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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这意味着，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即将出台。
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十八届五中全会如何为未来五年谋篇布局，关乎每一位民众的切身福祉。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公平正义……面对围绕中国“十三五”规划的诸多关注，本报记者从世界多地发回报道，请海内外学者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未来五年发展走向把脉。
【问题一】世界对中国第13个五年规划有哪些期盼？
辜学武（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许多迹象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实质性或者说结构性的问题慢慢开始浮出水面，而且错综复杂，看上去千头万绪，让局外人理不出头绪；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集团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意见领袖提出完全不同的见解，形成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不可捉摸的印象。因此，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会有效地结束这种观望局面。我本人期待中国在未来的五年更加积极地朝着下面三个方向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
贝丽亚·玛利亚（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世界希望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关系到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创造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希望，受益于五年规划，未来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亚西尔·贾德·阿拉（埃及赫勒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席）：可以预见的是，未来5年中国经济实力将进一步提升，经济结构更趋合理，人民生活水平会继续提高。希望新的五年规划能让中国社会更加和谐，生态环境保护得更好。
谢尔顿（南非金山大学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从非洲的角度出发，我比较关注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梦”的实现会对非洲产生重要影响；第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使非洲人民受益；第三，经济的改革开放会使中国经济进入长期增长阶段；第四，中国与国际其他经济强国之间的合作将给世界带来长期的和平及稳定。
贝内迪克特·福格特和安德列亚斯·奥斯瓦尔德（德国学者）：中国几十年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崛起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这些天必须就“十三五规划”达成一致。该规划将使中国经济未来实现更好的发展。尽管这个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经济仍将实现7%的增长，但也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思考问题不是短期的，而是长远的。
【问题二】五年后，中国在世界上将处于什么位置？
莫汉·古鲁斯瓦米（印度智库观察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观察家）：从现在开始的五年之后，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在政治上将会对美国构成挑战。尽管美国将会对中国的力量不断叫嚣“中国威胁”，但是军事上，中国仍将落后于美国，不会对美国构成大威胁。
亚西尔·贾德·阿拉（埃及赫勒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席）：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对外政策将对世界各国产生更大影响。
穆内内·马查里亚（肯尼亚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引擎。鉴于大国需要应对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的诸多基本挑战，其他一些国家将在这些领域试图模仿中国模式，学习中国经验。
埃普丽尔（南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学者）：我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可以实现“软着陆”，并且向服务业倾斜以实现人均高收入水平。中国未来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将是一个“中国时代”的开始。
戴维·瓦拉卢（美国麦克伦南社区学院政府学教授）：世界舞台上将出现一个新现实：中国现在可以制定规则了。中国发挥更有力作用原因有两点：首先，它控制世界经济，证实了财富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第二，中国经济的新排名使其不可避免地要扩充军力。
北京最近的战略（全球经济上的主宰地位、人民币即将取代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在南海加强力量）都体现了新的现实。我强烈认为，中国将会利用这些动力进一步推进它的全球战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会继续扩大。毕竟，这条沉睡的巨龙苏醒了，世界很快就要对它说“早上好”了。
【问题三】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将为国际提供哪些巨大机会？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巴西中国与亚太地区研究所所长）：提高人民收入、有效改善人民生活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得更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当今的复杂国际形势也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世界形势影响中国，中国经济也影响世界，中国出现“新常态”，世界也出现“新的世界性”。作为一支重要的影响世界的力量，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意味着很多机会。
宋宇（高盛/高华首席经济学家）：从金融的角度，中国未来给全世界带来两方面的机会。其一，过去中国对于外资流入有很多限制，在国内融资难、融资贵的同时，很多境外资金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流入。未来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放开，外资进入更加便利，将有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有望参与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境内的利率相对较高，对于外资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当前，在外资流出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进一步开放境内市场有助于抵消外资流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二，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开放也将给外资带来机会。国外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价值投资，有利于市场成熟发展。同时，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中国的大量储蓄也会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经历大的经济转型，消费和投资的重点发生很大变化。如中国在节能、环保、健康，安全生产等领域的需求加大，给国外相关的优势产业带来机会，这将形成一个双赢的格局。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旧的增长模式下，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局限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而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需求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在制造业（技术升级），能源，金融服务，房地产，教育，医疗，食品方面的需求将是全方位的。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会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更多合作给予也将显现。
