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家乡的污染噩梦

如梦初醒

2004年，中国环保局向外界提交内地十大污染城市，试图敲打地方政府麻木神经。当年底，温家宝总理指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作“十一五”期间头等大事来抓，并强调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

中国国情专家胡鞍钢称，中共执政理念已实现三阶段跨越——从“文革”期间“斗争哲学”转变为过去二十年、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哲学”，如今又转向“和谐哲学”。中国历经多年发展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发展必须与和谐并重，构建和谐社会目前已成为中国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

山西有多个城市和临汾一样烟尘蔽日，被各界敲打。省委书记张宝顺提出要用最小的污染代价换取适当发展速度，对山西省环保局铁腕治污表示支持。

2006年10月28日，于幼军参加临汾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临汾必须把尽快改善当地环境，上升到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于说，“发展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发展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甚至祸及子孙，这样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山西环保局在《公开信》直接提醒临汾市长，称其是城市环境质量的第一负责人，必须肩负改善城市环境的天然职责。

2005年以来，中国环保总局一直推动将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污染排放强度、环境质量变化、公众满意程度4项指标列入各级地方政府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各地各部门的一把手将成为环保考核的对象及责任承担人。

绿色GDP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瞩目词语。环保总局解释说，实现绿色GDP就是将环境成本从经济增长的数值中扣除。绿色GDP核算主要包括资源核算和环境核算两部分，资源核算包括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环境核算主要是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

环保总局谋求的是绿色GDP最终纳入到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去。

崔说，习惯傻瓜产业谋取发展的临汾官员一方面要发展经济、一方面不能破坏环境，而拒绝执行中央政府发展意图将被淘汰出局，

这个城市如梦初醒却发现积弊难返。临汾市主要党政领导人深感压力巨大，“大会喊，小会也喊，经常为污染的事情伤透脑筋”。一个佐证是，临汾市环保局一副局长经常缺席党校课程，他很委屈称他经常被市长直接一个电话指挥去调查或处罚污染，“疲于奔命”。

临汾市被指污染的煤铁焦铸企业多年发展多形成巨大规模，资产动辄数千万，且多有强大人脉网络，“不能喊停就停，喊打就打的”。

历史的十字路口

临汾再度积累财富——2003年财政收入达到37亿元，较之1985年增长24倍，试图再次扩大城区版图，将城区人口从40万变成80万。但临汾人开始发现一个绝境——临汾尧都区的焦化企业多是高耗水企业，一般都建在汾河岸边或饮用水源地方便取水，直接造成每条河道流淌的都是污水。而该市吨煤需要耗水2、48吨，吨焦耗水1、85吨造成了地下水的严重损耗。而临汾本来就是一个缺水城市，可利用水资源居山西倒数第二位。

而《2004年中国可持续性发展报告》称，临汾可持续发展总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经济发展质量均居全国最后几位。

虽然不断有县市乡村的人成为城区居民，但这个城市的原居民有继续外流趋势，他们带走各自毕生的积蓄，并不断强化民心思迁这种情绪——而这是一个城市致命的危险。

崔的同事、临汾市委党校另一名教授称，政府如何帮助民众消除生活的恐惧和焦灼，恢复对这个城市的信息需要更多治污染努力。

但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临汾不会放弃煤焦铁铸等被指责的高污染产业。2006年，煤焦铁铸占到临汾市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财政收入的80％以上。临汾官员称，中国和国际社会需要临汾的焦炭和钢铁。抽去煤铁焦铸四大支柱，临汾经济马上就垮了，国家不会同意临汾放弃煤铁焦铸。

中国在90年代一度尝试以石油代替煤成为全国主要能源，但在经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石油价格猛涨和石油供给的不安全迫使中国调整能源政策，由石油再度转向煤。

崔说，最主要的是，别的国家可以到国际市场采购能源和粮食，但中国不能，因为十三亿人口的旺盛需求将危及整个国际秩序。

在如此大背景下，临汾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还将继续为国家贡献煤、铁和焦炭。崔说，重工业必然会导致污染，再怎么限制也无法根治。一个佐证是，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首都钢铁厂因为污染而不得不搬出北京。

有建议称，临汾应该效仿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区和日本九州实现产业结构转型，该些地区在各自国家工业化初期走的也是一条高污染的重化路子，后成功转型。

崔说，当年的中东廉价石油是该些地区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摆在临汾面前的只能是逐渐产业升级，通过提升和延伸煤铁焦、铁铸加、煤电铝、煤焦化等4条传统产业链条，努力实现“清洁生产”。

在一个论文里，崔建议说，年产90万吨、采用机械化采煤的煤矿才被获准开采。焦厂通过技改，在炼焦过程中提取可再燃气体和煤焦油里等数百种有用物质，既提升附加值又剪除了污染。

临汾市长李天太在2006年政府报告承诺大力实施“蓝天碧水”和造林绿化工程，大打一场治理环境的攻坚战。政府将重点推进由资源大市向工业强市、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由直线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由偏重经济增长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四个转变。

城市的主政者表现了焦灼。李说，“如果再不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发展将难以持续，社会将难以和谐，人民将难以健康生存，所剩无多的青山绿水将继续萎缩——我们将无颜面对子孙后代”。

李和他的同僚采取了很多手段遏制污染，增加市政集中供暖的面积，以减少民众燃烧廉价烟煤的机会，规定锅炉安装油烟净化设施，鼓励民众使用清洁能源等。

山西环保局建议这个城市的党政领导人，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成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来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和临汾一样，作为中国污染大省的山西也站到了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山西人现在试图通过引进资金和国际最新技术帮助山西“清洁生产”。最新的一批到访者是李嘉诚旗下哈斯基能源公司，他们来晋商谈合作开发利用煤层气的问题。

临汾市一人大代表称，临汾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来督促它改善污染状况——中央的还有国际社会的，但临汾的脱胎换骨显然需要更多民众力量的参与，形成共识，得到更多建立生态道德和规则的权力——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数十万民众最迫切需要改变，他们也知道如何有效去改变。（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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