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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作实施之失
对官员在行政中所犯过失进行处分，是治政的一个关键，而其当否则更是关键中之关键。处分恰当则会提高行政的执行率，化解各方矛盾，实现预期效果；处分失当则会影响行政的执行度，引发多种矛盾，达不到预期效果。清代有的行政处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量罪不公，打击面过广、过深，不仅起不到原有效果，反而使处分政策有所失。
1．处分量罪不公之失
处分量罪不公主要指在同一事件中，对于不同官员的不等处分。第一是京官与外官的量罪不公。在处分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回护京官重罚外官的情况。如处分定例规定，在造报文册迟延处分中，外官“造报各项文册，遗漏舛错者，俱罚俸一年”。对于京官处理则有所不同，如“送刷文卷，遗漏舛错，止罚俸一个月”133。同是事关钱粮的处分，同是遗漏舛错，而外官的处分却十倍重于京官的处分。
第二是不同等级官员之间的量罪不公。在封建社会，皇帝的意旨就是法律，乾隆谕旨自然也不例外。在清代处分运作中，并不是对所有官员的处分一视同仁，下级官员被吏部处分后，都按照吏议执行，往往是丢官罢职。而督抚大员则会因乾隆的爱憎，藉恩典减轻或者免除处分，所以就此而言，处分在量罪中充斥着不公平。清制“重犯在监”自杀或者逃跑，管狱官员都要受到处分。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前任浙江化州知州焦绍祖因“亏空库银、仓谷，在一千两以上”134，被判死刑，因未到秋审时间，暂关押在监狱。然而就在此时，焦绍祖在狱中自杀。这起事件牵涉到一干官员受到处分。除典狱官外，有化州知州呼延华国、高州府知府张若湳、按察使富勒浑、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钟音等，由吏部按照失于防范例议处。李侍尧、钟音罚俸一年，富勒浑降一级留任，化州知州呼延华国革职，高州知府张若湳降一级留任。可见，知府、按察使与知州同是失察，处分轻重却截然不同。不仅如此，在同年八月吏议后，乾隆又进行了改议，呼延华国革职处分不变、张若湳处分从重改为革职，对于富勒浑的处分以“通省州县甚多，其势自难遍及”135，仍然是予以降一级留任，与张若湳处分判若两种。
由上案可见，就知府、知州、按察使而言，同是失察，但在处分制度上知州重于知府、按察使，而在皇权的干预下，知州、知府的处分又重于按察使。对于此案，虽然下级官员作为直接责任人，应当受到重惩，上级官员是间接责任人，属于失察，应当轻罚，但是上级官员往往有从宽的可能，而下级官员却没有，所以量罪时必会有所不公，从而造成了越是位卑言轻的微员，处分越重；越是位高权重者，处分越轻，甚至于没有半点处分。
乾隆这种重视高级官员轻视微末小官的思想也时有表露：“此等微末员弁，其才具既非必不可少之人，且业有应得处分，亦无足深惜”136。然而这种归咎一二州县，严于小民，而宽于大臣思想与作法，会带来严重后果，造成督抚“爵禄依然，更复何所畏惧”，最终导致吏治民风污浊，其清流之目的未见效，反“是犹浊其源也”137。
2．连带追查处分之失
第一连带处分：清乾隆三十三年（1724年）江苏巡抚彰宝、盐政尤拔世揭发了淮南监掣杨重英，从乾隆十九年（1751年）到二十六年（1721年），在同知任内“勒诈两淮商众赃银，至三万五千余两之多”138的犯罪事实。乾隆知晓案情后，对历任盐政、督抚的徇庇行为非常恼怒，总督兼管盐务，巡抚、藩司亦有稽查通省属员之责，地方即有如此之员，历任督、抚、藩司竟毫无闻见，此非寻常失察者可比，因而将徇庇杨重英的所有官员进行议处。牵涉到的历任督抚、藩司有“前任两江总督升任大学士尹继善、前任江苏巡抚又署理两江总督陈宏谋、前署两江总督事高晋、前任江苏巡抚爱必达、前任江苏布政使讬恩多、前署江苏布政使申梦玺、前任江苏布政使吴嗣爵、前署江苏布政使事按察使崔应阶、前署江苏布政使事苏松粮道胡文伯、苏尔德、托庸、彰宝”139等共12位，都以徇庇例降三级调用。
