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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苗的豆芽，无论再怎么塑形，总是只有两瓣。所以，我们能不能先让豆芽长一长，别着急塑形！”武汉一个探索全科教育多年的小学教师，这样理解全科教育的重要性。
今年以来，江苏、河南等多地试点培养全科教师。这个曾经为解决农村教师匮乏不得已而为之的教学模式的回归，也让“全科教育”这个陌生的词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那么，在当前教改背景下，全科教师是否等同于全能教师？全科教育又是否等同于“包班制”？
一个人承包一个班的副科
武汉一个小学老师的教学“合唱”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这样的调侃，能成为现实吗？
在这个学期开学“全科教师”在多地政策性归来时，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教师徐莉说：“你的数学未必一定是体育老师教的，但在我的课堂上，实验课肯定是语文老师教的。”
从2008年开始，徐莉就一直尝试着打破当前小学学科细分的教育局面，探索一条能够拓宽教师课程自主权的教学方式。她一个人承担同一个教学班多门副科的教学工作，采用连堂排课的方式，将分散的课时打通使用，从而获得课程设计实施的空间，让更为灵活的教学时间容纳更为丰富的教与学方式。这被认为是一个教师的“合唱”。
“我不想成为离孩子的心最远的人”
38岁的徐莉，毕业于江汉大学实验师范学院（今武汉城市职业学院），1997年参加工作。在她将近20年的教学实践中，一直都在尝试摆脱极端的教育。在徐莉的记忆中，她工作的第四个年头，便遭逢了一次教育的刻板。当时，从语文教师转入教务工作，徐莉仍兼任社会与思想品德教育。
一次考试前，她向学校申请只参加期末统考，期中不考查她所任教的班级，理由是为了减少课堂组织和管理压力。而且，她将最难上的第二单元和比较有趣的第四单元进行了对调，先学习师生都比较感兴趣的内容。
可没想到，学校的态度非常坚决，“你没有权力擅自调换单元顺序，作为一个资历尚浅的青年教师，你最应该做的是严格执行既定的教学计划，而不是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且自作主张。”
相比于学校教学管理的僵硬和呆板，让徐莉更受冲击的是，一个副科老师的常态是每周每班1-2节课，一周七八个班走一两趟，“一个学年的副科带下来，带了很多班级，最后发现走在校园里学生不认识老师，而我也基本都叫不上学生的名字。”
她觉得，如果认识并了解一个学生漫长而艰难，怎么可能实现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出发选择和安排教育教学活动，动态地把握学科发展、儿童需要、社会需要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她在教学笔记中这样叙述：大班额、班级授课制、分学科教学，为师生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设置了无数时空障碍。当师生之间相对更加自由的相处和交流被一再压缩，教师便渐渐成为离孩子的心最远的人。
“我不想成为离孩子的心最远的人。”徐莉说。
“包班”后，学科带头人常常当学徒
改变，发生在2008年的秋季。从此前几年课改教材编写中抽身的徐莉，向学校申请承担同一个教学班多门副科的教学工作。她试图走出摆脱班级授课制时间、空间、学习内容限制的一步。
当时，她在教学笔记中这样阐述申请包班教学的理由：当教育教学缺少了师生情感和心灵的参与，多数时候也只好优先执行既定的教学计划，耗时耗力于控制课堂、控制学生。尽可能多地和孩子们在一起，观察进而理解他们，做出适合他们的课程设计与安排，是解决问题的路径。
2008年秋季，徐莉开始同时教三年级某个班的品德与社会、科学、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四个学科，周课时数达到7—8节。
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徐莉的课堂是这样的：开学初的班会课上，她的开场白是“我的课堂会有很多好玩的活动，但我想知道怎样来招待你们，大家最喜欢吃。所以，先请大家帮老师填一下调查问卷吧。”
“校园里的植物都认识了？那好，以四人小组为单位，在校园里找到：一片紫红的乌桕叶子、一片鹅黄的樱花树的叶子、一片羽毛状的水杉叶片、一片褐色的梧桐叶、一粒女贞子的果实。回来告诉我，它们都长在哪里。”
还有一个她带过的学生向媒体记者回忆，自己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科学课上，徐老师让大家从二楼将装着生鸡蛋的保护装置扔下去，大家跑去楼下探看时都特别激动，回到教室后还一起思考、讨论。
而学生们不知道，为了进行“包班”教学，刚开始尝试时，这个武汉市武昌区的学科带头人，经常要当学徒，跟着其他课程的老师上课。
责编：王化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