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 DIBIASIO:非常感谢赖总。Reuben JEFFRY III是洛克菲勒的总裁,您的刚才五位同行讲了很多您见证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美国也经历了许多危机,所以有哪些最基本的错误不应该犯?另外在监管方面,比如说我们讲自己都有自己的手机了可以拿一个APP做投资,听起来很好,但是也很吓人,所以我们如何不阻碍创新,阻碍发展的同时能支持实体经济的支持,以及不要出现过度创新?
Reuben JEFFRY III:非常荣幸代表洛克菲勒金融公司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今天的发言人嘉宾都是中国资产管理大时代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所设计的话题在美国,我们在15年前也有所谈及。如果15年前,在中国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论坛,这样的话题也不会有人去讲。 刚才张总讲到了资产和财富的增长,全球过去25到40年间的情况。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西方50年代,到70年代,到中国、到亚洲,在这个时期是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时代,当然有一些起起落落,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看到社会财富极大的增长,使得人们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进入到中产阶级的层次。并且同时开始思考如何为未来去储蓄,他们现在有资产了,他们需要以一种负责任的,有效的方式对自己的资产进行投资,并且满足社会长期的需求。 的确,在中国如果看所涉及到的数据,有一个咨询公司讲到,在2000年,中国大概有50万亿人民币资产,而今天到了120万亿。5、6年后预计可能会达到250亿到260亿元人民币,这是令人喘不上气的数字。吴委员和其他各位老总,我们共同思考这个问题,如何鼓励和支持资产管理行业负责任的增长?我们如何代表投资者去做这些事情?如何满足他们长期的投资个性化的需求?无论是现金还是其他的资产,并且考虑到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如果看到30年代大萧条的时期,当时美国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健的监管体系,的确,就是尽力在我们吸取教训的基础之上。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信息的披露、透明,建立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以及对于责任,当出现问题时候的问责都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货币市场基金现在在中国是爆炸式的增长,但是这在70年代中期还不存在。它如何产生?那个时候发现在美国你可以去银行,你可以去存款,但是你把这个钱再拿回来,储蓄性的投资,是非常安全的投资,是你需要付一定费用的,这时候银行想到了我们可以申请一个基金,跟证监委申请牌照,这样的概念就是储蓄性的基金,把它作为和银行储蓄竞争的一个产品,这就是当时基金的起源,在80年代、90年代迅速增长。储户看到了它的很强的流动性,同时非常安全,它是一种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货币市场基金。 但是一个前提是对货币市场管理非常严格的,它的严格程度不亚于IPO或者企业上市方面的规定。
Jame DIBIASIO:关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想说两句,货币市场资金投资于何方?有的是商业债券和短期的证券化产品,或者是银行把证券打包作为抵押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本身这个产品就存在,这是美国长期发展金融体系复杂性的一个结果。但是资本市场有一些限制不能使资本在投资者和存款者之间自由流动。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美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比较自由,使得其他市场资金能够流入货币市场进行支持。这一切也是三、四十年内才出现的。中国就需要有一个机制保护投资者能够长期为社会服务,同时允许创新、允许发展,以及资本市场不同的细分市场,不同的投资者之间要进行联系。中国债券市场也有很大的发展。王总提到了关于QFII,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问一下吴晓灵女士,很多信托理财产品已经出现,人们就有希望,说理财产品总会偿付,如果有问题出现怎么偿付投资者?有的投资者投资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相关的风险。大资管时代我们允许其他的从业者也参与这个行业,我们怎么样确保未来的产品没有不顾风险的考虑,给大家一些希望。
吴晓灵:这是大资管市场的一个门槛,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资管市场难以健康发展,最后就是存款。大资管市场是别人替你管市场,你是风险第一承担人,是不能保本保息的,保本保息的产品就是存款。所以如果要想解决或明或暗的刚性兑付的问题,第一你要明确你这个产品的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全权委托关系,管理人只是对他的诚信、尽职负责,不对收益和本金负责,你是风险的第一承担人。
