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庆子，1947年4月出生在日本东京都。
1953年8月， 7岁的我和5岁的妹妹黄洋子，随父亲一起回国定居。67年来，我们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深深感到：一个强大的祖国，才是我们归国华侨的坚强靠山。这些年，每当我遇到什么困难，都是祖国母亲伸出她那温暖的双手，帮我跨过了一道道坎儿。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我的父亲出生在台湾，我的母亲是东京都人。父亲早年赴日本读书，后来在日本定居，并在东京都开了个小酒店。
有些台湾人在日本定居后，往往以“日本人”自居，而且还看不起中国人。父亲为此很气愤，经常教育我和妹妹：“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我们的根在大陆，中国才是我们的家！”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就一直想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因为母亲是日本人，当时家中还有老人需要她照顾，所以一时间走不了。于是，归心似箭的父亲只好带着我和妹妹，在东京都登上了轮船，毅然投奔祖国。
我们在天津短暂停留后，接待部门把我们一家安排到了上海。父亲进了上海江湾建筑机械厂当车工，每月有50多元钱的工资，这在解放初期的50年代就是“高薪阶层”了。工厂领导还帮我们在虹口区三角地菜市场找了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三口在上海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地。
那时候，父亲上班是很忙，而我和妹妹都还小，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厂领导看到这个情况，由厂里出钱特地为我们家雇了一个保姆，帮我们做饭洗衣服、料理家务。直到我长大了一点，有些活儿我们自己也能干了，才把保姆辞退。
热心教我学沪语
回国后，我和妹妹先后在上海龙华路小学和邯郸路小学读书。我是1954年9月入小学的，6年级毕业后，我又到淞沪中学读初中。上学期间，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很多上海同学都热心地教我说沪语，还帮我复习功课，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
上初中时，我记得有一位姓周的俄语老师，一直对我进行表扬和鼓励，这让我增添了许多勇气和自信。我每天起早贪黑背单词，所以我的俄语成绩在班里一直是靠前的，周老师还号召班里同学要向我学习。由于成绩突出，我还被选为少先队的中队长和校学生会的学习委员。
1963年7月初中毕业后，我在次年4月进工厂当了一名车工。当时厂名是上海江湾机械车厂，主要生产铣床等产品。在那个年代，当一名工人是很“吃香”的，蓝色的工作服一穿、工作帽一戴，就开始在车床上聚精会神地加工各种机器零件。一想到终于可以自食其力地生活了，而且还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我就由衷地感到光荣和骄傲！
照料丈夫20年
在厂里，经人介绍我遇到我爱人——他是我们厂里的一位车工师傅。爱人大我9岁，为人忠厚老实，对我也疼爱有加。我俩婚后生有一女一子，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中年时期的黄庆子姐妹，摄于扬州瘦西湖（前为黄庆子）
但天有不测风云，1979年5月的一天中午，丈夫休息在家，在修理家中的一扇窗户时，不小心腰被撞了一下，脊椎骨被撞坏了。送医后手术不成功，竟然从此站立不起来了。后来他又犯了一次脑溢血，整个人就彻底瘫痪了。
那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不久，女儿刚上小学，儿子还在幼儿园。丈夫本来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他突然倒下，我整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快要压垮了。
在这关键时刻，党和政府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援助之手。工厂领导决定批准我长期事假，工资照发，在家照料丈夫。为了能照顾好病人，又不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活，厂里领导把我从原来在邯郸路上住的10多平方米的房间调整到政通路上有47.78平方米的两室里居住。
不仅如此，厂工会还送来了轮椅、慰问金和慰问品，厂里的领导和工友们，带着滋补品、鲜花和爱心捐款，不时来看望我、劝慰我。为了能减轻因疾病带来的生活上的负担，区侨联从我丈夫生病那时起，每月增发了一笔补助金——这一切，让我鼓起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我悉心照料我的丈夫，天天为他端水送饭、倒屎倒尿，推他翻身、替他擦身子、扶他起床、抱他躺下……在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看护下，原本被医院宣判活不了多久的丈夫，竟然奇迹般地和我们一起又生活了20年！
愿做中日友好的使者
1997年4月，工厂为我办了退休手续。这20多年来，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事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妹妹黄洋子现住在宝山，常过来看看我这个老姐姐。她爱人退休前是国营工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现在也和孩子们在一起过着其乐融融的晚年生活。
2019年5月，于日本富士山角下的黄庆子姐妹（前为黄庆子）
我们姐妹俩在日本的老母亲，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前几年身体还硬朗的时候，每3年我们都接她老人家到上海来住上一段时间。现在她在日本住进了养老院，我和妹妹黄洋子每年都要回去看她。
今年5月11日，我和妹妹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出生地东京都，去看望老母亲。在中国和日本，我们都有不少亲朋好友，我和我妹妹身上都流淌着中日两国的血脉，我们愿做中日世代和平友好的使者。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衷心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口述：黄庆子；整理：施嘉明、姜德福、陆春炎）
责编：侯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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