利维奥·里贝罗（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学家）：以消费驱动的经济将吸收更多的服务，而不是目前的制成品为主的经济模式，这种转变很可能还将原材料的消费模式从“硬”原材料转向食品、“软”原材料和清洁能源等。这不是说中国会停止购买铁矿和铜矿，毕竟消费的改变是与城市化的生活相连的，也会更加需要这类产品，但毫无疑问，中国会在未来五年里购买更多的食品和服务。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会带来各方面机会的增加。
贝丽亚·玛利亚（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仍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将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推动地区和区域经济发展。此外，中国高铁走向世界不仅推动了中国高铁行业的发展，也为高铁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通信和就业带来巨大变化。
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同时还是消费大国。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百姓的收入大幅增加，消费水平迅速提高，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日益增长，所以中国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这就为其他国家带来商机。例如，墨西哥的酒、肉类、水果对中国的出口就可以销往中国市场。
另外，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和消费金额的快速增长也为其他国家带来商机。
穆内内·马查里亚（肯尼亚中国问题专家）：中国与非洲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合作互动将日益密切，双方都在寻找利益契合点。可以说，未来五年里，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肯尼亚蒙内铁路、蒙巴萨自贸区、拉穆走廊和北方走廊的修建，将让中肯工程合作进一步升温。同时在外交方面，我相信两国将有更多高级别官员实现互访，中国正在为肯尼亚官员提供一系列培训机会，这将加强两国的人员交流。我期待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可以深入探讨中非之间目前存在的发展优势和潜在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题四】新五年规划将给世界带来哪些影响？
利维奥·里贝罗（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学家）：从2013年左右开始，中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方面，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出口为主转向拉动内需、发展服务业为主，虽然发展速度放缓，但增长却更加健康。另一方面，这种过渡还要解决好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要解决住房、债务和金融市场的一些问题。这些挑战都需要去面对，中国的过渡时期远未结束。在今后5年中，政府必须显示出充分的推进改革的愿望，并在2020年前将经济改造得比现在更加稳定。许多分析家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制订出这样的计划持怀疑态度，但是我认为中国政府对自己面对的挑战很清楚，也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来制订经济改革的计划，这会是一场大碰撞的、全面的改革，但也是完全可行的改革。
塞维利诺·卡布拉尔（巴西中国与亚太地区研究所所长）：在最近30年来，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也是被称为“世界工厂”的生产巨头，中国的发展使5亿多农民脱贫，并建设了多个城市工业区。现在中国面临新的挑战，因此也必须改变发展模式，以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行回应。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在工业产值和和国内生产总值方面都位于全球第二位，今后中国能否排到“世界第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希望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5年内调高排名，毕竟现在与发达国家相差较远。
贝丽亚·玛利亚（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在加强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和外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中国不仅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且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使其他国家和地区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拉美、非洲、亚太地区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分享了中国发展的成果。最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打造“命运共同体”，我相信几年后这个主张就会显示出成果。
【问题五】未来五年中国将为世界增长做出哪些重要贡献？
乔治·马格努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瑞银集团高级经济顾问）：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正在通过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和贸易变化被大家感受到，其中亚洲供应链贸易的感受尤其明显。这种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持续，所以我们都必须学会去适应一个增长速度放慢、增长方式改变了的中国。
赵扬（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未来仍会为世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
首先，中国从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驱动型模式，消费在GDP中占比将持续上升，中国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带动中国从各国的进口。其次，中国私人部门的对外投资将大幅扩张，现在中国已逐渐从单纯的资本输入国转变为一个资本双向投资的经济体。
再次，互联网的发展在中国日新月异。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总量，互联网经济可能在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也将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
