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3月9日电 全国政协坚持履职为民，持续关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问题深入调研议政，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邀请5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就特困人群精准帮扶、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和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为记者会实录：
[主持人]: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三场记者会现在开始。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惠及民生，共享发展。就扶贫、就业和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
今天出席记者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胡晓义。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李卫红。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
[凤凰卫视记者]:
请问黄洁夫委员，中国的医改已经进行7年了，在每年的两会上都是热点，但是民众还是在说着看病难、看病贵这样的问题。请问您作为医生怎么看？同样作为医生，您怎么看医闹伤医的案件和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
[黄洁夫]:
我今天很幸运，第一个问题问我的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是我的好朋友，凤凰卫视在去年对我的访谈、对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做了很大的促进，请这位小姑娘替我谢谢凤凰卫视的几位记者。今天你的发言也希望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刚才你讲的很对，医改从2009年启动以来已经六七年，每年都成为两会的热点。尽管6年来，医改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有一点跟老百姓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就是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根本缓解，所以成为两会的热点也是理所当然的。
生老病死，大家关注是人之常情。同时这涉及到世界性的难题。凤凰卫视在香港，你们一定注意到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情况，美国现在是大选年，他们争论的也很厉害，所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在政府把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作为主要的民生工作，正在抓紧这项工作，尝试用中国的模式去解决中国的问题。
很高兴你知道我是一个医生，我们政协的作用，我只能从政协委员和医生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从两个层面：一是从政协委员来说，政协委员的责任就是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我们提出一些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你们可能关注到了，最近几天有很多政协委员对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当然都是从政协委员的角度。我想好的意见政府一定会采纳，当然对政府决策部门有时候得听得见不同的意见，良药苦口，可能有些意见比较尖锐，但是这些政协委员都是希望医改能成功。
另外，我想告诉这位小记者一个消息，我们每年有一次全国政协的大会。俞正声主席定了一个今年的调研题目，就是叫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由三个副主席带队，会后就要去调查，我和晓义会后就会动身，跟着韩启德副主席去调研。我们想了解各个地方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措施来推动医改，这是政协委员的责任。
另外，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看病贵、看病难怎么去解决。医生总是说看病，所以我想用医生的语言。首先诊断一下看病贵、看病难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想看病难的原因，主要是优良的医药卫生资源在我们国家不足，其实我们有很多医院，有很多社区医疗所，但是很多都没有人去，都涌到大医院来，大医院是一票难求，小医院是门可罗雀，优良的资源不够。另外就是结构性的矛盾，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城市和农村分布相当不均匀，这样造成人民群众看病很难。看病贵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我不是卫生经济学的专家，我知道国家这几年发了不少的钱，但是老百姓切身感受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国家2009年的医药卫生总支出国家是1.7万亿，去年是4.2万亿，6年增加了两倍，国家还是真正掏出不少钱。但是为什么出现效果不好呢？就是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问题，我们制定的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在某些阶段上完成了，可是从根本上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医院的公立医院的改革严重滞后。现在我们国家花的大量钱都被这些医院服务中间的虚高商品消化掉了，老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从比例上下降30%，但是实际数字反而增加了，这就是看病贵。所以看病贵、看病难的病因是这样的，那怎么治疗呢？我开的药方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把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那怎么样发展呢？我总结的药方就是我们国家必须有一个和谐的、公平的、竞争的，特别是竞争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这是第一。第二，必须有道德高尚、技术精湛的医务人员队伍。这两点是必须的，这两点如果缺一，那医改都很难成功。所以人民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只有依靠这两个因素才能解决。
[中国教育报记者]:
请问李卫红委员，听说您在政协的时候曾经对老少边穷岛地区的教师做了不少调研，在推动国务院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中提了不少建议，请问您对乡村教师的下一步计划有什么理解？
[李卫红]:
谢谢记者提问。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乡村教育占很大一块。而支撑乡村教育最重要、最关键的力量是乡村教师。据统计，我们国家有330万乡村教师，约占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总数将近四比一，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经和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的主任一道去广州的湛江、广西的玉林调查走访过乡村的村小、乡村的教学点，也跟很多乡村一线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他们确实是令人敬佩的一支非常重要的、支撑农村教育这片蓝天的重要力量。他们默默无闻，奉献着自己的知识、才华，为留守儿童、为广大乡村儿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对他们这支队伍的关心，实际上就是关心我们中国最广大、最艰苦贫困的学校。
