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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志平请人从侧面拍了张照片——不错，背还算直。然后，他撂下电话和待签的文件，站了一个半小时军姿——还行，站得住。
将军领队受阅的命令抵达第14集团军的4月10日当晚，副军长邓志平在给自己做了两项小测试之后决定：上。
“刚开始有顾虑，不知身体能否受得了，也担心夫人不同意。”接下来，邓志平用两句话说服了妻子——第一，将军也是战士，战士能去的地方我们就能去；第二，既然是战士，训练与作战需要付出汗水甚至生命，不愿、不敢付出的话，就不配当将军。
5月22日凌晨，邓志平和他的方队一起进入阅兵训练基地。第二天是他的52岁生日。一大早，为将军领队们特设的强化训练开训。
9月3日胜利日阅兵中，将军们将率领徒步和装备方队通过天安门，空中梯队也有多名将军执驾长机。“阅兵首次由将军担任领队，体现我军高级指挥员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责任担当和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良好形象。”阅兵联合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将军领队50多人，平均年龄53岁，最大的58岁，都是担任现职的中将、少将。训练他们的主教官一人，33岁——军衔：上尉。
这位让将军们头疼的上尉叫冯开春。“有的首长怎么稳不住？”“刚刚吃过饭，踢腿怎么没力气？”这些都是他的口头禅。他甚至会直接点名：“14军的邓副军长，请把腿抬高点！”
“我好歹是个将军，面子往哪搁？我们集团军的面子又往哪搁？”下了训练场，邓志平找到冯上尉，“您的批评能不能委婉一点？”
然而，此后训练的严格程度与批评的直接程度，并未有所降低。在阅兵联合指挥部的要求下，原计划每周5天、每天5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增加至每周52个小时。
“将军们几十年习惯了的摆臂、走路姿势纠正起来不容易。他们不仅普遍年龄偏大，多人还有伤痛。”冯开春告诉记者。
“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方队领队、第54集团军副军长夏俊友少将膝盖有伤，“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领队、第21集团军副军长周建国少将患高血压，武警部队抗战英模方队领队、武警北京总队副政委苟春燕少将心肺肥大，正处于从工作了30多年的西藏调入内地后的身体调整期。
邓志平的脚痛也发作了。一年前的云南鲁甸地震，他作为鲁甸责任区指挥长率部连夜赶赴震中，在飞石与暴雨中徒步急行军20多公里，脚痛得钻心。拍片子一看，脚后跟藏了一根鹰嘴一样的骨刺。
如果早一点想起医生的建议——“减少运动量”，邓志平也许就不会来阅兵训练场了。他找到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每次训练开始之前，拿尖锐物品狠狠地刺痛脚后跟，直到麻木。这样一来，至少能挺两个小时。
40天强化训练结束，邓志平体重下降7公斤，腰围减了12厘米。阅兵联合指挥部的总结中这样写道：“他强忍右脚跟长骨刺的病痛投入紧张的领队训练，经常腿疼得上不了楼梯仍不下火线，付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艰苦努力，阅兵动作进步很大。”
往14集团军组建的“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前面一站，平时分管集团军作战、训练与装备工作的邓志平已经是一名动作标准的领队，并在久违的队列训练中印证了自己对军事技能的理解——
“任何一项军事技能，只有通过上万次的训练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神枪手、神炮手无不如此。杨利伟太空飞行中沉着、熟练操作飞船，也是上万次训练的结果。我们能在阅兵场上把一个动作重复练到极致，就能在其他的军事训练中达到最高标准。”
对于将军领队们来说，阅兵训练也是与基层官兵一连数月同训练、同吃住的难得机会。“我更加了解战士们的生活和想法了。”邓志平会在训练间隙与年轻的战士们聊天，为炊事班示范怎么炒出正宗的四川回锅肉。
官兵一致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一大批将领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壮烈殉国。
“将军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兵。”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刘庚群少将认为，从俄语翻译而来的“司令”在中国被称为“司令员”，体现的正是这一理念：高级指挥官与战斗员、炊事员一样，都是军队的普通一员。
在他所率领的反舰导弹方队中，战士们甚至会就部队某些不合理的管理方式向他直言不讳地抱怨。
“共同受阅密切了官兵关系，有利于未来战场上的融合度。”刘庚群说。
阅兵训练基地所在的北京南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中国军队在南口地区与以飞机、坦克、大炮武装的强敌连续血战20多天，迟滞了日军西进南下的计划。
“战争是军事实力的对抗，也是军人血性的较量。”作为另一场距今天更近的战争的亲历者，邓志平认为，将军与士兵在阅兵场上共同磨炼意志，本身就是战斗力的组成部分。
这次受阅的多名将军有作战经历。上个世纪80年代，邓志平先后两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二等战功、三等战功各一次。
“我们相信，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能在阅兵场上当先锋、打胜仗，也能在战场上带领官兵冲在前、打胜仗。”王舜说。
责编：朱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