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仕途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采访梳理后发现，这批体制出走者在行政级别、地域和去向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以副处级、处级官员居多，大多在35岁左右;主要来自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和北京等地;绝大部分的去向都是商界，具体行业则是五花八门，既有汽车、房地产、酿酒等实体经济，也有金融业、互联网等虚拟经济，但多数都与之前从政时主管的业务有关。
比如，有报道称，近几年从广州市城建系统辞职的8名官员，除1人跳槽到建筑行业外，其余7人全部选择到房地产企业落脚，业务联系非常明显。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辞职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辞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话题，在每一位辞职官员背后，或许都有他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比如仕途、收入、志向，甚至对子女的培养，很难笼统地归咎于某项政策。
尽管如此，舆论仍认为，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并且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他认为，所有迹象表明，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2014年8月，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44岁的刘燕，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奇迹”：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6岁被任命为南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成为南山区最年轻的区委常委;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当地媒体报道称，刘燕辞职的理由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刘燕辞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她是一名裸官。她告诉新华社记者，她丈夫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移民，1998年回国，他们于同年底结婚。也就是说，婚前，刘燕的丈夫已经是外籍人士。
仕途受阻，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最后最多到副厅，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就辞职原因而言，廖曜中无疑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另类。
曾任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他，2011年10月与时任司法局局长在“进干部”人选上产生分歧，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并最终导致他结束了25年的公职生涯，在2013年12月辞职。
事隔多年后，廖曜中谈起此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当时我觉得很窝囊。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窝囊的人?人生几何?总是这么窝囊、委屈地活着，有什么意义?他压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个男人，必须站出来，冲冠一怒!”
但就是因为他这“冲冠一怒”，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他，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组织部想调他到衡阳贸促会，廖曜中不愿意，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你这种性格，人家谁敢要你?”
廖曜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事实上，让他下决心辞职的，是看不惯当地官场上那一套，“我感觉人活着要有尊严，我为什么要按官场中的生活模式来活?”
责编：侯兴川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