杜大伟（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若能成功转变其增长模式将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带来好处。
中国会继续为能源和矿产出口提供需求，只不过不是以过去的速度。中国应该会成为一个更多元化的进口国。例如，去年中国有1亿人出国，目的地以亚洲为主。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这种对旅游服务的需求多半会迅速增长。中国花在出国旅游上的钱在国际收支表中是算作“进口”的。
中国转型的另一个积极方面是工资一直在迅速增长。因此，中国正失去在劳动最密集的制造业（鞋类、服装、电子设备组装）中的相对优势，而这些行业正开始向南亚和东南亚工资更低的国家转移，促进那些国家的增长。如果中国能像控制投资那样成功地提高国内消费，那么其总的贸易顺差——放在全球背景下依然很大——应该会稳定下来或不断下降。即便如此，在一段时间内它多半仍将是全球资金的净供应国。因此它才会对让其能循环利用自己顺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构感兴趣。
【问题六】“一带一路”未来五年将打造什么样的区域经济蓝图？
赵扬（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而言，首先，“一带一路”有望支持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贸易和跨国投资所带来的互利的经济剩余。其次，“一带一路”有望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和整合，可以在贸易、投资等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乔治·马格努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瑞银集团高级经济顾问）：“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或者战略。对中国而言，新的基础设施，电力和交通运输项目可以帮助减轻一些中国公司的产能过剩问题，它意味着中国将有效地鼓励把对海外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输出资本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累积外汇储备，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它不会让中国增长得更快，也不会对国家的增长模式有任何影响。
它当然也不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除非它帮助接受国实现更高速的增长。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需要的投资规模将超过任何目前所预期的。但是，如果是中国资助投资或中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国，那么只要没有政治问题，大家都可以以某种有限的方式实现共赢。例如在英国，中国资本有望帮助建立新的欣克利角C核电站，这是英国所需，而中国希望找到商业上的吸引力。
当然，如果人民币成为融资货币和借贷货币，中国也可以通过亚投行（AIIB）有所作为。如果人们接受以人民币进行融资，并且不会造成什么法律和监管问题，那么人民币将可能给全球金融和投资市场带来长期的巨大变化。
安东尼（南非中国研究中心代局长）：“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一部分，也将在全球化进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一带一路”概念巧妙的引用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同时这项发展战略将会促进整个世界贸易、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加快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穆内内·马查里亚（肯尼亚中国问题专家）：理论上讲，“一带一路”是一个极好的战略，可以很好地满足中国的需求。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个战略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种威胁。“一带一路”战略将惠及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众多国家，因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将因此得到推动，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交通和交往成本。
杨荣文（新加坡前外长）：“一带一路”政策将彻底重新开启欧亚大陆的联系。如果中国能胜利完成这一战略构想——许多国家希望中国成功，因为它们需要它——它将改变亚洲的地缘经济、地缘战略地图。
黄明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初发展活动将主要是建设基础设施和改善实体的连接性。中国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工程技术和建设经验、机械和设备以及混凝土和钢铁产品等原材料。不管从资金还是技术上说，“一带一路”都将成为令人惊叹的发展计划。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为中国的国际发展行动提供了有益的长期战略路标。但是短期战略重点很清楚：中国在先发展陆上丝绸之路方面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从地理上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枢。从战略上说，由于安全原因（反恐问题）和经济原因（拥有石油和天然气），这一心脏地带对中国更加重要。因此，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首要重点将是更多地关注中亚国家的发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可以帮助这些中亚内陆国家。所有的丝绸之路计划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提高“连接性”。“一带一路”计划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重要的工程技术和资金，以帮助它们建设长期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
因此，中国在中亚的“一带一路”计划最终将成为连接中亚和东亚的潜在“经济桥梁”。这对这两个地区将是双赢的结果，因为以资源为基础的中亚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东亚——包括韩国和日本——有着很强的互补性。
【问题七】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转型有哪些动力与难题？
贝丽亚·玛利亚（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有信息经济、消费和城镇化。
首先，“互联网+”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网络与传统行业相结合为这些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网购、网上支付、在网络上获取信息、消遣、交流是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常态。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互联网也显示了快捷、便利和环保的优势。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行业将继续带动传统行业，信息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消费也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范畴。和数十年前相比，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中国百姓越来越讲究生活品质，把大笔钱花在购买住房、买车、旅游、教育投资和健康上。消费已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并将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与革新。
