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云辉，1932年出生于荷兰。
我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松口镇官坪村。家父梁河祥排行老四，早年从松口镇火船头下南洋经商。3岁时，因母亲病逝，我随父亲、兄姐迁往荷属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定居，跟随大姐成长。
父亲经商，大姐大我10多岁，大姐夫是工厂老板，当时全家较为富裕。我在家中排老六最小，因此家父兄姐都很爱我，叮嘱我学好知识长大成才。我从小学顺利读完高中，但毕业后却无法进入印尼的大学继续深造。当时，印尼高校用各种政策条例拒收我们华人子弟，这让我萌发了回祖国的念想。
1957年回国前全家福（第二排右二为梁云辉）
“中国”一词是慢慢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幼小时，家中主要讲客家话，外出讲印尼文。渐渐地，我感觉到我们与当地土著的不同。当时，雅加达的华人大多是荷兰籍，与政府相安无事。但华土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经常发生土著聚集抢劫华人的闹剧，日本侵占后更是常态。
在此情势下，华人自发组织护卫，保护家园。我家住的地方是班芝兰(Pancoran)，每次土著聚集前来抢劫，只要哨岗发现就会火速通报——大街上的商铺顷刻间全部关门，一些商店还会在路口将酒瓶砸碎封住路口。所有男子带着武器在各个道口与其对峙。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我方人数略超，且生番不穿鞋无法通过碎玻璃，对骂而后散去，家园终保。
原本感觉我们与土著只是经济地位的不同，仅仅是穷人抢劫富人，但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利用华人认同荷兰统治来挑拨华人与土著的紧张关系——不仅对抗日华侨进行逮捕杀害，并扶持土著对华人进行迫害。苏加诺上台后更是禁止华人文化和学校，不许过春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华人在路上行走看到日本兵必须要鞠躬，小孩也不例外，不从即打。
当时我年幼，和同学课后去爬树摘椰子，我爬上树后突然两个日兵跑来举起枪对着我一阵乱嚎，我一惊从树上滑落，双腿被树皮擦破，满身是血摔落在地。爬起后赶紧与伙伴排队站好给日兵行礼，日兵翻了我们书包，一一打了耳光后离去。原来，附近日本兵营的士兵，认为我爬上树是奸细刺探情报，所以赶紧跑了过来。回家后，家人担心，我自己心中满是屈辱，两腿至今伤痕犹在。
没有国就没有家。国家落后，在海外的华人自然受欺凌。在我年少的心里已经慢慢体会到了祖国的强盛与否和每个海外华人荣辱休戚相关。我们华人经常组织捐款回国抗日，我们全家也每次都捐款。还有一些邻居和众多的南洋华侨集体回国参军，为祖国的安危而勇于献身。那时，一种责任感和牵挂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虽然华人都是荷籍，但是我们是中国人。
在巨港庆祝国庆参与编演的文体活动
我会国语。高中毕业后，经人介绍我离开雅加达前往芝马墟（Cimahi，靠近万隆和巨港），在华侨开办的巨港第四小学任教5年。我青年时喜爱歌舞和文体活动，中学时期由专业老师带教。因此任教期间，我除了教小学生国语、算术外，还带教歌舞和球类。我的教学是多方面的，很受学校和家长们欢迎。
1956年，华总会与棉南岛文娱组全体人员合影（从上往下第二排左四为梁云辉）
在巨港，每年都有庆祝祖国成立周年的文艺会。我所教的第四小学经常组织演出我编导并参演的中国民族舞蹈——这些舞蹈都是我凭着对祖国的向往和热爱以及一些照片等资料和学生自主创编的。我们的演出得到了当地华总会和工商界人士的赞助和好评。在爱国团体华总会的组织下，我们在巨港附近的三个小岛轮流进行文艺演出。当时都是坐飞机来回，很是受到各界的欢迎，为此我的工资是同僚们的三倍，可谓是待遇高、生活好。
那时，当地青年分成两派，一派是亲民国的学生会，一派是亲新中国的新青年。我加入的是新青年爱国团体，经常在各地组织爱国宣传活动。虽然风餐露宿，但也游历了印尼各地风光，但是，在我心中，祖国的大好河山才是我所梦想的。
1953年9月，参观印尼博览会-中国三馆:重工、轻工、农业
特别是在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后，我的爱国心情达到了高潮。同年9月，雅加达举办了印尼国际博览会，我和家人带着兴奋的心情一起去参观了中国三馆（重工、轻工、农业）。中国三馆就像天安门一样，在整个会展中是最亮眼的，所有去的华人都争先在中国馆门前拍照留念，颇为自豪。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家兄拍摄周总理的照片
