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额头留弹痕:特务连同批战士只剩我一个

　　平谷抗战老兵杨润田接受记者采访回忆往昔。京华时报记者赵思衡摄杨润田额头上弹片形成的小坑仍清晰可见。

　　老兵档案

　　姓名：杨润田

　　年龄：92岁

　　住址：平谷区

　　夏各庄镇

　　20岁亲历日军暴行

　　我叫杨润田，北京平谷人，1923年2月2日出生，今年92岁。1944年，参加八路军，成为13团分区特务连战士，整个抗战中，参加大小战斗无数。那时我们连队有172人，我是当时连里最小的一名战士。

　　我20岁那年，就是1943年12月22日，我清楚记得那是农历腊月廿八，日伪军怀疑通讯线路被安固村民破坏，把200余村民赶到老爷庙，手持刺刀逼着所有人把衣服脱光，不脱就用刺刀挑。

　　不仅如此，他们还命令警备队从井里打水往村民身上泼，连续泼了8小时之久。数九寒天，地上的水都结成了厚厚的冰，村民们受不了折磨，有2人当场冻死，50多人昏死过去。人群中的我幸存下来，当晚敌人走后，我光着身子回到家中，这股仇恨使我萌生了打鬼子的念头。

　　1944年2月，我悄悄地投奔了八路军，成为13团分区特务连战士，开始了我的戎马一生。1944年从驻地峪口转战河北省香河，攻下香河县城，后参加平、三、蓟地区抗击日寇战斗。特务连当时在部队担任有重大角色，主要负责打前站，因此我们配发的武器在当时也是很“横”的，整个连队有三架重机枪，8把“歪把子”，小米加步枪人手一把。

　　讲述·老兵

　　额头至今留有弹痕

　　在那个年代，大家年纪都小，但没有一个人怕死，战友们都勇敢往前冲。

　　我在一次战役中额头被炮弹打中，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受伤，只是觉得好困。身边一个战友跟我说，“组长，你脸上挂花了。”我说，“没有啊，只是困了而已。”他说，“你擦擦你的眼睛。”我这时一抹眼睛，手上都是血，眼睛已经被血给蒙上了一层。如今我的额头中间位置仍能够看到有个凹进去的小坑。

　　我入伍那年连队有172人，最后我们那一批就只剩下我一人活下来了，其他人都相继牺牲了。“新兵怕炮，老兵怕号。”老兵听到号令的任务都得上，明知道去了会死也要去，我们经常打了三天三夜都没停下来。1945年北辛庄战斗异常激烈，我和二班长负责投弹，我们接过战友送上的打开保险的手榴弹，一手两只，猛烈投向日军阵地，消灭日军20多名。

　　抗战胜利前的一个夏天，我部负责攻打伪军团部时，遇到顽强抵抗，当敌军逃至黄河边时，恰逢河水暴涨，我军追到，迫使敌军全部缴械投降。胜利后，战友们高兴得欢歌笑语，一群人抱在一起唱歌、跳舞，甚至有战友兴奋得在地上滚来滚去。

　　讲述·爱人

　　小时曾遭日军毒打

　　杨崔氏：我叫杨崔氏，是杨润田的老伴，1932年4月24日出生，今年83岁，是一名农村妇女，但我身上也有一段和抗战有关的故事。

　　1944年，杨润田当兵那年，我才刚刚14岁时，我俩还未相识，但我们那时都对日本兵恨之入骨。那一年，八路军某团进驻平谷县赵各庄村，准备过端午节，消息被奸细知道后秘密告诉了日军。之后日军将村庄包围，团长率部队抵抗，带部分群众冲出包围，部分村民被日军俘获。那时，日寇对群众百般拷打，追问八路军去向和武器下落。我清晰记得，那时日寇将我的小侄子从炕上拽下摁倒在地，放狼狗咬他的头部，威胁家人供出八路军下落。

　　当时我和嫂子冲上前保护他，遭到日军毒打，那时日寇拿着枪托直接打我，我那时挨了几个枪托，我的嫂子也惨遭恶行，当时她被日军用刺刀扎烂臀部，小腿部被刺穿。后来我们俩逃跑，躲进家中的大缸内才最终躲过劫难。

　　我俩相差9岁，那年结婚，我17岁，他26岁。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如今相处也有60年了。

　　讲述·女儿

　　学习父亲为人耿直

　　杨金英：我叫杨金英，1959年出生，今年56岁，是杨润田的二女儿，从小听着父亲抗战的故事长大，父亲在我小时候或多或少会提起他当年的事情，我们也多少能帮他记得一些。

　　他现在年纪大了，很多当年的细节都记不住了，只记得父亲那时老跟我们说，对日本人可气愤了，他们那时打仗打得挺狠的，他当兵最崇拜的就是他们连长，一路跟着连长上刀山下火海。有一次他们攻打日伪军一直没攻下来，其间连长被日伪军打死了，当时我父亲并没有害怕而选择逃跑，而是一气之下冲上前把敌人的头砍下来，那时敌人吓得跑掉了。听到这一段，我们在场的小孩都会鼓掌，为父亲的勇猛而自豪，我们也很庆幸父亲最终能活下来，很佩服他的勇气。

　　父亲退伍后当过护林员，看山9年，也在大队当过治保员，负责长期管理队里的庄稼，顺便贴补家用。我父亲为人耿直，脾气不好，有时仍有当年打仗的杀气，为人处世不怕得罪人，客观公正，对事不对人，有话直说，因此也容易得罪人。我们这一代的性格潜移默化也被他影响到，有需要帮忙的人我们姐妹也会出手帮忙，看见别人有什么困难都会挺身而出。

　　京华时报记者潘珊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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