中国城镇化已超过50%，农民在收入、职业、居住环境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变成了市民、工人或商人，有了更好的收入、教育和居住条件。另外,城镇化也带动了第二、三产业，拉动了消费。中国城镇化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为推动城镇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如推动户籍和土地改革，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将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并对扩大内需，为实现经济转型起到重要推动力。
经济转型的难题主要包括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变化以及创新不足。近年来，中国在研发、自主创新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一些行业中国企业还处于高技术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缺少核心技术，许多中国企业仍未摆脱低附加值和低利润状况。在全球性产业技术替代过程中，传统企业如果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创新就会举步维艰。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不仅是发明创造，也包括富有创造性、更加灵活的思路和不断提升的服务水平。中国还应该为外部政治、经济和贸易局势变化做好准备。
宋宇（高盛/高华首席经济学家）：转型的难点在于多方面，首先在于抵抗变化的“利益集团”。然而，所谓“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是“权贵集团”。例如，出租司机对于专车软件的态度。在改革时，就需要从社会稳定等角度来统筹布局，要考虑到新模式与旧模式相关人员的兼容与保障。
其次，中国现在需要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闹，而是需要大规模的改革，因此顶层设计一定要“顶层”，不要进入设计过于具体的误区。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难题主要包括稳增长与调结构、防风险之间的短期权衡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去产能去杠杆推进过快会导致经济快速下滑，经济中的一些问题会提前爆发；但如果推迟处理这些问题，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把握两方面之间的平衡需要很高的技巧。
赵扬（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应该注意到，转型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首先，政府应该如何从经济中逐步理性退出？这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化的改革以及在诸多领域进一步放松管制。这势必触动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其次，如何避免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风险？这主要包括如何应对结构性的失业和金融风险。再次，如何平衡市场化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市场化改革几乎一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如何通过财政和福利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同时避免对经济激励的伤害，将是政府要面对的问题。
【问题八】实现“十三五”增长目标须解决哪些问题？
辜学武（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给十三五规划定下的任务是“三个确保”：“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胜利实现，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三个确保”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就要在中国消灭贫困，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中国必须找到一条道路让还处于贫困线以下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确保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就意味着，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推动国企改革方面，必须将针对政府权限的“正面清单”和针对企业发展空间的“负面清单”彻底机制化，以极大限度地释放制度改革红利，让官员敢于作为，让企业勇于经营，为未来5年的发展打下制度性基础；“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意味着政府必须下大力气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创造出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让粗犷型低附加值的生产方式和企业有序退出市场，让工艺和环保质量优良、附加值高的企业成为各个行业的主打企业。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公布的改革目标，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赵扬（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尚不知道“十三五”的增长目标是多少。政府有可能小幅下调增速目标。但无论增速目标设在什么水平，“十三五”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包括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将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在合理范围、改革金融体制以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
赛义德·加富罗夫（俄罗斯学者）：对任何国家来说，长期保持7%的经济增速都是过于自负的目标，但对中国来说却不是。相反，政府必须解释为什么要把此前超过10%的增速降下来。
当然，减速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转换发展模式的副作用——从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出口转向刺激内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稳定，从而为消费提供了支撑”。此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高于上年。通胀水平也没有提高：2015年通胀率预计为1.5%，2014年为2%。在这个好消息的另一面也有问题：尽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但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强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未跻身世界前80位。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仍有近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新战略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问题九】新五年规划对中国金融业的展望？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未来五年，中国在金融规划方面可进一步完善汇率机制改革和基本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大力发展直接金融，尤其是债券市场；继续完善金融监管机制，防范金融风险。
赵扬（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金融改革重点需要解决融资结构不合理、中小企业以及大部分私人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首先，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规划，金融改革将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展股票、债券、期货、私募基金等多种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其次，资本账户将进一步有序开放。第三，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重点要解决现在利率在国有企业和私有部门之间不平等的双轨制问题。第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中国金融改革和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水到渠成的结果之一。
