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觉得我遇到恐袭了”
傍晚，我刚从健身房出来，就看到安安发在微信群里的消息，@所有人，发送时间是十分钟之前。在那之后是群成员七嘴八舌关切的询问，却再没有看到安安的的消息。
盛夏时节，我却在爱丁堡潮湿的空气里打了一个寒颤。
我在英国的那两年，是欧洲近年来最动荡的一段时期。2015年夏天，北京到爱丁堡的航班受天气影响，被迫在苏格兰北部城市阿伯丁降落，我和一群跟我一样的留学生坐上了机场为我们安排的开往爱丁堡的商务小巴。
刚刚结束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还在影响着苏格兰人，尽管公投以大多数选民的“NO”宣告终结，但从阿伯丁到爱丁堡的路上，随处可见广告牌上画着苏格兰国旗，并在下面写着大大的“YES”。
苏格兰的气候像我国东北，道路却像极了蜀道。当我们颠簸到了爱丁堡市区时，已经没人有心情再欣赏这座有着“北方雅典”之城的古城了。我和安安一下车就吐得天昏地暗，却还是咬牙把各自一大一小的行李箱从车上拿下来，毕竟住这栋宿舍楼的只有我们俩，其他人还得去找自己的住处。
宿舍离学校很近，虽然天色已晚，但仍有不少人刚从图书馆出来。几个金发碧眼的年轻男孩子背着书包，笑闹着经过我们，停下来问：“需要帮忙吗？”我和安安异口同声道：“不用了，谢谢。”他们也不坚持，无所谓地笑了笑，其中一个戴了鸭舌帽的高个子对我们说：“祝好运！”然后和同伴打闹着离开。
等他们走远了，我和安安相视一笑，像是在为自己和对方打气。出门在外的中国姑娘大都是这样的，勇敢，独立，甚至有些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意味，但是，自己受点儿累，总比让我们开口求助要容易多了。
宿舍楼很老很旧，是两百多年前就修建在“老学院”（Old college）旁边的一栋楼，后来被改建成学生宿舍楼。这是一栋神奇的宿舍，它的一侧是是建于1789年的文物“老学院”（Old college），而另一侧则是新建的玻璃穹顶的苏格兰国家剧院。这样一栋承前启后的宿舍楼，没有电梯，没有电热水器，上楼靠脚，热水靠烧锅炉，开窗会有小鸟飞进来觅食，就算关紧了门，也会有老鼠从下水道钻出来。有一次，和国际学生服务中心的Anne聊起我在宿舍楼道里被海鸟追得抱头鼠窜以及考试前一天在宿舍房间打老鼠的遭遇，她笑道：“你可真像是辛德瑞拉呢！”我无言，在国内从没吃过这样苦头的我，到了英国怎么摇身一变成了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顿了顿，她又说：“很棒的经历，对吗？”
是的。独一无二的经历。
我的专业课教授是很典型的苏格兰人，头发已经花白，脸是红色的，颧骨很高，看起来总像是喝醉了一样。班上只有我和晴子是中国人，老教授对我国的刑法哲学基础很感兴趣，有时候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孔夫子会怎么看？老子和庄子有这方面的论述吗？”可爱极了。
晴子是大学霸，我是学酥——看起来像学霸，其实轻轻一碰就碎成渣。晴子有中国传统学霸的弱点——“不敢说”，她每次开口都要字斟句酌，想想自己语法结构有没有问题，用的单词是不是合适，能不能同义替换成更高级的词汇......往往等她组织出一句完美的话时，这一轮的讨论已经结束了。我和她相反，虽然学术造诣不怎么样，但是很敢讲，有时候急了，干脆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给人一种“很厉害”的错觉。
于是开学两周，同专业的小伙伴们就像我发出一起去酒吧的邀请。我说我从没去过酒吧，他们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可你看起来，就像是舞会皇后呀！”这误会可大了。
我拜托晴子和我一起去，晴子扶了扶眼镜：“教授给的材料我还没看完，我就不去了。”于是我本着“不能怂”的精神，一个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赴约去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说的酒吧，不是我以为的“酒吧”。不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灯红酒绿、艳光四射，大家在里面摇头晃脑的酒吧（Bar），而是像国内的奶茶店、或者说咖啡吧一样的Pub，一个吧台，许多桌子，店内一个大屏幕，正在直播英超联赛。小姐姐Cat问我喝点什么，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单词，whiskey、vodka、gin......啊！怎么都是烈酒啊？
