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接待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代表投诉。 孙荣珍摄
拖欠3个多月的工资，讨回了一大部分，农民工战才成和他的工友们长舒了一口气。
战才成老家四川巴中，来北京打工十多年了，干的是高空作业，也就是俗称的“蜘蛛人”。“这个活儿虽然危险，但是工资待遇还不错。”战才成出来打工早，不少老乡托他介绍工作。慢慢的，他身边聚拢了三十几个老乡一起干活。
去年9月，战才成接到一个好活儿，给北京市朝阳区的几栋高楼安装景观灯。活儿干得顺利，也没出安全事故。没想到，结算工钱时出了岔子。“公司的人说暂时没钱，让我们先等等。生生等了3个月，还是没动静。”战才成说，打工这些年，头一次遇到“欠薪”，不知道咋办。
眼瞅要过年了，战才成和工友们急了。先是到项目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协调。工人们这才发现，问题比他们预想的要麻烦。
大家一直以为，是在给承包亮化工程的甲公司工作。实际上，甲公司又劳务转包，把活给了乙公司。乙公司又找到一个相熟的包工头李先生。要付工资了，甲乙公司开始相互踢皮球，而包工头李先生，无力垫付巨额薪资。
几方代表在街道办从下午吵到晚上12点，工人们也没得到满意的答复。
怎么办？战才成的眉毛拧成了疙瘩。街道办工作人员建议：去区里的劳动保障监察队投诉。
怀着忐忑的心，2019年12月25日一大早，战才成和十几位工友走进了朝阳区劳动保障监察队的大门。
问明来龙去脉，工作人员叹道：“又是‘老乡带老乡’带出问题来。记住，干活儿先签合同，对你们自己是一个法律上的保护。”工作人员宽慰战才成：“你们遇到的就是典型的因层层转包、分包导致的欠薪，这也是国家根治欠薪的一个重点。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大家要回钱来。”
工作人员先给乙公司打了电话。一番交涉后，乙公司负责人杨总承认了雇佣关系，也承认工资没发到位。但乙公司一时之间也拿不出足够的钱。“我们也想早点把工人们的工资结了，可上游公司也欠着我们的工程款，一环压一环，资金链卡得很紧，我们也是没办法。”杨总无奈地说。
“企业有难处，我们很理解。但和企业比，农民工是弱势群体。”监察队工作人员告诉杨总，国家的政策是要根治欠薪，“不管怎样，还是希望你们克服困难，争取早点让工人们好好回家过年。”一番交涉，杨总答应尽快筹款，明后天先打款4万元，这周末再打2万元，后续款项凑够了，会分批在年前发给大家。
监察队的工作人员把这一回复告诉了大家，让现场紧张气氛松快了一些。不过很快，工人们又争论起来，“他们说了又不算话怎么办？”
“如果到这周末，乙公司没有履行承诺，你们过来正式立案。”工作人员建议战才成，首先要找李包工头写个欠条，“写清楚欠大家多少人多少钱，起码你们手里有个凭证。”又给了战才成几份表格，一一告诉他如何填写。
“我字写得不好看。”战才成小声嘟囔一句。旁边工友笑着说：“啥好看不好看，咱把信息写清楚就行了。”
没想到，这次投诉真发挥了作用。当周，乙公司按承诺，打了6万元。到了今年1月13日，战才成挺高兴地告诉记者，这半个月中，乙公司又陆陆续续分4次，打给工友们30多万元。“这些钱是拖欠工资的一多半了。”乙公司承诺，剩下一小半工钱，小年前（腊月廿三1月17日）还清。
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因上游企业欠款没能及时到账，乙公司资金再度紧张，到了约定时间，没能把余款打来。“他们说年后一有钱就打款，那我们再等等。我们也不想和公司闹僵……”
战才成精神上还没完全放松，但明显轻快了很多。“监察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欠薪的事2年内投诉都有效，有政府撑腰，年后再看也不怕。”现在，好些位工友已经坐上了回乡的列车。而战才成也准备启程了，“吖，想吃老家的凉粉了！”战才成眉眼里有了笑意。
本报会继续关注这起讨薪事件。（记者 李贞）
（提供线索联系邮箱：minshengxiaoshi@163.com）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01月23日 第 01 版）
【民生小事这样解决】系列
责编：赵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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