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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到学校后，刘宇、赵民、孙斌看似“若无其事”的背后，事件阴影也在悄悄滋长。工读学校负责人周红说，三人来到学校后，与这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施行全军事化管理。他们受到了老师的特别留意，三人想得最多、问得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可以回去上学?”
来到工读学校第二天，三人上了一堂法律课，当老师讲到犯罪中的“强迫”，稍微涉及了一点“未成年犯罪”。下课后，最小的孙斌在操场上哭了起来，他告诉周红，“我们做那个事，好像是不对的。”
周红发现，三个孩子来了后，都不喜欢说话。“大孩子”刘宇总是发呆，报数总是报错，“总是要慢一拍，心不在焉。”这种情况在其他孩子发现三人杀了老师，讲他们是“杀人犯”后，变得更加明显了。三个人听到了“不反驳，不争不吵，但心里肯定烦，不好过。”
后来，学校组织了一堂心理课，三个少年站在讲台上，讲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的想法。周红说，他们都忏悔了。刘宇提到，“自己错了，心里难受，今后要改过。”
周红介绍，自2003年创办以来，与政府合作办学的邵阳市工读学校共接收了3000多名“不良少年”，“有四起是因为不到14岁杀了人，被政府送来的。”虽然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正途，但也有人走上了不好的极端。
“出去后，是随波逐流，还是洗心革面，很难说。确定的是，单单靠一个学校，花个半年一年的时间来教育，肯定不行。”周红担忧，这些“走在犯罪边缘的孩子”，出去后会再入歧途。
“断了线的风筝，如果就这样回到社会上，又能飘到什么地方去呢?”
责编：朱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