇开脱，遂尔扶同率结”89。将其革职留任。分析此案，高晋在案中，从一开始上奏就属失职，只是由于皇权的一再袒护而推迟了处分，可见皇权的决定作用。
（4）恩诏开复之随时：处分官员之后，还存在解除处分的问题，即指凡降级、革职官员恢复原官或原衔。清代会典、则例将之称作“开复”。皇权的干预又渗入到这项程序中，不仅将恩典开复法律化，处分“遇恩旨赦免”90，而且在日常政务中随时以恩诏的形式解除官员处分。
责编：贾雯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