宋宇（高盛/高华首席经济学家）：对于未来五年中国金融市场的期待包括，一是把金融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开，比如银行的审批；二是决策层进一步完善金融法规并尊重市场规则；三是能有更活跃、更丰富、更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四是更合理的顶层设计。
斯蒂芬·罗奇（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与多数发达经济体——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通过将政策利率削减至零而用光了它们所有的常规货币政策弹药——不同，中国有充足的货币刺激政策储备来应对周期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扩张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银行的战术决定也不是没有潜在风险的——特别是，因为在中国试图使自己远离债务密集性增长时调低利率，进一步推动借贷的增加。一个重要的挑战将是避免不断升级的信用风险，这可能会破坏改革和再平衡进程。
从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就知道结构变革与经济周期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如今，随着最近的货币宽松政策的出台，中国似乎在明确自己的底线从而防止经济增长的过度下滑。这表明，他们现在把周期性的破坏视为该国长期的结构改革计划的真正威胁。如果这种担心继续下去，预计还会实施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政策。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人民币似乎正在朝着成为一种全球货币的道路上势不可挡地前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欢迎人民币的崛起。其发展道路与银行业和其它领域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这种改革将使中国经济变得对市场更有利。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将为从银行到保险公司等外国企业创造机会。在汇率更加灵活的情况下，中国将不再积累巨额外汇储备，减少其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问题十】未来五年中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
赵扬（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维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大约每年增长5%-6%。只要经济增速维持在5%左右，消费增长将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维持5%左右的增速？进一步投资的领域在哪里？过去十几年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作为终端需求的投资增长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未来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带来对新经济增长点的持续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依靠政府即可有效组织。但对新经济增长的探索，则只能依赖市场，依靠企业家和技术人才。政府要做的是制度建设，主要是相关的市场、法律制度的建设。
宋宇（高盛/高华首席经济学家）：“中等收入陷阱”就好比“青春期的感冒”，其实就是感冒而已。应对策略就是要持续保持经济发展动力，一定要坚持改革，让市场充分竞争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同时配以宏观合理的监管框架。
利维奥·里贝罗（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学家）：此前的增长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回到以前，改革也许更加容易，只要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降低成本（包括劳动力、能源和环境）就能取得“飞跃式”的发展，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那个时代已经终结，现在是开始经济转型的时候了。
其实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不能，但是大家都认可的是，另一轮生产力的扩大是关键。也就是说，中国需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这也与经济转型密切相关，推动服务行业、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研发，这样才能提高中国的生产力。最好的转变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出现这一“陷阱”，中国将再次变革才能继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辜学武（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十三五”的任务应是让中国更上一层楼，通过深化改革，让中国经济近一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生活富裕的工业国家迈进。中国必须注意到，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真正完成了这个跨越的不过20多个，大部分在西欧和北美，在亚洲也只有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大中华圈的香港和台湾而已。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永不再掉下来，才是真正的富裕国家。许多国家掉进陷阱以后再也没能爬出来，无非是“后发优势”耗尽之前没有及时改变自己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依然处于生产链的低端环节，拿不出自己的独特产品，只能步人后尘或“山寨”高端产品。因此，要想进入高端，途径只有一个，这就是生产出别人还不能生产的东西并尽可能地保持自己产品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用德国人的话来讲就是“独特地位之特征”，就像美国的iPhone手机和德国的精密仪器一样。某一产品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所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利润和投资回报就越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加大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力度，倒逼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使中国涌现出越来越多拥有自己“独特地位之特征”产品的企业，不仅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障。
穆内内·马查里亚（肯尼亚中国问题专家）：中国目前在社会层面已经正在经历某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减少这一现象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需要注意富裕阶层为追求个人享受而忽视公共义务的趋势。鉴于中国有能力让更多人摆脱贫困，越来越多的人不会仅仅满足于基本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应不断扩大内需，加强创新，扩大出口，带动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发展。
