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伦理
每个细胞都是“我”的一部分
北青报：如果技术上完全可行的话，是否就可以进行“换头”？
黄洁夫：技术只能回答能不能做成功的问题，但要不要做、应不应该做却是伦理层面的问题。如果真的允许“换头”，那是头算人，还是身体算人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可能有些人认为，头作为神经系统最高级的部分，可以通过神经控制全身，应该被算是人的主体。但从我一个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人身上每一个活着的细胞都是这个人的一部分。而且在我做器官移植的经历中，确实有许多案例证实，器官被移植后，受体可以通过被移植的器官接收到供体信息。从某种角度来说，你存在于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
北青报：其他器官移植技术成熟前是否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伦理难题？
黄洁夫：不同器官，情况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上世纪70年代，我国器官移植的创始人裘法祖所在医院曾经做过睾丸移植的手术，其中有一例成功了，是父亲的睾丸移植给了儿子。后来儿子有了孩子，于是出现了伦理上的问题，这个孩子到底算谁的？那场大争论之后，我国就取消了睾丸移植手术。头颅移植也是一样的，即使能够成功，那这个活下来的人将来要是有了孩子，孩子应该算脑供体的，还是躯体供体的？
北青报：这种伦理学上的争论可能随着技术进步慢慢达成共识吗？
黄洁夫：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生命，不能对病人造成伤害。一个手术能不能做，不说在全社会取得共识，至少要在医学界达成共识。我注意到有网友将头颅移植的争议和肾移植类比，但肾移植当时面临的争议其实是不同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头颅移植完全不同。
北青报：医学伦理和技术进步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黄洁夫：医学有禁区，科学有红线，不是说这个手术能做成功就可以做，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应不应该做、做了好不好、能不能被人类社会所接受。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比如说孕期检测胎儿性别，但这是不被允许的。
责编：吴正丹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