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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位六十年，曾利用各种巡幸活动以恩诏的形式，对官员加以施恩给予处分开复。他的一生，巡游无度，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盛京，兴京，近畿之天津、保定、热河、河南、车驾时出，记不胜记。每遇各种巡幸则必颁布恩诏：“朕翠华南幸，所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等省承办差务之文武官员宜一体加恩，着该督抚查明咨部，凡有罚俸、住俸、降级之案，俱准其开复，其无此等参罚案件者各加一级”91。“再临江浙，其地方官承办差务者，亦宜加以优叙，所有江浙二省办差文武官员任内，罚俸、住俸、降级之案俱著加恩准其开复，其无此等案件参罚者，均各加一级”92。就官员而言，通过恩诏，使其处分不经题请，不经部议，不需太多时日，获得提前开复，从而避免了宦途的滞碍，经济的拮据，这正是“上官不摄之以威，而缂之以恩”。在此情况下，官员“受恩渐重，图报渐殷”，唯知有皇恩，而不知有法度，更加效忠于皇帝，“承其志趣，为之驱策”93。其结果则是皇权的再度强化与巩固，这种恩旨开复是皇权在处分制中的再次延伸。
有清一代，朝廷虽然定制完善了处分法规和处分制度，吏部虽然依例不断议覆，但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皇权的至高无上，在例行政务上拥有的最终决定权，因而不可避免渗入到处分的各个环节当中。对官员处分或进行调节或予以干预，最终使得皇权的决定凌驾于吏议之上，致使处分制度无论从主观方面，
还是从客观方面都绝难严格贯彻执行，处分成为了专制帝王独裁统治的工具。
2.官员的抵制规避
1．处分对官员的影响
处分官员是封建国家维护其统治的得力措施。朝廷为此确立了一整套的运行程序；建制了一系列的处分法规；规定了一连串的处分条例以此约束、管理官员。然而官员对这层层机制条条例律，却深为惧怕，因处分“自罚俸以至革职”94针对各级官员，各有专条，从而给他们的仕途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影响官员的仕途升迁。封建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政治、社会、经济的权力，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反之没有官职，官员就会失去权力、地位、荣誉。所以官职，就官员而言，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因此降调、革职处分，对官员仕途的影响可想而知。清代就升迁规定，官员处分没有解除，则“有妨迁转”95。如州县官员所受处分“在十案以内，方准升调，如在十案以外，不准拣选”96。有时虽可邀恩留任，但其处分还必须带到新任“按限开复”97。如代理宝应县知县沈锡鼐，在将升任宿江同知时，因任内部议有降级、革职、革任共四案，虽然都从宽留任，但是必须“将降革之案带于署任”98，迨处分开复后，才能够予以实授。
第二影响官员的经济生活。清代的罚俸、降俸、降级、革职等处分，虽然种类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围绕罚俸的实质却是相同的。轻则罚俸，重则停俸，这一切对官员的经济生活都产生了影响。俸禄乃官员养家糊口之资本，清代本来是薄俸制度，一旦停俸，官员及其府上的生计都会受到影响。且清代官员讲究等级，往往有许多家拥，甚有兵丁亲随、亲戚各色人等。据史载，仅就其仆从而言，“督抚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二十人，女口不在此数”99，其生活开销是很大的。所以，罚俸、降俸、停俸则意味着官员的生计无以解决，而且官员有的刚上任一两年、两三年，而其罚俸处分竟达五六年甚至十余年、二十余年，然而官员平时俸禄有限，即使“每年全支，尚不免有尤父母、妻子之心，况节年扣罚”100。正因如此，从雍正年间开始给予官员双俸。然而朝廷虽然给予了官员双俸，但是毕竟存在罚俸问题，影响还是存在的。正因如此，官员才自朝自暮，有了“何时不担处分，何事不可去官”101的惧怕心里。也正因此萌发了他们规避处分的意念，“畏忌处分，不得不巧为之避”102。
