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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务员辞职的话题近期倍受各界关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福建、广东、江苏、安徽等地采访调研，发现2014年以来，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未到大规模成“潮”的程度。
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增多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上公务员队伍未现明显变化。
江苏省公务员局负责人说，从统计数据看，江苏目前没有出现所谓的“离职潮”；省级部门未发现公务员辞职大幅增加。
个别地区、个别单位确实出现部分公务员辞职现象，但基本属于正常人员流动范畴。
“现在的辞职现象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本世纪初的公务员‘辞职潮’相比，远不能等量齐观。”
厦门市公务员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14年至今，在该局所管理的政府机构编制内公务员还未出现主动提出辞职的情况。近5年来厦门市公务员流动没有出现异常，只有极少数人提出辞职，主要是年轻的、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有的辞职回家“接班”管理家族企业，有的因家属在国外而辞职。
2014年初，安徽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主任周大跃、合肥市新站区领导等人辞职引起社会关注，不过当地受访干部表示，合肥、安庆等地短时期内出现多名干部辞职只是巧合。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工作机会多，辞职公务员人数也多一些。深圳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处主任科员梁文浩说，去年深圳市公务员辞职数量超过100人，但在该市4.6万名公务员队伍中所占比例不高。
总体上，男性公务员辞职比女性多。
记者从北京市委组织部、人力社保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北京并未出现大规模辞职潮，但相比过去几年，45岁以下年轻处级干部离职数量有所增加，有离职意向的年轻公务员比例也有所增长。 北京市一个区统计，过去5年来，该区30岁以下公务员流失了300人。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公务员离职情况逐渐增多，目前干部队伍有一定心理压力。 2014年该区10个处级干部去了私企、国企，最近还有一些干部也提出辞职申请。“走的都是比较年轻、高学历的人。老同志没那么多想法，企业也不需要。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与此同时，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意愿有所下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孟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动力在下降。
另据统计，2015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人数为2.2万人，共有140.9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比上一年减少11.5万，报录比为64:1。这一比例和2011年的133.7:1、2012年的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相比，呈持续下降趋势。
离职公务员三大类型
孟华认为，公众之所以关注公务员辞职现象，首先在于我国“官文化”根深蒂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走上仕途是首选。所以，公务员辞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次，随着反腐持续深入，整个政治风气的变化对一些干部产生压力，而公众也期望有公务员在压力之下选择辞职，因而对个别公务员辞职现象加以放大。
安徽南翔集团董事长余渐富认为，公务员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金饭碗，优秀人才争相扎堆想挤进公务员队伍，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人才流动的误区之一。如果80%的人都想去当公务员，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事实上企业也很需要优秀人才，现在出现的干部跳槽现象有助于打破人才结构性失衡。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离职的公务员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一是“身心俱疲型”。
以安庆市大观区辞职的4名干部为例，据当地干部介绍，这4名干部申请离职原因都是个人或家人健康问题。区委书记何谦患有抑郁症，长期失眠；大观区花亭街道党工委书记檀浩也患有抑郁症；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强患高血压和胃病；临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何琳的丈夫因车祸瘫痪，需长期照顾。
二是“急流勇退型”。
江苏一位县级市开发区主任从事经济工作数十年，2014年辞职到企业工作。他对记者说：“辞职换安心。像我这样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谁能保证前些年没有帮助别人搞先批后建？谁能保证引进的企业环评都过关？谁能保证开发区建设之初没有点征地纠纷？现在到企业工作，之前的违规违法也能一笔勾销了。”
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周大跃辞职去企业也被当地干部认为是一种“急流勇退”。合肥市一位领导说，副秘书长也算是重要的领导岗位，走出这一步需要很大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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