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有关杨先生的报道中，他的老友林峰写的这篇较为全面，摘编如下：
（一）我的故乡贫困亦不美
杨兆骥祖籍广东梅县丙村，双亲上世纪初首先来到苏拉威西岛的锡江市，后辗转来到了偏僻的东奴省松巴哇岛美玛市定居，一住就是几十年。
杨先生出生于1933年，九个兄弟中排行最小。家庭贫困，幼小的他常喝粥水，没有营养。杨母也是当地著名的乡村接生婆，为多数华人妇女接生。但杨兆骥出生时，曾面临屁股先诞下的难产危机，幸得友族接生婆及时援手。按照当地人迷信的说法，杨母相信这孩子日后必出人头地。
杨父不善做生意，常年在外岛，只留下杨母一个人，拉扯九个孩子。杨家和当地土著居民关系良好。那里既没有优美的风景，也没有肥沃的土地，人民不懂得种菜，饮用水直接从河里提取。当地人整天吃的就是从海里打捞的鱼、山里的番薯叶和米饭，岛上没什么交通工具，各地往来都靠步行。
1940年，杨兆骥在美玛市幼儿园就读，1947年在中华学校念小学，1950年迁往泗水新华中学就读。初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小学教书，1954年他又背起行囊来到雅加达，只是为了圆那读书的梦想；1957年他在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一边在印尼民族大学攻读印尼语言文学系，一边在华校教书。前后在振强中学、振强夜校、兴安、新文执教。在这里，他认识了贤惠的太太蒋素姗老师，成为他一生的伴侣。
（二）跌宕起伏的六十年代
1959年，杨兆骥与陈燕生合伙出版《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当年在巴中执教的陈正祥老师即是在该刊的撰稿人之一。接着再创办“雅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备受青年人的喜爱，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家。
其实，那时印尼开始掀起排华逆流，第10号总统法令的颁布，令众多的华侨被逼迁回国。当时印中两国交恶，中国派船接侨。杨兆骥当时不畏强权和政局，通过微妙关系获得出版准字，出版了月刊和字典等。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可是不幸之事接踵而来，1966年，“九卅”排华浪潮再席卷印尼，华校被封闭，华文教育完全停顿。迫于生活的压力，华文教育工作者转行易业。杨兆骥先生继而创办“五爱印刷公司”(PANCASIMPATI)，业务发展壮大，使他成为华校老师改行后极少数在商场发财的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批下岗老师的生活问题。
1971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杨兆骥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奔走。他关注未来，把大量世界优秀的科技书籍翻译成印尼文，受到读者的欢迎。
华文在当时的印尼寸草不生，对于在印尼读书的华人小学生、中学生及大学生，华文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全部变成了华文的文盲，不会说、听华语，不会读、写汉语，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悲剧啊!
杨兆骥曾感慨说，华文在苏哈多统治时期历经了磨难，为了对华人和中华文化抹不去的情结，他耐心地等待，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三）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
1998年，终于迎来了民主改革的春风，长达32年的华文禁锢终于结束了。面对当前前所未有的自由之风，杨兆骥再不能沉默了，他开办了联通书局，要在印尼为中华文化拓展视野!
杨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开办华文书店，为的是想在印尼华人社会重建丢失了30多年的中华文化气息，要在印尼这个中华文化沙漠做一名中华文化的传人。
（四）通过书籍让印中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杨兆骥说，他热爱印尼这片土地，但也喜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有必要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友族，让他们了解中国，学习中国；也把印尼文介绍到中国，增进中印文化的交流。通过书籍增进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只有杨兆骥一人，他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
2013年8月27日这一天，时年80岁高龄的杨兆骥先生迎来了他毕生难忘的光辉日子。中国政府，由原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授予杨先生，同时也授予其他五位的外国学者。杨兆骥是印尼第一位获此奖项的华人企业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获奖的杨先生和其他代表，感谢他们为推动中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五）我还要办下去，至死不渝
2017年5月，乘着改革开放，华文教育事业一片繁荣景象的契机，杨兆骥以联通书局之名，组织一批优秀的骨干老师，编写出一套反映印尼国情，符合印尼学生需要的小学华文教材。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套印尼小学华文本土教材，这也是杨兆骥先生毕生所凝聚的结晶，是他对印尼华文教育的又一大贡献！
杨先生当前已把手头的其他公司都交给孩子们打理，唯独“联通书局”，他仍然亲自关注着。虽然书店连年亏本经营，但只因有着读书的嗜好，只因对知识的追求和敬畏，只因那份浓厚的中华情。杨先生坚定地说，我还要办下去，至死不渝。
责编：童芳、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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