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一家生活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父母凭借一双手和祖传的做鞋手艺，用辛勤的汗水和无数个不眠的晨昏，挣下一份家业，换来一家人基本衣食无忧。
1960年，印尼掀起一股排华反华浪潮。从各地被驱赶的华侨聚集在当时相对平静的雅加达，有一部分华侨就寄住在我求学的中学。学校的师生对他们极为同情，我跟不少同学一起投入救助他们的工作。在为他们服务、和祖国派去接他们回国的工作人员的接触中，我对“祖国”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从小就爱读书，有一个宏大的心愿就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在这动荡不安的境况下，我萌生了回到祖国读大学的念头。在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后，我们三姐妹登上了接侨的轮船。启程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回到祖国。
那年我17岁，大姐20岁，妹妹才12岁。
温暖回家路
一登上船，祖国亲人的关怀如阵阵暖流涌动心间。工作人员竭尽所能，安排我们的吃住，并征询我们回国后的打算。说实话，当时我对祖国的地理可说是一无所知，只是凭印象说出了“北京”、“上海”等地名。我们姐妹被安排到了北京，进入专为归国华侨开设的“补习学校”里学习。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还参观了当时极为著名的“北京八大景”。
1961年的春节，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里度过的。当时我们只是激动，还没有更多的感受。直至后来与同学们谈起，看到他们充满羡慕的眼神和语气，我才知道，这是多大的荣耀啊——要知道，当时国家正遇上自然灾害面临着“经济困难”，却为我们这些流落海外的游子花费巨额经费派船接回，又为我们开办专门学校，组织我们参观游览和春节联欢——这是把沦落人放在最前面的祖国母亲啊！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掌握本领，报效祖国和人民！
在北京学习一年后，我被分配到上海第八女子中学学习。我在印尼时，已读到高二。为了更有把握考取大学，我接受了学校的安排和老师的建议，重新从高一开始学习。在印尼，我学的是英语，而八女中教的是俄语，我又重头开始。虽然我对祖国的历史、地理等了解较少，但我勤奋学、努力赶，在班级站稳了前列。不久后，我还加入了共青团。
作者（前排右二）与大学同学合影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我如愿以偿，考取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开始了全新的学习和生活。我记得那时国家每月发给生活费12.5元，零花钱3元。今天看来钱数不多，但当时足够我生活了。每当领取饭菜票和零花钱时，对祖国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求精医技路
6年的大学生活，是愉快而充实的。转眼间，我毕业了。此时，我对祖国的地理、历史以及各地的民情风俗已有较多了解。知道了东部沿海地区气候适宜，经济发达，生活富裕，西部地区相对滞后。毕业之际，学校征求我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并表示对“归国华侨”可以适当照顾。可是，当我想起了回国的历程，想起了当初的决心——我应该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回报人民！于是，毅然决然放弃了照顾要求，表示“服从分配”。学校对我的表示予以肯定，将我分配至湖北省荆州地区沙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工作。
这是一所市级医院，医务人员很缺乏，医疗技术水平也不很高。在眼科，我是第一个经过正规学习和培训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医院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为更好地为病患服务，我一边努力多看病、积累实践经验，一边继续学习理论知识。
在过了“住院医师”阶段的培训后，我即联系了我的老师，到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进修，学习掌握“白内障”等有较大难度眼疾的手术治疗方法。回来后，我在在荆州地区第一个开展此手术，引起较大的反响和好评。一些患者说，以前这些病都要到武汉等地治疗，费时费钱费精力，现在家门口就能治疗了，叶医生真好！
在熟练掌握白内障的手术治疗后，我又有了新的目标，再次到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眼科进修，学习“视网膜脱落”的治疗技术。于是，我又成为荆州当地第一个能进行视网膜脱落治疗手术的医生。
多年的从医经历使我明白：医疗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作为医生，只有在医技上精益求精、不断努力，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由此，我一步一个脚印，由住院医师升到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正主任医师。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其中，固然有自己的努力，更有国家的培养。
