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公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新发现的6个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出土了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再次点燃人们对古蜀文明的强烈兴趣。
但四川不只拥有三星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从考古发现角度，带领读者走进四川历史。全书19个章节，从新石器时代写起，一直到清代，不仅有大众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蒲江船棺、江口沉银等难得一见的考古现场见证，还涉及大量出土文物和遗址留存。
在作者萧易看来，大众熟悉的历史往往是以通史方式书写的。汉代400余年历史被浓缩在《汉书》与《后汉书》中，而其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但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县、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萧易说，“因此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例如《寻蜀记》宋代篇中“西蜀梦华”一章，作者通过彭州金银器窖藏这一考古发现，讲述了董氏家族的悲欢离合。四川出土的宋代金银器的数目，几乎占到了中国同类文物的一半左右。数目为何如此之多？萧易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战乱。大约800多年前，听闻蒙古铁骑入侵的消息，董家将金银器埋到地下。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在四川许多地方，惊慌失措的宋人纷纷将金银器、铜器、瓷器掩埋起来。战争最终使他们再也没机会回到家乡取走当年的埋藏。作者以“透物见人”的方式，勾勒出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命运浮沉，将物与人、历史与当下联结在一起。
在《寻蜀记》中，萧易对诸多遗址进行了梳理与定位：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是古蜀最为璀璨的一页；以万佛寺为代表的南朝造像，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泸州市是四川乃至中国宋石室墓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又以泸县、合江两县数目最巨；彭州窖藏金银器350件，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而四川总体窖藏金银器近500件，约占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泸州市泸县，境内明清龙桥141座，是中国最集中的明清龙桥群……这些蔚为大观的文化遗产，让读者重新认识了“四川之最”，激发了他们探索文博和中国文化的热情和信心。
曾出版《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年/1941年的广汉》《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空山》《金沙》《古蜀国旁白》等书的萧易，为了写作《寻蜀记》，访古城、探古墓、寻遗迹，十余年间足迹几乎遍布巴蜀，将神秘的三星堆、四川汉阙、泸州宋代石室墓、王玺家族墓地的土司遗珍的无限魅力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强烈的现场感和较高的可读性。（本报记者 张鹏禹）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4月15日 第 07 版）
责编：张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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