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自残、自杀、殴打，都是令看守所深为恐惧的监管安全事件
上海一家部级文明看守所，没有任何手续抓进来的一个小伙子，当天就被打死。时隔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厅原厅长陈振东回忆起来依然觉得痛心。
看守所对前往调查的陈振东解释说，这是在押人员互殴导致。陈反复调查发现打人者正是公安自己，“很惨啊，把脑袋压在便池里让水冲。”陈当时要求媒体曝光，结果遭遇领导说情，从轻处理，“一个判了五六年，一个免于刑责，连简报都没让发。”
在陈的坚持下，这个看守所最终惟一的代价就是被摘掉了“一级文明”的牌子。作为承担监督看守所职责的最高长官，陈说，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
在2000年1月至2003年4月，陈在任职期间，对看守所问题进行了集中调查，发现超级羁押和刑讯逼供是最严重的问题。据他介绍，2003年统计的数据，全国有11万人超期羁押，最长的28年，十几年的很多。这些地方政法委和公安局的领导都换了好几任了，解决起来非常困难。而刑讯逼供则是更大的一个痼疾，大量存在却不为公众所知。“基本上都内部消化了。打死的，斗死的，有病不治死的，找个理由说是自杀，象征性地给家属补助一点。”
直到去年“躲猫猫”事件后，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才大规模地见诸媒体。做梦死、喝水死、上厕所死、洗脸死，“我听着都可笑，因为根本不可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安部前监所管理局局长这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此前最直接的管理者，看守所的新闻总是让退下来的两位高度关注。他们不约而同地承认，看守所的问题太多了。
这位前局长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了看守所非正常死亡的各种情况。“最多的还是人为的殴打。”一是在刑侦阶段的刑讯逼供。警察打了人，刚开始问题不大，关进去了，没有及时处理，因感染而亡。二是在看守所搞破案，急功近利，互相攀比，不惜动粗。三是将管理权交给在押人员“拐棍”，“拐棍”权力大得很，像杀人犯，手特别毒，将权力给他，就可能打死人。
作为看守所的管理者，上述局长就坦承，他在任的5年，“感觉一点都不潇洒”，因为看守所管理并不是一个受待见的警种，警力上的投入一直较少，民警的待遇也不高。据公安部的统计，看守所警力的投入比为100∶8，而监狱系统达到了100∶18。
责编：贾雯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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