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官本位”
关成华毕业于北大，担任过北大团委书记、北京市团委书记。业内认为，他如果留在官场，顺利的话很可能会被提拔，“成为下一个孙政才”。孙政才2001年曾担任过顺义区委书记，后升任为北京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12年后，在十八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关成华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做学问，当个最出色的大学教授。他退出官场被很多人视为一种遗憾，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官场的吸引力过于强大，对中国决不是什么好事。
事实上，在这批辞职官员中不乏关成华式的优秀人才。
41岁的陈伟才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年3月，时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的陈伟才，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参加两会，在全国11名公安系统人大代表中，陈伟才是唯一连任的代表。
去年辞职的广州南沙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有过一段“千里走单骑”的轶事。
他在担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时，因同事签证延误，曾独自一人赴美，带着200多斤资料在美举办招商大会，其间布置展板、会务、主持、宣讲，全部独立完成。此举一度成为广州市招商引资的一段佳话。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体制内的人才曾多次集中“溢出”流向市场，并形成了几次官员下海的浪潮。
1986年初，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官职，承包了一片山地，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在这次下海潮中，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的“下海”者，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拨人比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无论在学历、经验、官位上，都高出不少。
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冯仑、郭凡生、陈东升、田源、王运正、毛振华等，他们今天都成了市场弄潮儿。
第三次出现在2000年以后。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与前两次不同的，这批“下海”的官员大多身居要职，而且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下海”的方式也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代表人物包括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林佩云，江苏东台市原市长王小平、上海虹口区原区长程光、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等。他们中大部分人辞职后都步入企业高管行列，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创业。
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一直在关注官员辞职现象。他撰文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35年的进程中，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
他写道：“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量计划体制内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为新一轮官员下海创造条件;此外，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再次诱发了第三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
唐志军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某种程度上，不是市场化了，不是放权分权了，而是官僚化和政府对资源、对社会的进一步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十多年中国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热、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无限向往和权力腐败。”他说。
“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表示，“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在政府工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唐志军认为，这两年官员辞职现象增多，与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强调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这些如能切实落实，都将有利于人员的双向流动。”唐志军说，而官员“下海”潮也有助于催生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的还有辞职官员本人。
“走出体制后，我才真正发现自己的价值。在体制内，评价尺度永远只有一个：领导。领导的评价足够左右你今后的人生。”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对我的评价尺度不单纯只有是领导，而是整个社会。在这样的评价尺度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价值。”
责编：侯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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