1955年，万隆会议在雅加达召开。当时，家兄随华总会参加接待工作，有幸在近距离目睹了周总理对华侨演讲时大国雄风的高尚气质。家兄随即拍下这张珍贵照片，并送我一份保存至今。当时我万分激动，仿佛我们的周总理就在眼前，感觉祖国离我更近了。家兄告诉我，周总理还在谈话中说到希望我们爱国华侨回来建设新中国。在外生活了20多年，虽然生活优越但始终没有归属感，周总理的一番话让我有了依托。我一心想回到自己的祖国进大学学习并报效国家，这想法得到了家父和兄姐们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不顾学校校长和师生们的挽留，带足了回国求学的资金和用品于1957年下半年回到了久望的祖国。
1957年，巨港学校的同事们欢送我们回国（第一排右三为梁云辉）
当时，和我一样带着爱国和建设新中国的热烈心情的人很多，大船上连甲板也满员。我们一路上途径香港，辗转到达了广州。接待人员先安排我们几个学生到广州的补习学校学习，准备考大学。但当年的高考已经结束，我们只能等待明年的考试。
由于广州的补校无法安排，我们又调到了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高复班。到了首都北京，我大开眼界。幸运的是，我正好赶上国庆节，侨联安排我们学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国庆阅兵大游行。随着学生队伍我经过了天安门广场，还见到了彭德怀元帅，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感觉到了气势雄壮的祖国是多么的美好！之后在北京高考补习的日子里，我几乎游玩了整个北京城和故宫，“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也做到了！
不久，有云南农垦局派工作人员来北京，动员我们华侨学生响应祖国号召去南方参加建设开发荒地。好多侨生和我一样，抱着一股建设祖国的热情踊跃报名去云南。跟随工作人员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们到达了云南昆明。经过分组，我们印尼的侨生被分到了西双版纳农垦局。最初分到一组先种植甘蔗，后又到种菜组。种菜需要水，我们大多来自大城市，从未挑过水，提一桶水很不容易，种木瓜挖树坑更是毫无经验，经常挖了满手的水泡一个坑也挖不好，经过好久的训练才过关。之后，我又担任养猪、养牛等一系列艰苦的工作。
当时民族政策很严，我们不允许和当地民族接触，有侨生为此被罚。印尼的华总会和家长知晓我们回国的状况后与国内侨联组织联系，希望安排我们重新学习备考。要求得到了同意，下乡的学生一律回校补习。随后，我们被安排暂时借住昆明大学复习备考。因为我有一定的外语基础，经过短暂的几月复习，我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英语系，实现了我回国的最初愿望。欢欣之余，我从内心感谢祖国对我们归侨的关心和及时帮助，云南之行也成了我人生一段宝贵经历。
在川大学习的五年间，国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我深深体会到了国家在困难时期是多么地艰辛。当时我带回的所有资金和家人给的贵重物品，全部补贴进了日常生活。在艰巨的灾害时期，毛主席以身作则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度过了难关。艰难之余，也不乏振奋人心的消息——期间，我国发射了第一颗导弹，着让我激动不已！
在读期间，发生了中印战争。有部队的领导到学校招英文临时翻译，我有幸被抽到，担任了部分俘虏鉴别的翻译工作。几周的工作非常忙碌充实，学到了不少，也让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到了一次锻炼。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些印度人长着红色的胡子，也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会英文。
2018年，与戴秉国等老同学聚会（右二为梁云辉）
当时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但还是给我们学生配了足额的伙食，而官兵吃的非常差，这使我非常感动，这才是我们的解放军！完成部队工作任务后，我得到了一枚军帽上的五角星并珍藏至今。和我一起的同班同学中，还有后来的国务委员戴秉国。2018年，戴秉国来上海在虹桥宾馆和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一起畅谈当年的学生经历，十分难忘！
五年的大学生活虽艰辛困难，但也丰富多彩。我在寒暑假期还游玩了多处省市区，真正地饱览了祖国的壮丽山河以及深厚斑斓的人文锦绣，也目睹了当时祖国贫穷落后的状况。于是，我立志毕业后留在祖国，为建设富强祖国努力工作，尽我的一份力。
1966年，工业部二局英语训练班结业留影（第一排左5为梁云辉）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在国外时，对祖国的印象除了老家就是上海，家中生产的有些商品还冠以上海品牌。所有的华人都知道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也是我所期望的。