亚西尔·贾德·阿拉（埃及赫勒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席）：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安于现状，而是要加大改革力度，不断打破体制障碍，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科技创新。
【问题十一】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创新规划路径？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本土的自主创新需要配套的政策辅助。如何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鼓励和支持创新的社会？如何为此找到一些政策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在下一个五年规划中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对此，我有四点主张：
第一，改革金融体系，使得金融资本的分配不再根据所有制来制定标准。政策不能再偏向照顾国有企业。改革后的金融体制应该是，不论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只要能创新，金融制度就应该支持它。
第二，改革税收制度，减轻创新企业的税收负担。比如，如果有公司大力倡导并推进绿色经济，政策应在税收方面给予其优惠。
第三，中国教育制度要向创新的方向发展。大学生毕业后不能学以致用，动手能力差，不具备创新技能，这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步伐。我们需要考虑保留一些高等技术专业学校，要保护和支持好创新技能。
第四，中国社会和外部社会的信息交往要越走越宽，使得中国社会不会在信息社会发展中落后。
从模仿走向创新、创造，需要的不止五年，而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日本当年从明治维新时期变革到今天，所以中国也应在鼓励创新的道路上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问题十二】未来五年中国生态环境会改善吗？
亚西尔·贾德·阿拉（埃及赫勒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席）：这需要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大量淘汰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落后产业，努力发展科技含量高、污染少、耗能少的新兴产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统一。
贝丽亚·玛利亚（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政府有很强的解决和处理难题的能力，所以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中国一些大城市在出现严重空气污染后，一般是通过暂时关闭工厂和汽车限行等方式缓解污染问题。但当这些措施停止后，污染问题又会出现。所以我的建议是，要在工业生产、汽车使用和环保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得污染问题可以得到长期解决。
辜学武（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德国在环保方面也是走过弯路的国家，“先发展，后治理”这个模式对德国人来讲也不陌生，否则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当年也不会为如何让鲁尔区的天空重现蓝天而绞尽脑汁。上世纪80年代初，德国绿党在政坛的兴起实际上就是社会对国家环保失误的抗议。不过，德国在意识到发展与环保可以同时推进时，迅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这就是德国“三位一体”的环保战略：通过技术创新来同时解决发展的要求和环保的诉求；通过征收高燃料税同时抑制能耗冲动和获取环境治理资金；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和个人降低能源消费同时培育民众的环保意识。由于富裕程度相对较高，德国的人均能耗远远高于中国，但德国能源浪费现象几乎为零。通过限制能源浪费以保护环境的做法或许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
尼古拉斯·斯特姆（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英国上议院议员）：中国的经济转型对于其长期繁荣来说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这也是减轻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重要一步。
除了更加严格地限制煤炭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即将到来的十三五规划将包括增加研发投资的内容。在这一政策组合下，中国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见顶，即使经济仍以4％－5％的速度增长。煤炭消费有望在2025年见顶。
这些目标或许显得雄心勃勃，但它们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都做出了郑重承诺，中国能够提前完成清洁能源计划目标。
【问题十三】对中国推进下一个五年规划还有哪些建议？
辜学武（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我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不是行业发展，而是结构优化。我并不担忧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整体科技事业的发展，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既定国策，必然会带动中国金融产业和国际的接轨，从而倒逼金融业的市场化和规范化，科技行业的发展随着投入的急剧增加必定会有一个较大的飞跃。不过，如果科技成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或者说形成独特的产品，再多的专利和论文也无法带动中国总体的发展。所以，优化中国的市场结构，让科学技术这个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无障碍地融入企业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去，这才是最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必定要消除市场垄断。因此，为了带动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必须对国企进行第二次改革。如果说第一次国企改革是以提高国企生产效率为主的话，那么第二次国企改革应以消除国企垄断为主，更多地让市场来主导生产要素的配置，从而降低资源浪费和生产成本，提高整个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效率。
穆内内·马查里亚（肯尼亚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应意识到，其全球经济引擎的地位依赖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不断增长。因此，中国的发展与包括非洲大陆在内的所有地区都是息息相关的。
亚西尔·贾德·阿拉（埃及赫勒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席）：未来五年中国应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多人享受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和谐；中国还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加深与世界各国的深度合作，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快发展。（部分学者观点摘自俄罗斯《观点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等媒体）（《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洋 赵炎 陈威华 张滨阳 唐璐 丁小溪 赵熙 马岩 伍海燕 邓媛 崇珅 有之忻 发自柏林、里约热内卢、伦敦、孟买、内罗毕、约翰内斯堡、开罗、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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