调查以后，大体摸到了一些情况，我们总结了他们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教师的来源问题，比如他们的待遇问题，比如他们的培训问题，还有就是他们在职称评审等方面的问题。于是我们起草报告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意见，我们非常可喜的得到回复，政协的这些意见建议得到了采用，得到了重视，很多领导作了重要批示。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过程中出台了八条规定，去年6月份国务院颁布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我们的六条建议很多都被采纳了。我们高兴地看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颁布以来，确实带来了非常可喜、显著的成效。比如农村教师的补充问题，据统计，去年有6万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加入特岗教师，中小学编制标准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也实行了统一的编制标准，特别是对农村边远地区在编制核定过程中予以倾斜政策。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国家加大了农村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力度，国培计划去年光培训乡村教师达到160万人次，培训乡村校长2000多人。特别是在乡村教师的待遇上，中央财政下拨了综合奖补资金是22.8亿元，这个数字超过历史上的数字，受益教师达到了94万人。乡村教师总数是330万人，将近近三分之一的乡村教师在国家政策的资助下，他们的生活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总体上，国务院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出台之后带来了非常可喜的变化。
下一步的任务，作为政协委员，我认为仍然非常艰巨，特别是在扶贫攻坚总体战略的目标下，乡村教师存在的一些问题，相信会得到有效的、有力的解决。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加大支持力度，因为政策再好，还得靠人来落实。这些政策、这些宏伟的蓝图和具体目标，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乡村教师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对乡村教师来讲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艰苦不懈的努力。
我个人建议，一是在支持力度上要采取超常规的办法，给予更大更必要的倾斜政策，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的财政更多的是在指导示范方面，地方应该是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主体。在规划地方“十三五”实施中间把乡村教师这块放在突出的位置，予以高度重视。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中国乡村教师的队伍建设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真正像人们所期待的这样，乡村的教育强，中国的教育才能强。谢谢大家。
[新疆电视台记者]:
刚刚过去的“十二五”，新疆的贫困发生率从32%下降到15%，减贫脱贫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历史少有。请问范小建委员，从这组数字您怎么看新疆的扶贫特点？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让7000万贫困人口共同奔小康，要达到这个目标，请问现在还面临着哪些困难？您有哪些建议呢？
[范小建]:
非常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刚才你提了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三个问题，所以我逐一来回答三个问题。新疆的扶贫工作在“十二五”能够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我想对于新疆的各族人民来说，这都是一个大好事、大喜事，首先应该表示祝贺。同时，“十三五”的新疆脱贫攻坚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新疆的贫困发生率虽然从32%降到了15.8%，但是在全国仍然是贫困发生率较高或者最高的省区之一。另外，新疆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贫困，比如说南疆地区、边境地区、高寒地区，这些既是新疆的硬骨头，也是全国的硬骨头，在“十三五”脱贫攻坚过程中，对于这些特殊类型的贫困地区，一定要咬住不放，攻坚的难度确实是很大的。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想法。
第二个问题，全国所面临的困难。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我们国家的减贫事业确确实实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世行有过一个说法，过去几十年，全球减贫成绩的70%是来自于中国。按照2300块钱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是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减少了7.1亿。就是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我们还减少了1亿多。应该说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显而易见，剩下的这5000多万人，也确实就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具体讲，这个硬硬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可以从这样几方面来看。
首先，贫困的程度深。我们所说的贫困程度深，就是这些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大。第二，长期贫困所占的比重大。所谓长期贫困，也就是一般人们常说的贫困代际传递。第三，特殊类型。生态型的贫困、社会发育型的贫困、边境扶贫、地方病的高发区，这些都是特殊类型的贫困。显然，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特殊贫困，都是需要加大投入的。而我们刚好遇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扩大就业、增加投资这些方面都面临着较大束缚和制约。所以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更何况越往后，扶贫工作的精准度、精细化的要求越高，现在在一些制度和办法上确实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当然，还有一个返贫和相对贫困的问题等等。正是因为“十三五”脱贫攻坚的任务确实很艰巨，难度确实很大，所以中央才作出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样一个决定，才提出了层层签订责任状的要求。[09:37]
第三个问题，有什么建议。我主要谈两点：一是处理好深度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关系。根据我们的典型调查，有的省在“十二五”期间，贫困总量减少了60%，但是深度贫困只减少了25%，可见深度贫困的减贫难度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看到贫困是相对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说现在一下子就把贫困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强调了贫困的相对性，而忽略了对于深度贫困的关注。这一轮脱贫攻坚的最大特点就是啃硬骨头，所以对于深度贫困一定要咬住不放。
二是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群众主体的关系。现在层层都签订了责任状，甚至排出了减贫脱帽的计划。各级干部压力很大，当然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防止急于求成。因为急于求成就淡化了甚至忽略了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任务越急越要把发动群众，群众的参与放在重要位置。我认为应该把群众参与作为我们脱贫攻坚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
责编：邢若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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