到了上海，最初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局英训班教了2年的英语课，之后分配到了上海机床厂工作。后来，又调到磨研所情报室搞翻译工作。1968年-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厂里的液压车间当劳动工人。10年间，我和基层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学习他们善良朴实、热爱工作的优良作风，也学会了很多劳动技能。我已准备当好一名合格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拧。
工余时间我还自学了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三门外语。文革后，我又被调回磨研所干起了本行工作。1984年，全国抽调四人去北京，参加机械工业部编写的《机床、工具、液压、工业1949-1983》国外英文版的翻译任务。我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华侨饭店——时隔20多年，再次来到北京感受已不相同。当年在北京意气风发，现在年过半百，有了家庭子女，也算事业有成。
在北京二个月的紧张工作，我们完成了翻译编撰任务，书籍由香港出版。返回上海后，我在工作岗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三次评上“先进工作者”，并晋升高级译审职称。1990年，我还被评为“统战工作积极分子”并获得荣誉证书，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表扬。
上世纪80年代梁云辉工作照
改革开放后，我所在的磨研所有好几个翻译人员都跳槽到高薪单位工作。不少同行同学也劝我尽快离开这家任务重、低工资的国企单位（当时我的工资是58元）。我想，回国后是国家培养我完成大学学业。现在是改革开放初期，单位里机床、工具、液压、磨床等进出口任务很繁重，迫切需要大量翻译人员。而且，从事一线翻译工作的已有多人调离，人手严重缺乏。
经过慎重考虑，我拒绝了其他单位的高薪聘用，决定留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做好进出口翻译工作，尽力贡献我的才能。1992年，我光荣退休。后因单位工作需要，又继续留用了10年，之后改为在家继续工作。碰到单位有急件需要翻译，我都不计报酬力所能及。单位里一些年轻的小翻译们也经常来家里求教，我都一一帮助解决，这样一直持续到2010年。
退休后参加侨联活动（第一排左三为梁云辉 ）
我老伴是位医生，对我照顾很好。几十年来，我未患过大病。平时身体不适及常见小病，都是我老伴亲自医治。近十几年来，老伴常为我煲一锅5-6种荤素搭配的营养汤补充身体能量。现在，我已是向90岁进军的耄耋老人了。党和政府对我们很关心——不仅享有丰裕的养老金，还有额外的多种补贴和医疗保障，像老年补贴、早期归侨补贴、节日补贴、敬老节侨联慰问金、每年体检等等。在侨联的关怀和涉侨政策帮助下，我身体良好，生活能自理。平时我常和老伴到处游玩，品赏各种美食糕点，享受着美好幸福的退休生活。
平时儿孙工作和学习繁忙，我不要求他们经常回家看望。我们生活可以自理，有事发发微信、相互报个平安就可以。我经常教育儿孙要牢记国耻，珍惜千百万烈士其中还包括了众多为国捐躯的南洋华侨用鲜血换来的美好江山。虽然出生在海外，但每当祖国有难，华侨华人都抱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愿意放弃优越生活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国家富强我们人民才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我深深地感觉到回国这条路我走对了。
我家从父辈起，已有六代在国外定居，分布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尼三个国家。国外和老家的晚辈回来看望我，亲眼目睹了我们老两口的的衣食住行和无忧安定的幸福生活都称赞万分。临别时，我总要嘱咐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伟大富强的祖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祖宗语言要代代相传，在外学好知识和本领，有能力望回国来创业。在国富民强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更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百年梦而奋斗！（口述:梁云辉; 整理：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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