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中国援助给阿尔巴尼亚的战机和防空设施。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有多少?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不仅如此， 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持呢?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
大饥荒的1961年，中国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1958年至1963年,这个中国最困难的时段, 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 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 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56年,中国开始向蒙古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援助蒙古1.5亿元人民币。 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两笔长期低息贷款,由于蒙古缺乏技术力量,援助项目都采取“交钥匙”方式, 即中国包揽一切, 全部建成后把钥匙交给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发电厂、毛纺织厂、玻璃厂、造纸厂、砖瓦厂、蔬菜农场、养鸡场、医院、疗养院、6座桥梁等21个项目,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60年,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当时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
就说现今50岁以上的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阿尔巴尼亚。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给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至1978年6月底，中国帮助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工业企业和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共计承担了142个项目，其中建成的92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 为建设这些项目，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 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1公顷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军援项目之繁、数量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 而这一切，阿方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盏绝无仅有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
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 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 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 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 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据70年代初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将军回忆，阿第一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阿尔巴尼亚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钢”，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下一个五年计划要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 要援建电视台，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由于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方也就心安理得。 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便销往中国，倒过来竟然赚的还是中国的钱。 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国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 阿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众所周知，中国自己国内用的却是木杆和水泥杆，优质钢管电线杆几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阿方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 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 这些情况，耿飚了解之后，还不敢随便向中央汇报，担心被扣上“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的大帽子。
1970年以后，中阿关系降温。 但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 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 之后，阿方又要求中国接受其生产的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急需的东西。 抽烟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领略过阿尔巴尼亚香烟那股臭脚丫子味儿。
1974年10月 ，谢胡写信给周恩来 ，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 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 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 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提供需要的原油、沥青。 在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七大以后 ，开始翻脸不认人 ，公开攻击中国。 中国被迫于1978年7月终止对阿援助。
对于这条只讲国际主义、不讲实际利益的“左倾”外交方针,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有意见的。1962年春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发表内部讲话批评。 同年2月，王稼祥与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中央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请求纠正外交政策的“左倾”偏差。 王稼祥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 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对抗锋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 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当考虑自己的具体条件，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还主张对外缓和， 并建议发表声明,表明我国奉行和平路线。结果，中联部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国际反动派要和、 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代表，遭到批判打击。 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对外联络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联部的意见， 对他一直热衷和极力推行着的一套，即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正相对抗，便成为批王的急先锋和干将。 文革开始以后，康生更把所谓“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 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 扑灭人民革命运动。 在这种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
1979年2月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 ，王稼祥才得到平反。 而此时，这位头脑清醒、敢讲真话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作古5年。
正确的意见被斥为“三和一少”，于是我国继续义无反顾地充当许多小兄弟的冤大头。 有一回阿尔巴尼亚来要援助，我国领导人很大气：我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每个人省一小口，就把你们包下来了。
每个人只省一小口! 这条道理说起来轻松，细一想却异常沉重。 比如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680万吨粮食，按当时全国6.7亿人平均一下，不过人均20斤粮食，每人每天省5.5钱就出来了，确实是一小口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想过没有，680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1960年 《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 ， 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 我们就按最高标准算,680万吨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用得恰当的话，这680万吨粮食足足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迄今为止(估计也就止了)，没有发现我国的国家级媒体———党报党刊、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类文件资料等，有“苏联逼债”4个字。 60年代、70年代中苏交恶期间， 官方论战颇多，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 从来没有提到过有 “逼债”一事。 以至两国发生流血冲突，兵戎相见，也没有翻出什么“逼债”的老账。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苏联逼债”。
70年代 ，《人民日报 》曾屡次谴责苏联如何 “无情逼债”，不过那是对别的国家，是对“发展中国家”。 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文章，直斥《苏联讨债逼债何其狠毒》，但这篇2000字的文章，反复批判了苏联向埃及“逼债”的罪恶，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射都没有。 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 《人民日报 》刊登署名为 “新华社记者述评 ”的文章《是援助，还是控制和掠夺? 》的文章，猛烈批判“苏修通过贷款、贸易和要受援国还债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攫取亚非拉国家的重要资源”;谴责“苏修不管受援国出现的困难，经常以债主的身分进行逼债，强调必须‘按时偿还’。这使一些国家债台高筑，旧债未清又借新债”。值得注意的是，整篇文章近4000字，却无一字提及苏联对中国的“逼债”。 在中苏对立最严重的时期，作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报》对“苏联向中国逼债”一事如此缄默，显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之说，曾在我国流传很长时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认为、如果有官方解释的话也会这么认为，是当时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传播。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30多年来国内众多理论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 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果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为“左”的错误做掩饰。
责编：朱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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