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看守所的监督者——检察机关，这些年也在提高管理水平上下了不少工夫。陈振东在职期间，曾推行驻所检察室网络化、动态化。在看守所安装摄像头，监控录像24小时开启，录像保存。但陈承认，当年他下大力气推行的制度，也只能“制约一部分，真正的钥匙还是在侦羁分离的制度改革上”。
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所长张宝力，也认为侦羁分离是大势所趋。“现在我们有内部监督，但是较弱，让另一个部门监督，权力有制约，力度会加强。”
不过，他同时指出，无论看守所归谁管，都不应该忽视内部管理，而且都应强调在押人员的权利保障和破案同等重要，甚至比破案更重要。
侦羁分离到底难在何处
真正的症结仍然在于决策者的安全思维重于法律思维
要想将已有60年历史的侦羁合一一分为二，现实中似乎并不容易。首先就面临着公安部门的不同意见。
上述公安部前监管局局长非常痛恨刑讯逼供，对命案必破等工作要求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是他并不同意侦羁分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了1997年，预审合并到刑侦，监管局才独立出来。看守所设在预审，因为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比如预审员审了一名在押人员，投入到监号后，可以让看守所民警观察他的反应，这样就有利于以后的审查。如果看守所交给司法部，预审手续严格了，预审员就不容易了解在押人员的状况，这对公安打击犯罪的能力是个很大的削弱。
这位监管者的意见涉及到几个司法系统分歧的关键所在，即公平和效率孰重孰轻。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说，看守所归司法部，实现了公平，但是打击犯罪的效率会降低，“以前可以随时抓随时审，到司法部这边来，晚上不能审，周末不能审，破案受很大限制。”
一些外界意见分析，当前社会矛盾频发，公安部门的治安压力很大，为了公平而放弃效率，这个决策并不容易做出。
实际上，看守所归到司法部在操作上并不难。王公义说，整建制过来，成本很小，像1983年监狱体制改革就很平顺。西城区看守所所长张宝力也认为这不是障碍，因为他们干的活儿和狱警并没有两样。至于有些民警不愿意从公安部的“大庙”到司法部的“小庙”，仅仅是个观念转变的问题。
早在中共十六大之后，司法部就向中央提交了正式意见，要求将看守所交给司法部管理。时任司法部部长的张福森态度很明确，看守所归公安管理，不符合权力相互制约、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过司法部领导更替后，就未向中央再次“要权”，司法部从未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甚至司法部的官员在私底下也不被允许提及此话题。
公安部门的“强势”和司法部门的“弱势”，向来是外部猜测侦羁分离难以实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被外界广为猜测的原因则涉及利益分配，一是取保、假释等监管权力本身带来的寻租，另一个是谁关押着要犯重犯，谁伸手向国家财政要钱就更方便。
但在王公义看来，这些关卡确实存在，但都不是大问题。真正的症结仍然在于决策者的安全思维重于法律思维，“公检法司都有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这是主导现有制度安排的深层理念。这就造成执法部门认为破案重于人权保护，高度重视口供，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他认为，看守所归公安部管理，不过是增加了破案的方便，如果这种理念不转变，即使归入司法部，仍会出现问题。“说到底，看守所的权属改革需要高层下决心。”陈振东说。
责编：贾雯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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