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回顾

 曾汉静夫妇与采访者合影

1932年，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当时，我祖父经营一家万隆兴宝号的米行，生活条件尚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我跟随父母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厦门。

那一年，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回国后，我们住在叔叔婶婶的房屋里。过了一段时间，家里慢慢稳定下来。回国前，父亲也准备了一些钱，打算作为送我上学的学费。由于之前我都是在家里自学，于是父母让我直接上二年级。然而，当时的日军会来学堂抓小学生去做苦力造防空墙。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不再让我上学，我在学堂的学习生涯也就此结束了。

1948年曾汉静（二排左四）的中学毕业照

抗日战争那几年，我们和在南洋的祖父母失去了联系。那个时候，我们想方设法联系远在南洋的叔父，但始终没能联系上。起初，靠着祖父留给我们的钱财还能维持生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日趋窘迫。于是，我跟随父母去乡下收集柴草、蔬菜、大米等，拿回来贩卖……

回想起那段时光，真是“刀口下”讨生活。日军对所有运送的物品都查得十分紧，常常拿刺刀戳货物。为了躲避日军的盘查，我和父母亲都是摸黑运送在乡下收集到的东西。日军每月每户只分配2斤米渣还是发霉的，好的大米老百姓根本吃不到的，我们只能挑些野菜充饥，勉强维持生计。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真是很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开始另谋职业，做起了类似于中介的工作。多亏了父亲的这份工作，加上家里的大人小孩也都去做工，才撑起整个家庭。我们的生活条件也稍好些，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1958年，曾汉静在福建集美航海学校毕业照

1958年，我毕业后分配来上海做渔船检修工作。1961年，我和老伴年结婚。那个时候，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很不景气，人民根本吃不上肉。为了能够尽量供应些吃的东西，帮助市民度过难关，职业促使我只好日夜上班，根本没有休息也几乎没有节假日。

那段时间，为了让市场上有肉类供应，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九至十级的风浪下捕鱼。出海的时候很苦很累又很饿，有时候真的觉得挺不过去了，但最后都咬咬牙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人经过共同努力，让我们的新中国度过了艰难时期。

1961年曾汉静夫妇的结婚照

不久后，文革开始。我是渔业技术人员，也就是做渔船检修的。但因为祖上还有些地和房屋等不动产，再加上在南洋还留有一些财产，为了不被“扣帽子”，所以我们俩都努力工作，尽量低调，小心翼翼地度过那段动荡的时间。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神州大地，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分到了房子。我们这一代人从抗战时期一路走来，能非常深刻感受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大变化。

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我的儿子曾杰1989年从同济大学建筑专业毕业了。他先任职于上海消防建审处工程师，后成为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防火监督部部长、国务院安委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消防专业委员会成员。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调到北京执行任务，为期一年多。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他担任单位党支部书记，一如既往地在岗位上尽心尽力地工作。

 2015年4月9日，曾杰（右一）调研社区居民消防安全工作

2016年1月21日，突然噩耗传来——儿子在工作岗位上突感不适，经抢救无效因公去世，年仅49岁。中央和地方媒体纷纷报道了儿子的先进事迹，称赞他“用生命镌刻防火监督的丰碑。” 儿子的突然离去，让我和老伴悲痛万分。如今，家里的墙上还挂着他穿着制服的照片。我们还保留着他的房间，老伴也常常打扫。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和哀悼他。

我一生的经历是与新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早年经历战火的洗礼，有过饥饿难耐和动荡不安的时刻，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后，生活日趋稳定，可是谁曾想又经历了失去爱子的痛苦。这些年，居委会和侨联干部常常过来看望我、关心我，我和老伴心里觉得很开心、很温暖。我想，虽然我和老伴年岁已高，但如果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都将尽己所能，继续发挥余热。（口述：曾汉静；整理：朱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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