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年近九旬的前华校老师陈正祥先生回忆：
昔日班芝兰是“文化中枢”。华文书店特别多。如开明、上海、大成、南洋、南星、利侨、黄茂昌书店、小小书店、OK书店。当年书价低廉，常有特价书。口袋只要有零用钱，买书易举。翁福林主掌南星书店，花点钱可订阅中国画报，文汇报、大公报、英文版“北京评论”，以及宋庆龄主办“中国建设”英文版，尤其是给中学生特别优惠。我本人至今爱阅读平面媒体日报与英文报刊，是受当年订阅报刊而养成之阅报习惯。
时光悠悠，在苏哈多政权下，华校、华社、中文报刊遭到全面封杀。由1966年起， 班芝兰华文书店销声匿迹，不复存在，华人文化、语言遭受到严重摧毁。断层了32年之华文教育，从瓦希德总统开始才解冻，现今懂华文的人多数在65岁以上。
看今天，班芝兰只有一间杨兆骥主掌联通书店，惜于精懂中文者少，青少年华语程度不够，古稀之年寥落，呈现“华文沙漠”景象，一片文化凄悲。
苏哈多时代彻底毁了两代人的中文教育，造成现今许多65岁以下华人，不识中文字，不会说中文，由此所造成的文化断层，至今仍无法预估还需要多久才能癒合鸿沟。
1998年苏哈多下台，印尼的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爪哇岛，从雅加达到泗水，从万隆到三宝垄、梭罗、日惹；在西加里曼丹，从坤甸到山口洋；在苏门答腊，从巨港、楠榜再到棉兰，甚至连吉里汶那样偏远的小岛渔村，到处可以听到华人儿童朗诵华文的读书声。华人老一辈和他们的孙子（中间一代完全不谙汉语，历史造成的缺憾已很难弥补）渴望学习中文，通过中文追寻自己祖先的文化。
2000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经印尼教育部批准，在雅加达举办32年来首次中国大陆中文图书展。有过多年图书出版经验的华人杨兆骥先生应邀协助，五天销了4000多本中文书籍。之后，代表团请他担任公司在印尼的总代理。2001年2月，印尼政府禁锢华文的条例尚未解除，杨兆骥的联通书局首家书店就在泗水开业，这是时隔35年，中文书店重现印尼首例。
2013年08月27日, 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并为杨兆骥(右二)等6位获奖者颁奖。 中国网苏向东摄
同年4月，联通书局所属的第二家书店在雅加达西区开业，2002年4月又在苏岛棉兰开了第三家。 后来雅加达也陆续出现了其他的华文书店，但规模和影响力都无法与联通书局相提并论。
一时间，似乎中文图书在印尼的第二个春天已然来到。
然而，好景不常，中文书籍热销的形势很快就变得冷清起来。
杨兆骥发表获奖感言。
还是在2008年的时候，杨兆骥先生就对中国媒体记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印尼这个中文‘文化沙漠’开中文书店，肯定要赔钱。”
由于中文教育在印尼曾中断32年，其间所有的华人都错过了中小学华文基础教育。如今印尼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华人没有阅读中文书籍的习惯，甚至根本不懂中文。而在校读书的华人小孩虽已开始接受华文教育，但还不具备阅读中文书籍的能力。
书店80%的顾客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这批顾客在一年年减少，中文书籍的销量也随之大幅下降。渐渐的，一天只卖两三本书的情况成为常态。
如何选购图书也让杨兆骥十分头痛。因为一方面要体现综合书店的特点，满足不同读者的兴趣，尤其要照顾到印尼华人读者群老龄化的特点。杨先生说：“最近这批新书有2000多本，仍然以保健医疗、汉语学习材料为主，也有适合小学生学习汉语使用的历史故事书、连环画以及汉语字典等工具书。”另一方面，开中文书店要求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中文水平，中国国学也要有一定的基础，还要有管理书店的知识和经验。这些人到哪里去找？即使有这样的人，工资也要很高。事实上，很多拥有熟练中文水平的年轻人都去大公司谋职，不愿意屈尊于一家小小的中文书店。不得已，杨老找来自己的学生、年逾花甲的李世谋先生来帮忙打理。
杨先生介绍说：“平时从中国大陆进口一批图书需要四五个月时间，但是有时候印尼海关对中国货物检查十分严格，运来的图书有时要在印尼海关耽搁两三个月才能领到货。而且现在运费较贵，每公斤要一万印尼盾(约合5元人民币)。”
每次新书到货，杨先生还要亲自执笔在当地华文报纸上撰写推介文章。每次进口图书种类上千种，每种只进口三四册，使得图书价格偏高。新书上架，有的要三四个月能卖完，其余的就变成慢销书了，直至成为卖不出去的积压书。
联通书局一路走来，惨淡经营，步履维艰。年老读者逐渐凋谢，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利润远不能支付成本。为长期坚持下去，杨兆骥不得不关闭了泗水和棉兰的书店，只留下了雅加达唐人街这一间。即便如此，仍然入不敷出，每月的店租和人工费需要补贴一千五百万印尼盾，大约相当于六七千元人民币。多年来，他只好一直通过其他事业赚到的钱来弥补书店的亏损。
责编：童芳、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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