2．官员的种种隐讳规避
处分的影响显而易见，官员对处分的隐讳规避自然不可避免。而且这种规避渗透力强，手法巧妙，涉及到方方面面。如有对普通盗案的讳匿不报；有对军需失劫的捏饰不报；有对政务的无为规避；有对案件的离任告假；有对处分的级纪预抵；还有地方记过的规避方式等等。
以讳匿不报规避处分。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湖北江陵县民妇蒋竺氏，家中被劫衣物，“历任知县讳盗匿详”103，不予上报，几年以后此案才被发现，所有本省官员因之被处分。从中可见，为了避免处分对切身利益造成的损害，各级官员从前任到后任，刻意隐瞒，不顾民意、民命，甚至小小盗案也成为其规避处分的场所。此外以捏饰不报规避处分。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秋，台湾林爽文在台发动起义，清兵进行追缴，为接济福建省军粮，由江苏省供应军饷。但是运送中途发生了官钱被劫案件104。劫案发生后，出现了所管官员为了规避处分，以种种原因、借口的集体捏饰不报。从官员林茂盛等的无意丢失饷钱，到厅营同知的有意捏报，又从通判等的有意允许捏报，到督抚的无知捏报，再从参将的有意匿禀，到护镇、府道的无意发现捏报，真真假假，有意无意掺合在一起，形成了此捏报、匿禀大案。这是清朝历史上少有的各级官员、文武官员，串同一气规避处分的案件。引起乾隆震怒，对他们予以严厉处分，有的甚至被拿交刑部治罪，超出原有处分范围。
以无为规避处分。官员们为了避免处分，常常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治政心里。如对于各种政务“辄以参揭套文，重加申饬，连文累牍”105，却不实力办理。在外省不肖督抚中，有些官是“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106。官员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可以免处分，则便为了事，巧于趋避。如以离任告假规避处分。盗案处分是比较重也是官员最不愿接受的处分。清制规定，官员捕盗有四次限期，在此四次之内，如果不能捕获盗贼，则要依例接受处分，这种处分多为革职。所以有的官员往往在三限已完，四限立至，不惜“辗转请托，力求调任”107，试图推卸缉盗的责任。甚者“假藉告请病假”108，希图幸免处分。因以事故离任者，向照离任官例，只“以罚俸一年完结”109，这种处分是远远轻于降调处分。
借级纪议抵规避处分。清代规定，处分可以以官员获得的加级和纪录予以抵消。通常是加一级抵消降一级，纪录四次抵消降一级，而此则成为官员规避处分的捷径，“藉加级、纪录为护符”110，往往不惜以任何手段获取加级纪录，以预作抵消之用。一种是通过议叙获取加级。清代规定有议叙可以获得加一级，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苏省昆山县知县费志学自报，在任期间征收乾隆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四十三年的钱粮全数完成。其上级同意其申请，后经吏部进行核查，发现征粮任务是由两任官员共同完成，不是仅有费志学111，情况不属实，未准其议叙加级，反而将其处分。另一种是以钱捐级。乾隆十九年（1754年）安徽省固镇等四驿马匹疲瘦案中，巡抚尤拔世因对马匹疲瘦不行上报，按例降二级调用，而且因是公罪，可加恩从宽留任。但是尤拔世却“于事后捐级”，以为抵消之资。乾隆以其“用心取巧”而“不准抵”112。而外省府、道、州、县等，凡遇降级处分“往往赶捐加级，预为抵销地步”113的事例，则更是不胜枚举。
以记过规避处分。记过主要出现在地方，它是将官员的失职等行为予以纪录注册而不上报，更不予以减俸或降级，对官员的仕途和经济都没有影响。当时这种风气在各省竞相效尤，上司往往因个人喜好，对下属的行为“以记过规避处分者，比比皆是”114。这种记过是对官员处分的缓冲方式，并没有实质的处分，随后又可消可改，有很大的伸缩余地。成为了督抚回护属员，规避处分的一种途径。
综上官员对处分的抵制性规避无疑是存在的，其中有一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些是某些官员因不可知论而产生的轻视；更有一些是害怕会危及自己的仕途生活，因而出现了种种形式各异，途径不同的规避抵制。
责编：贾雯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