做一个好医生，医疗技术上固然学无止境，更应有悬壶济世之心，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在沙市第三人民医院时，起初我只是个“住院医师”，但凡来了危急病患，我都要参与抢救。后来，这居然逐渐成了“惯例”。不少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指名要我为他们诊治。
那时的通讯十分不方便。为了不错过接诊时间，即使休息我也整天待在宿舍里。如有外出，我都会向医院报告，以便医院掌握我的行踪。后来家里装了电话，有时候节假日来了亲朋好友，医院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立马放下锅铲，对亲友们打一声招呼：“你们自己烧菜吧……”便匆匆赶到科室参与抢救。后来，朋友们到我家作客，都做好了自己动手烧饭烧菜的准备，不再“指望”我了。
或许有人感到这样的工作和生活太累，我却习以为常。因为我心里始终牢记一句话：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学了医疗技术，就要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
笑走崎岖路
人生之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多吃点儿苦、经受些磨难，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能磨练人的意志，积累人的经验。正如人们常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嘛。
记得初到沙市，生活条件和我曾生活过的北京、上海有较大的差距。加之“身份”的变化，我由一个不用担心柴米油盐的学生，直到事事要操心的“社会人”，处处感到心累、工作累。尤其是初为人母时，我没有奶水，孩子饿得都哭哑了，我们夫妻俩也只能干着急。幸好同事出了主意，用米汤拌葡萄糖喂孩子，才稍微应付了一阵。后来，直到我丈夫的弟弟从上海赶送来奶粉，才救了我们的急。
“养儿方知父母恩”。为生孩子所受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负担和折磨，让我想起了我远在雅加达的父母。当年，他们不也是像我今天一样为孩子们耗费心血吗？我真想飞回雅加达，为年迈的父母做一点儿事。但遥远的距离，阻隔了我看望他们的步伐。直至他们离世的噩耗传来，我都没能尽我的孝心——这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因而，每逢看到老年人来就诊，我就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对他们。我用真心和热情，换来他们的认同和赞扬——每年，我收到的锦旗和表扬信是全院最多的！
为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让给病人，我把孩子托放在上海的公婆家。但锥心的思念，又让我们常常寝食难安。只有每年春节假期，才能回一趟上海探望。那时的假期短，交通不便，从沙市到上海，轮船要航行三天四夜。而从上海回沙市，逆水而上则要四天四夜。当时，有床位的“四等”票极其难买，我们只好自带席子等上船，在闷热的“五等”统舱里铺开度过行程。朋友们都开玩笑说“这简直是逃难……”
可是，如果买不到船票，辗转而行，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了。来来去去的奔波，每次都精疲力尽。虽然这样，只要我一回到单位，就一心一意投入工作，因为有病人在等着我啊。后来，我调到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离上海近了，照顾孩子的时间多了些，略略弥补了我对孩子的愧疚。
天有不测风云。跟我在同一所医院工作的丈夫——医院外科的台柱子，由于过度的劳累，竟患了癌症，并很快离开了我和儿子。当时，我犹如天塌下来了。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几十年，就在一瞬间阴阳相隔，我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不能相信！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煎熬后，我渐渐冷静下来，恢复过来，继续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忙碌的工作，让我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此后，虽然生活和工作中仍遇到不少困难，但我都能从容应对。退休后，我谢绝了一些医疗单位的返聘邀请，回到社区成为一名志愿者发挥余热。因为我感到，这样的生活更充实。
无悔人生路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人生漫漫路，关键就几步。我深深感到，当初回到祖国，是我一生最正确的选择——正因回到祖国，我才能读书成才，成长为大型医院独当一面的主任医师。正因回到祖国，我才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正因回到祖国，我才能有更完美的人生，更丰富的生活。正因回到祖国，我才能走出“家庭妇女”的小圈子，成为无锡市滨湖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商讨国家和地方大事。而这一切，在印尼是不可想象的。
退休后的生活照
现在，我每两年都要和在上海生活的大妹一起回印尼看望小妹妹。她和亲戚们对我们都极为羡慕——有稳定的收入，安定的生活。尤其是我的一个表哥，他原也是印尼的一个“高级白领”，但退休后还要摆地摊来贴补生活，否则就难以为继。每次探亲回来，我和妹妹都感慨万分，深感生活在伟大的祖国，真幸福！（口述：叶丽珊；整理：周彭庚）
责编：侯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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