如此多大员被处分，按照制度执行是合法的、合理的。但是从官员角度来分析，广泛的连带在官员之中又易于形成一个抱有怨气的官僚群体，他们以处分人多而无所顾忌，视处分为平常，对处分麻木，不以处分为处分，从而降低了处分的效用。从朝廷角度来分析，看似严格的处分，最终却因处分官员太多，而不得不改变初衷予以从宽，常常是虎头蛇尾，不仅起不到应有效果，反而影响了处分的正常实行，这是处分政策所意料不到的“失”。
第二追查处分：清代处分政策之失，还体现在对案件的彻底追查方面。清代处分制度规定，各省官员在办理交接时，遇有要交代的事情，要如实报告，尤其是仓谷交代。接任官接受交代，“结报不实者，后经查出，将新任、离任各官一并题参究追。倘各上司不能查出，或狥情宽纵，发觉时均照狥情例议处”140。这条条例明确规定了对新任官、离任官、以及该管上司三方官员的处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处分的官员却不仅仅是此三方面官员，大量的官员因被追查而成为处分的对象。清乾隆三十年代祁门县的常平仓谷案，就是这种情况。
清代官府的储粮仓库，从各省会到府、州、县都有，常平仓是其中之一。祁门县所有为常平仓，其所“积贮谷石，定例春粜秋还”，目的在于“平市价，而防红朽”141。乾隆元年，前任祁门县知县毛豸繡，将此仓米四十一百余石卖掉，试图换买谷八千二百余石。因换米之时，米价昂贵，止买还谷七千三百余石，缺少八百四十余石，一直没有补全。到乾隆六年（1711年）下任知县王名捷造报奏销册时，又误登是全数买还，仍照存仓实数八千二百余石开报，以后历任沿袭也未查出。直至乾隆三十年（1725年），祁门县知县吴嘉善，接受前任戴廷抡交代时，认真详查，才发现数量不够142。
案件发现后，现任藩司富尼汗与巡抚冯钤，决定让误登数目的王名捷，以及最后出结交代的戴廷抡二位官员，进行分赔接受处分以结束此案。但是上报时，乾隆不满“何以历任交代均未查出混行接受？而二十余年之上司盘查，均未查出”143。因此又将二十余年失察的历任督、抚、司、道及各该管知府，逐一查明，无论现任官、休致官、告病官、署任官、革职官、身故者、服丧者，都予以不同程度的处分。包括“督、抚两院，藩、司，本道、本府及知县等官共十六缺”144，统统被追查，其中有两江总督含署任鄂容安、安宁等10位身故者和2位现任大学士者；安徽巡抚（含护院）陈大受等12位身故者和2位在任巡抚；安徽布政使含署任李学裕等9位身故者和2位调任、升任者；安徽道员2位身故者；徽州府知府1位身故者和10位分别升任其它职位者；祁门县知县3位身故者和1位州判、2位升任知县者；还有现任安徽布政使富尼汉、两江总督高晋、安徽巡抚冯钤3位145。二十年来的历任知县、知州、布政使、巡抚、总督都重新牵扯到此案当中，共有22名大小官员被不同程度的予以处分。
这起案件发生的时间是二十年前，是买仓谷价由于市场差价而发生的亏缺情况，并不是官员的有意行为。就制度而言，在时间上并没有具体规定可上溯多少年，在官员方面也没有具体规定可以牵涉几任官员。所以这起案件既可以依照旧例，只对当事人处分，不追查多人；又可以在处分执行时追查这二十年间所有的官员，这种规定有其模糊与不确定性。乾隆在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不但没有予以明确，反而人为进行扩大化追查。使得这种追查对人不对事，很难收到实效。官员离任的已经离任，故去的已经故去，升迁的已经升迁，一切都已定位，而重新对大量官员予以处分，则易引起政局的不稳，致使处分由合理转向不合理，处分政策又有所失。
清代行政处分在发展的同时，在制度和运作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致使处分政策有得又有失。从这种得失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问题既有时代的烙印，又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表明了一切制度政策都有一个不断完善，不断适应现实的互动的发展过程。
责编：贾雯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