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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汾标本
1979年，崔正龙第一次走进临汾，“那时的临汾是蓝天、白云、红太阳”，临汾街道两旁全是果树，柿子、梨挂满枝头。临汾还曾得到“花果城”称号。当时《人民日报》大篇幅进行报道。“我们那个时候，放映电影正片之前都会播放一个新闻记录片，其中《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就经常播放。”
临汾位于山西南部，古帝尧建都于此，有天下第一都之称。中国文化界一种共识是中国历史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而山西的历史文化在临汾集中沉淀。
从“天下第一都”到“中国第一污都”的恍惚蜕变令人惊愕。但崔说他目击了这一全程。崔是临汾市委 党校副教授、市情研究室主任，是政府智囊团主要成员。
“临汾的前世今生刻画了一条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中国中西部资源型城市走火入魔，难得善终的发展轨迹”崔说。
如虎下山
临汾煤炭在1950年代开采很少。相反，很多市民对当年曲沃卷烟厂记忆深刻，“该厂有几千名职工，占地几千亩，像现在的焦厂那么大”。此外150多家面粉厂加班加点，解决全市人民的吃饭问题。
50年代后期第一个五年计划，临汾凭借当地丰厚棉花资源迅速发展纺织工业。57年以后一直到文革末期，临汾经济发展停顿，机械、纺织、电力一直是该市主要产业。
1978年后，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国家由反帝反修转变为与美和解，赢得一个宽松国际环境后，国家开始推行“富民政策”。中央最高层提出“黑猫白猫论”，鼓励中国民众谋求财富——不论采取什么手段，经济发展了，人民水平提高了，就是合适的政策。
这种政策直接催生临汾产业结构剧变。
临汾的煤、铁资源丰富且优质。其中煤的理论储量960亿吨，已探明储量169亿吨，占中国探明储量的8、3％。1980年代，临汾各种力量都上太行和吕梁两山挖煤。当时中央政策不够规范，通常是“先上车后打票，放手让地方干，有了问题再规范”。
临汾人最初是直接售卖原煤，后来原煤供大于求，有人开始用于炼焦炭——临汾的煤90％为练焦用煤，可炼出中国最好的焦炭。有了焦炭有人就开始炼铁。小煤矿、小焦厂、小铁厂如雨后春笋出现临汾境内，最小的铁炉只有4立方米。
对临汾环境破坏最甚的土法炼焦浪潮在当年兴起：当时一吨煤价格只有十几元，但经过高温焦化后的焦炭等产品成为高炉炼铁原料，价格飙升四五倍。而土法炼焦方法简单，且成本低下——在地上挖个大坑，把煤堆在里面，用泥糊住形成一个突起的窑，再在下面挖个火道，利用隔绝空气的加热将原煤变成焦炭。
土焦所生煤气、焦油被直接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无以复加——每炼1吨土焦可生300至500立方米污染物，焦炭出炉时产生的苯并芘是国际公认的高致癌、致畸物质。
但临汾乡村庆幸终于找到了一条轻易谋求利润的捷径，几乎家家炼焦。崔回忆说，“到了晚上，离临汾还有30里，就能看见那里半边天被窑火映得通红。”
比土焦更先进一点的工艺是改良焦，但污染同样惊人。原国家经贸委十年前明令取缔土焦，并要求2000年前淘汰改良焦，“但炼焦者如虎下山，地方政府已经无法控制”。
临汾史上第一轮大规模的污染由此开始。
崔称，改革开放给中国民众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革，更多深刻冲击着民众的思想观念。所有的人一心想着发财和发展，没有人想到要去保护环境。
全球化中的如痴如醉
80年代积累的财富帮助临汾市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并逐渐从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0多万的小临汾，发展成为今天33万平方公里、固定人口37万多的大临汾。临汾原来的街面是青石砖铺成，街道很窄，一次只能过一辆汽车。新城区的路宽了，却不再种植果树，“现在的人的思想观念也不行了，大家会去采花果，政府无法管理”。
机焦是中国炼焦业较为主流的工艺，但机焦生产造成的大气和水体污染十分严重，国内外至今尚未开发出一种有效治理技术，遭欧美等发达国家弃用，炼焦业由此转移到中国等欠发达国家。
2001年以来，焦炭国际市场价格由每吨67美元涨到400美元以上，刺激临汾小机焦纷纷上马，土焦、改良焦也纷纷上马。2002年，临汾焦炭产量为700万吨，2003年则猛增到1700万吨，相当部分出口到日本、巴西和欧盟等市场。该地的污染和对环境的破坏也趋于鼎盛。
崔和他的同事说，“城区开始很多天是暗无天日，呼吸变得很困难”。
90年代以后，中国因自然资源损耗严重，开始考虑增长方式转变问题。1994年，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如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临汾醉心于增长、再增长，少有响应。
二十多年前至今，中共此前执政主要思路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点论”、中国官场进入一个唯GDP时代。临汾一度越权审批、支持、保护污染项目，一度出现该市108家焦化企业中只有25家有立项审批和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而112家炼铁厂只有15家有审批手续。
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权力造就中国官员腐败现实。临汾一些党政官员和污染企业搭建利益交换通道，甚至成为污染企业幕后老板或参股者，为污染企业提供权力保护，加剧了当地环境恶化。
一个极端个案是，临汾下辖的隰县黄土镇紫峪沟一度成了国家明令淘汰的小铁厂、土焦炉的“乐园”，处处浓烟滚滚，废渣成堆，黄水横流。沟口却树着一块警告牌，上写有“隰县纠风办告示：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进入该特区收费、罚款、检查”，并标明举报电话和手机号码。
被称“污染大户”的临汾染料厂曾设在市区，后因市民强烈反对迁到城郊一个叫神刘的村子。村民因为可以就业而感觉兴奋，后来发现村子渐成“癌症村”，每年死十几个人。
神刘村映照的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产业转移。美国无法有效解决染料行业对环境的深刻污染，将该行业转移到欧洲，西欧等发达国家再度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染料行业则继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2000年以后，临汾因经济全球化得到诸多出口机会，直接锻造这个中西部小城的经济传奇——财政收入以每年10亿左右速度增长。但有指责说，该市2006年统计资料显示：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值占该市规模以上工业的92%左右，煤、焦、钢、铁产业产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达60％，临汾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傻瓜模式”。
崔一直研究临汾经济，他称，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成功实现产业转移，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而中国中西部城市如饥似渴，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大干快上，官员普遍缺乏科学发展观，铆足劲片面追求GDP。
这种轻视污染，以牺牲环境和民众健康的偏激发展还出现在甘肃、青海等中西部地区，2005年，腾讯网组织的大河之旅发表了一系列黑烟滚滚、污水直流的照片，“它们正是临汾当年的样子”。
责编：乔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