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看守所承担着高度的监管责任。逃跑、自残、自杀、殴打，都是令看守所深为恐惧的监管安全事件。前监管局局长说，其中，非正常死亡是最严重最可怕的，是看守所的一等大事。一个人进了看守所，面临着较差的物质条件和高度的精神压力，轻微的伤病如果得不到救治都可能死亡，对此，看守所不敢掉以轻心。
对一个管着几十号人的管教民警而言，每一起事故的发生，都可能意味着脱掉他身上的警服甚至接受刑罚，“看守所工作高层重视不够，民警责任心又不够。这项工作你全身心投入都会出问题，更别说管得有一搭没一搭了。”
一些改革“可以彩排”但不治本
“看守所交给司法部，公平了，何时提审都有规定，99%以上的刑讯逼供问题都能解决。”
“躲猫猫”事件最终被归结为看守所的“牢头狱霸”问题。公安部监管局局长赵春光曾向媒体称，产生牢头狱霸的关键在于“有关部门对看守所监管工作的不重视”。
于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公安部推行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包括在2009年共增加警力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调高在押人员伙食标准；与地方医院合作，为在押人员就医提供保障。其他还有讯问时的物理隔离制度、出入所体检制度、分类关押等。伴随着这些管理创新的是，公安部决定全国150家看守所向社会定期开放。
看守所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但是否能杜绝“躲猫猫”呢？在一些学者看来，“看守所排查啊，律师在场，录音录像等行为都可以作假，可以彩排演戏”。学术界近乎一致的意见是，看守所治本的方法就是将侦查和羁押分离，公安部门仅仅行使侦查权，将监管的权力交给司法行政部门。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是这个主张的坚定拥护者。在他看来，侦羁分离并不能算是一项制度改革，而是制度回归。建国初期，监狱和看守所都是由司法部管理。为了打击反革命，巩固新生政权，公安部才将监管场所全部纳入麾下。1983年监狱制度改革，监狱归于司法部，看守所归属则留了一个尾巴。
学者们认为，一个部门只能行使一项权力，侦羁分离符合法治社会权力制约、互相监督的原理。王公义说，看守所交给司法部，公平了，何时提审都有规定，录音录像，还可以提供警察陪着审，99%以上的刑讯逼供问题都可以解决。
责编：贾雯帆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