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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分的运作过程
第一，处分的提出：处分官员可具题、可提奏、可陈请，因官员等级不同而方式也各异。概括而言，普通官员由吏部或都察院擬定，高级官员由军机处向皇帝请旨擬定，即必需“有特旨”8。有些案情因涉及面较大或影响较广，地方大员也可以率“有参奏，有陈请”9，其中由吏部具题的最为普遍。
吏部具题处分时，按照官员品级高低不同，分为两种。一种将高级官员以及实降实罚和处分较重的官员以专疏具题。如道、府以上各官的降调处分；三品京官以上大员的处分；知县以上各官的降调离任；以及内外官员中实降、实革者都专疏具题。另一种是将一般官员和虚革虚降、处分较轻的官员进行汇题。如现任州同、县丞以下等官的降罚处分；州县以上外官和四品到六品之间的京官的降留、革留等虚降虚革处分；以及“处分仅止罚俸，及议降、议罚有加级纪录可抵免”10的官员都附入汇题。吏部、都察院以及地方大员在提出处分时也担负风险。如在提出处分时，将要处分官员或遗漏揭报，或明知不参，或笼统参奏，都将按照“开揭职名迟延例”，“不行详查例”予以各类处分。
第二，处分的初议、议定和定议：处分上报后，乾隆要根据官员所犯过失的性质轻重分成不同的处分方式。“轻曰察议，重曰议处，又重曰严加议处”11。在此通常规定之外，还有临时变通性质的“加议”和“减议”。“凡议处情与例不相比，亦得引例而加减焉”12。“加议”多达17个等级，“减议”也有9个等级，但是“加议”和“减议”也要合理、合法。
在皇帝的初议旨意下，吏部进行具体的议定，根据律例确定官员的处分。即议定处分都要，“按条以定议。议处事件，例无正条，则引律，按大清律文定议。律文无可引，律无正条，则比议，取情事相近者，援引比照，必以律例全条载入。无可比则酌议，凡酌议则附闻于疏，请旨著于例焉”13。从而防止了享有行政处分权的吏部官员在处分时乱行引用，造成处分不当的情况，并阐明了行政处分必须要有合法的依据，否则不得实施，体现了行政处分合法性原则。但是立法者对此唯恐不周，又制定了一些附件，以防止执法官员的随意盲目引用。为此规定，官员引用律例时，务将例文全条或所引则例的一段，或律文的一段写入，不能断章取义。如有违忤，“擅将别条割裂、增删摘取字面”14，将承办官员处分。而官员擅自作主，以“加倍”字样，加重所议官员处分的，则以“故入人罪论”15严加议处。可见，在这个层面主要是针对执法官员准确、恰当、公正的引用律例的严格规定。这样，从执法角度保证了处分的合法性、公正性。这个层面是处分中的关键环节，因此朝廷的防范程序也是最为到位的。
在吏部议定之后，最后向皇帝上报处理结果以定议。皇帝则根据不同情况，或者认可吏部的议定；或者令吏部改签；或者废弃吏议，从而体现了皇权的最终裁决权。
第三，处分的执行：处分结果确定后，由吏部或都察院通知被处分官员，或咨会地方其它机构以及省级行政机构，进行具体执行，或将该官调离、或将该官革职，或者命令户部停支、扣除该官俸禄，以定议的处分时间为限度。并且将官之“即任者、去任者、罚俸、降俸、住俸者、开复者，皆注于册”16，以备日后查核。
第四，处分的开复解除：清制规定了开复的条件：“降级留任者三年无过则开复，革职留任者四年无过则开复。若有旨六年、八年开复者，至期无过者开复，有过则以续案计之。如降级留任者，仍接扣三年，无过开复，革职留任者，仍接扣四年，无过开复，以后案降革之日为始，至后案满日一并开复，如前案、后案均系特旨留任者，则俟前案年限满后，方接扣后案年限，至满日一并开复，如罚俸，则俟所罚之俸年月日已尽，或如数缴完，方准开复”17。
清制还规定，处分官员在法定的期满后，行政处分对官员的影响即予以终止，官员或其上司必须向吏部提出解除处分的申请。道、府以上的外官、部院司员以上的京官等是“扣满年限，据咨具题”开复。外任的同知、通判、州县以及京内的小京官、笔帖式等“附入十日汇题”；佐贰官“附入一日汇题”18，送吏部查核，请旨开复。此后吏部根据记录清单予以清查核对，然后把官员处分予以解除。
如果各级官员在申请开复时舞弊，“不将限内罚俸各案确查扣清，遽行咨请开复者”19；或“本身续经议处之降、革、罚俸不行声明，咨请开复者”20；或督抚滥行保题不应开复者；或“将应行开复官员抑遏”21，都要予以严厉处分。如果一案内一人而议处两次，开复时作一案计算。如果前有一案降级、革职，随后又有一案降级、革职，或者两案降级、革职都在官员离任之后，都作为两案，计算开复，程序上规定非常到位。
第五，处分的救济：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官员的自行检举，二是官员对处分冤枉的申诉。
官员自行检举。官员如果自行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从而主动进行检举，朝廷会进行减等处分，以此体现处分的救济性。一般可按照检举专条定议；如果没有明文规定，京官京堂以上，外官藩、臬以上，其是否减等、如何减等之处，则要请旨定夺。而京堂以下之京员和藩、臬以下之外官，则“各按本例革职、降罚之处分，酌加宽减”22。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过失因检举都可豁免，如果是有意营私，或者是私自更改案牍，或者是事涉判刑错误，虽经自我检举，却不能宽减。这些体现了清代立法的严密，以及处理事件的全盘考虑，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对官员权利的保障，但又不是滥予保障。
处分的申诉。清代规定官员对处分不服的，或有冤枉、错误情况的，可以向通政司、都察院等部门申述，这是行政处分救济制度的又一种体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款中：第一款是纠弹劾错误。如将本员错误革职、降级调用、降俸、罚俸，要将申报之上司、转详官、督抚等分别议以降调罚俸不等处分。第二款是可呈辩冤枉。官员向原判衙门声辩冤屈不准的，“许赴通政司鼓厅控告”23，吏部查明确实冤枉的给予开复。第三款是可申诉压制。各省上司“有恃势抑勒者，许属员详报督抚题参，若督抚狥庇，上司不行参究，或督抚自行抑勒，至属员受屈难伸者，准其直揭部科。”24第四款是可呈控冤抑。受到处分的官员有冤抑，“许其赴都察院具呈……如实系舛错，即为奏请更正。”25第五款是六法官员的申述冤枉。上司“有填入六法人员情属冤抑，及避重就轻等弊”26，将督抚、司、道、府等官分别降调。此五款保证了官员从初被揭参到最后的处分解除，在每一环节都可以为自己的冤抑进行申述，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既保障了官员的权利，又防止了督抚的滥参和吏部的滥议，体现了处分的公正性。
责编：贾雯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