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李潮东
海外网3月8日电（记者徐蕾） 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计的2016年两会在京拉开帷幕。海外网专访了如新大中华区副总裁李潮东，作为在中国发展多年的外资企业的高管，他关心哪些问题？如何看待今年的两会热点？以下是文字实录：
外企进入新常态时期
记者：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在6.9%的GDP增速下，您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如何保持在合理区间？对于如新这样在中国很多年的外资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潮东：去年两会期间，中央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既然是经济“新常态”那就不是只管2015年，而是要管一个时期。经济“新常态”是两个词，一个是“新”，一个是“常态”。
所谓“新”是指GDP增速下降，从高速增长减速到中高速增长。怎样来定义中高速？什么样的速度才是中高速？
事实上，所谓的中速和高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比如说7%就是高速，5%就是中速，不是这么个概念。每年的GDP增长速度是根据当年国际经济总体环境来进行评估，所以无论是高速还是中速，它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量。2015年中国能够实现6.9%的增长速度，绝对是属于高速增长。而中高速是一个含糊的词，它有两种理解：中速和高速；比中速高、比高速低。按第一种理解，中高速增长就是说可能是中速，可能是高速，从这个角度来讲，6.9%也算是高速。按照第二种理解，中高速是高于中速，低于高速，6.9%是偏向于高速，应该算作高速。
从国际经济走势来看，世界整体经济增速呈低缓态势。美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恢复强劲，但2015年GDP同比增长仅为2.4%；日本的则更低，2015年GDP同比增长0.4%；另据欧盟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2015年GDP增速虽有加快，但也仅为1.5%。另据世界银行2016年1月6日最新的预测，按汇率法GDP加权，2015年世界经济将增长2.4%。
所谓速度，中速、高速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概念，中速也好，高速也好，它是相对全球的平均增长速度而言。当然，若把这个相对速度的概念绝对化就会出现谬误，因为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零时，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成为高速。所谓的相对概念，是相对全球经济有基本的增长速度。比如基本增长速度不能低于2%，在这种条件下才能谈论经济增长的高速或者中速。如果低于2%，中速和高速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同时这种相对速度的概念也失去了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高于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二分之一以上的都可以称作中速发展，高于全球平均经济增长速度100%以上就可以称作高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增速在3.2%到4.8%之间就是中速增长，4.8%以上就是高速增长。我国6.9%的增速就一定是高速增长。
6.9%究竟算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对比印度，印度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5%，首次在GDP增速上超过中国。显然，印度的增速就是高速增长，而我国的GDP增速6.9%仅次于印度。如果在金砖四国和发达国家经济体中，中国的GDP增速能够居于第二，怎么算都应该是属于高速。
理清了GDP增速的概念之后，就能对中国GDP增速有一个合理的评估。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第一次跌进7%，相比原来两位数的增长下降了30%多，中国经济从高速跌进了中高速。而如果依照我刚才讲的这个定义来看，我国始终保持的是一个相对的高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每年可以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那不是一般的高速而是超高速，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6.9%的GDP增长应该备感自豪。
此外，所谓“新”，是指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新的状态。因为中国GDP增长第一次跌进了7%，所以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和老百姓造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不仅如此，它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计。但即便如此，2015年中国6.9%的增速还是一枝独秀，因为我国6.9%的增速增量是4.1万亿，远超印度7.5%增速的增量，也超过美国2.4%增速的增量。6.9%的GDP增速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5%以上，这也说明了“新”。
于此同时，“新常态”之“新”主要表现在GDP增长下滑。从经济运行质量的角度来看，在中国6.9%的GDP增长中，其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所优化，GDP增长的结构主要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结构。2015年，在中国GDP结构中，服务业所占比重第一次超过了50%，超过了第二产业在GDP结构中的比重。应该说，这是中国GDP结构的优化。虽然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服务业所占比重还不够，但相比过去中国的GDP增长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应把它看成是一种优化。今后，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还会持续上升。从GDP的结构来看，这是一种进步。
“常态”该如何理解？“常态”表明了这种“新”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指一个时期，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甚至二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状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GDP的平均增速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在这三十年中两位数GDP增速是超高速的增长，这是一种常态。2011年，GDP增速跌进10%。从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从两位数跌进一位数。进入2015年以后，GDP增速跌进7%，进入了新常态。由此，中国经济跌进了低于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当我们身处2016年，回过头来看新常态，回过头来看2015年GDP增速6.9%，再往前来看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定的区间目标是6.5%至7%，这其中“常态”的概念也蕴含在里面。中国GDP增长从两位数的超高速下降至一位数的7%以下，这个数字会维持一段时间。此外，根据世界发展史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它的GDP增速往下调整，这是全球各个经济体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共性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如何让经济新常态成为一个平稳的常态，就是如何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维持我国GDP增长的相对平稳的速度。不管是6.5%还是7%，哪怕它是低于6.5%，如果我们能够稳定地保持在这样一个增速上面，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优化GDP结构，提高GDP质量，这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发展速度。
再者，中央为何提出6.5%—7%这样一个GDP区间目标呢？之所以提出这个区间，是因为在十三五规划的五年里，如果不能保持6.5%以上的增速，有可能到2020年时不能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是要求中国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去年中国的GDP总量是67.7万亿，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是GDP总量要到达90万亿，五年的时间里要增长23万亿左右，如果每年的平均增速低于6.5%，就有可能达不到90万亿的目标。如果保持6.5%的增速，到2020年，中国的GDP就能达到92万亿。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我们面临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所谓“常态”，它不仅仅是2015年的事，它是指一段时间、一段时期的事。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保持中国经济的相对平稳增长，不出现断崖式下降才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中国经济放缓，还体现在如何维持社会稳定，减少贫富差距，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等方面。
中央提出6.5%—7%的经济增长区间目标是有其依据的。第一个依据是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供给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这些均为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保证。第二个依据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那么经济增速确保在6.5%是必须的，是为确保中国经济增速平稳提供一种动力和目标。
所以，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开局年，意义非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八个方面的工作任务，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作了充分考量后从广度和深度上全面挖掘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作为一家在华外资企业，也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时期。当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并成为中国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就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息息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当中国经济进入到6.5%—7%的增长区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当前的经济大环境，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不过，在当前中国经济大环境下，可能有些企业会减速发展甚至亏损，也有些企业会盈利乃至获得高速发展，但这并不是全局应有的正常现象，只是个别表现。无论外资企业怎样看待这种现象，从我自己作为一个外企的管理人员以及我所接触的这么多外企的高管来看，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均十分关注。可以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也跟随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一样，进入到外资企业发展的新常态，进入到了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过渡阶段。没有理由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新常态下会一枝独秀，但是只要外资企业能够充分认识当前经济新常态对外资企业所带来的挑战，积极应对外资企业在中国仍然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发展速度也会明显高于这些外资企业在本国市场的发展速度。
作为一家在中国成立并运营了13年的外资企业，我们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我们也愿意与中国政府和消费者一起，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和供给侧方面的改革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深知，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休戚相关，外资企业就好似附在中国经济这张“皮”上的“毛”，如果中国经济这张“皮”出现了问题，那么“毛”也就会出问题，正如我们常言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进一步说，哪怕皮还在那儿，但是皮已千疮百孔，那毛还会安然无恙吗？
责编：庞晟、王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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