第二个,既然是有风险的产品应该把这个产品卖给适当的客户,要有信息的充分披露。我们国家现在在资管市场上,包括一些信托产品、理财产品出现风险之后,都货明货暗给刚性兑付了,我认为这是中国金融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没有风险承担就没有金融业,那只是一个财政。而且金融业主要是风险定价,没有风险的暴露,哪来的风险概率,哪来的风险定价?所以打破理财产品和各种债券和股票的刚才形成对付是中国金融健康发展的起点。 如果想保本保息就到银行存款,你要承担的是银行倒闭的风险。我们现在要推出银行保险制度,如果我们不在法律关系上不统一认识,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产品卖给适当的客户,刚性兑付就打破不了。 还有一个,刚才赖总说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普惠金融,让众多小投资人都能够介入到了理财资产管理当中来。我认为在互联网理财上,最大的问题是在考虑到客户的体验同时,怎么样解决把你的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客户,要做客户的分辨。
还有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更公开、透明的在短时间之内把产品的信息披露出来。我们现在有很多产品鼠标一点产品就卖出去了,但是这个产品构架和风险都没有看,这样怎么样对风险承担最后的责任呢?所以监管当局,银监会要求卖的理财产品面签,而且要录像,要录音,把风险提示要抄一遍,其实就是要让你了解风险。非常可惜就是这样的要求,很多投资人自己都在那儿做过场没有认真的去看。我们的银行和一些金融机构在销售这些产品的时候有很多误导,所以一出了风险金融机构没有勇气跟客户打官司。即怕丢了自己的声誉也是自己工作中有瑕疵。所以您提的问题非常重要。
Jame DIBIASIO:还有一点点时间提问。
问:我的问题是问Reuben JEFFRY III先生的,从投资保护角度来讲人们总是提到学习西方的透明度等问题。理财管理者进行产品营销的时候,他们是要求披露这个产品的条件和费用,但是法律不要求披露的是一些其他的信息。我知道英国FIC在做一些尝试,关于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人士有很多产品,他们出售给大机构的时候价格会定价更低,高净值出售价格更高,这是有一些歧视的。就是关于定价透明度的问题。
Reuben JEFFRY III:定价是行业最重要的一部分之一,它对于每个投资者都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价格点也就是说卖家每赚一分钱,你作为投资者回报减少了一点。关于费用是需要进行披露的,但是哪些是通过文本的形式呈现的?还是有赖于不同的产品?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理解对于产品的销售者来说,他的经济效益是怎么样的?作为投资者你要考虑你的卖家的经济效益是什么情况。要考虑他们的手续费,他们自己是怎么从这个产品中赚钱的?这个问题也是投资者自己需要考虑的,这个信息也需要进行披露。
问:我是腾讯财经记者,去年国十条出台以后对海外投资放宽了政策,我们也看到很多资金投向海外,您怎么评监海外投资的风险,PSCC有什么打算?
王银成:我相信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战略选择,现在行业内确实有一些机构已经走向海外,我坚信他们的管理能力和战略眼光。特别是在伦敦和纽约有的机构拿到了很好的楼盘,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他们本身是一种很稳定的收益。海外市场资金利息比较低,他们可以采取融资的办法,况且那些楼盘很成熟,有很稳定的租金收入。其实也还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和选择。 当然,我也觉得也不能完全按照中国房地产价格这种现状和发展的趋势去同样的看待海外市场。日本大概在90年代前后大量的在曼哈顿投资,大时候一半曼哈顿被时候买走了,后来大量的退回来。所以我觉得海外投资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风险判断。 PSCC在全球化战略中恐怕资产配置也在逐步的尝试,但是不是我们主要的价值取向,我们未来也会在全球化战略中,通过我们的专业能力,特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型机构,给他们提供一些风险保障。
问:今天我听到了创新,听到了监管,监管总是没有办法跟创新抗衡,在中国怎么样有适当的监管,能够了解人性,能够了解金融机构,使得金融机构能够避免在其他市场上出现不必要的创新风险?
吴晓灵:创新和监管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但是我想要把握一点,我们任何的一个创新都应该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创新不是为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多销售什么来创新。在这个时候,既然是顺应了实体经济的需要,那么为它设计的产品,信息的透明和把一个适当的产品卖给一个适当的客户,把握这两点以后,我认为在你的创新中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你的创新只是从自己的盈利出发,而用了很多很复杂的结构,让投资者都难以理解的结构,就难以让他来自己控制风险,最后会酿成新的风险。 所以对于监管当局来说,只要是能够顺应社会需要的、透明的产品,能够改进客户的服务的产品,监管当局是容忍的。而那些对观众,为了自身利益对公众有各种误导的产品,我认为今后是有害的。
Jame DIBIASIO:大家为各位专家鼓掌,会议开的非常成功,谢谢所有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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