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道路”助发展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这是新时期中国政府对中东问题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也是中国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可谓中国中东战略的核心逻辑。通过发展促进地区稳定，短期看效果不彰、速度不快、影响不大，长期看却是副作用最小、效果最稳定、影响最深远的做法，能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合作为抓手”成为中国中东战略的主要特色，与美、欧、俄的中东战略截然不同。
如何才能实现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输出“新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改革作为国际贷款的政治条件，结果搞乱了中东。习近平主席给出的中国答案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因此，中国支持中东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鼓励支持自上而下、渐进、可控的改革进程。
2011年以来，美欧国家曾积极输出“民主革命”，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发生，说明故步自封、不改革没有出路；“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失败，说明暴力革命、西式民主在中东也没有出路。上世纪的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表明，任何一种外来模式都在中东水土不服，中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痛苦和困难，必须在实践中摸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渐进式改革既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稳定，也能解决迫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一条积极有效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东暴力革命的失败，从正反两面说明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中国自己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也要求其他大国不要干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手中都没有中东政治现代化的良方，中东也没有一个国家探索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路，历史经验只证明了哪些道路行不通，并未指明哪些道路行得通。渐进式改革的优点在于，由本国掌握主导权，小步慢走、不断试错，可以避免犯大错误。
当其他大国向中东输出军火、战争时，中国向中东输出资金、产能、技术。2016年习主席访问中东时宣布，中国将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实施产能对接行动，设立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同时向中东国家提供100亿美元商业性贷款，支持开展产能合作；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总额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综合上述各项承诺，专门针对中国与中东产能合作的基金达550亿美元。中国同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科威特、约旦7国签署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此外，10个中东国家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
▲资料图片：2016年1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共同出席中沙延布炼厂投产启动仪式。这是习近平和萨勒曼国王共同按下启动键，延布炼厂项目正式投产启动。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巴勒斯坦事业”伸张正义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和平的根源性问题，牵一发动全身。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在巴以战争期间，还是在巴以和谈阶段，虽然中国没有直接参与，却长期在道义上支援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却偏袒以色列，向以色列提供金援、技术、武器及道义支持。
近来，巴勒斯坦问题的焦点、路径和国际环境均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正义立场得到越多来越多国家的支持，甚至美欧国家的民众、政府也向中国立场靠拢。自1991年马德里和谈以来，破解巴勒斯坦问题的路径是率先解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一举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问题，“两国方案”一直是巴以和谈的灯塔。然而，2014年巴以和谈失败以后，“两国方案”已经遥不可及，巴以和谈亦难以有实质性进展，巴以双方内部都不存在继续和谈的条件。
在巴勒斯坦最终地位不解决的情况下，以色列只能通过“冲突管理”维护自身安全，主要措施是进一步实施巴以隔离、加强对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控制。巴勒斯坦则在通过和谈建国无望的情况下，正单方面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化，希望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以色列让步，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条件。
在国际社会，同情心和支持越来越向巴勒斯坦方面倾斜，强烈要求以色列保证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传统上，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美欧支持以色列。
巴勒斯坦问题的焦点从最终地位谈判，转向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环境，其路径从巴以和谈向国际施压转换，以色列现行政策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可见，欧美发达国家的立场正在缓慢地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靠拢。在这个阶段，国际舆论、同情心、经济压力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符合中国的外交传统，有利于中阿传统友谊，也是国际道义之所向。因此，在巴以问题的新阶段，中国应该且能够发挥更重要、更积极的作用。
责编：耿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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