Cat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窘迫，看了看吧台那边：“要不要尝尝cider？度数很低的果酒，我很喜欢的。”我长舒了一口气，点了一杯apple cider。要不怎么说，有些人她除了有人格魅力，还聪明又努力，毕业的时候，Cat成为了法学院唯一拿到Smith奖学金的优秀毕业生。
从Pub出来的时候，小路上有两伙足球流氓在打架，警察见怪不怪地从街口慢悠悠地走过来，我们迎着夏天傍晚的凉风，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
（二）
我颤抖着双手，不停地给安安打电话，始终无法接通，我在微信上私聊她，问她怎么样了，依然没有回应。
按时间来算，安安此时此刻应该在土耳其机场。她原本是要回国探亲的，在土耳其转机。
我立马拿出手机来看新闻，BBC到CNN再到人民日报，没有任何媒体报道土耳其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我开始怀疑安安发来的信息只是我的一场幻觉。
直到路上一对老夫妇问我：“需要帮助吗？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是一身冷汗，如坠冰窟。
我有一门专业课叫做“国际刑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研究战争罪和反人类罪。2015年和2016年，是恐怖分子活动最为频繁的两年，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欧洲各国大肆发动恐怖袭击——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国尼斯、瑞士苏黎世、德国慕尼黑深受其害。我们在课上研究了很多成功的反恐案例，不少同学提到，在反恐方面，欧洲国家需要向中美两国取经。
这使我百感交集，因为在不久前的一堂有关人权的课堂讨论上，曾有同学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过度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毫无人权可言！
这一次，我终于挺起胸膛，说：“也许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中国的开放程度还需要加强，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度的自由往往意味着侵略。英国自伦敦地铁爆炸案之后，地铁里不再设有垃圾桶，取而代之的是挂在铁架上的透明塑料袋，可是伦敦的地铁口至今没有严格的安检系统；美国每年发生大大小小的枪击案，可是禁枪法案却迟迟无法通过；欧盟各国深受恐怖袭击之害，但在最近一次，我从法国去往意大利，竟然没有经历任何安全检查！在中国，只要进入机场，就必须接受防爆检查，哪怕是乘坐只需飞行30分钟的航班，也要进行最严苛的安全检查；在火车站、地铁站这样人口稠密的地方，不管再怎么赶时间，接受安检也是必经的程序。网络上发表的一部分言论会被过滤，这样就避免了恐怖主义言论在群众中发酵，煽动人群，当然，我们应该设计更科学的监管和审查机制，但是在现阶段的发展中，我相信，更多的人会愿意牺牲一小部分的自由，来换取生命的安全。”
这一次，没有人再用那种嘲讽的眼神看着我，他们中有些人或许不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但是我看到，他们尊重我表达观点的权利。而那之后，常常会有人主动和我讨论我国的法治情况和社会问题，他们会说：“Chen,和你聊天让我认识一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中国！”
我说：“我希望带给你的是正面的印象。”
“当然，中国正在崛起，噢不，中国已经崛起了。其他国家应该害怕她！”
我立马纠正：“其他国家不应该害怕她，因为她不会侵略、不会掠夺，她一直期望的，是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发展。”
（三）
接到安安的电话，是第二天下午，距离她失踪，已经快20个小时了。
从早上开始，各个国家的各大媒体都在报道昨晚发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的爆炸事件，大使馆也已确认无中方伤亡人员。
电话里，安安说：“阿琛，我已经到北京了，不用担心我！我昨晚上都快吓死了你知道吗？机场突然就炸了，还有人拿着枪冲进来！我这辈子都没离‘死’这个字这么近过！我们躲在厕所里面不敢动，手机也没信号，我觉得我要死了......但是今天早上，居然有飞机来接我们！就是咱们中国的飞机，就接中国人，把我们全接回来了！好像连台湾的也一起接呢......”
安安又说了什么，我没听清，隔着远远的重洋，我好像和她一起经历了这一次生死，也同她一起，为着这样的祖国骄傲自豪，热泪盈眶！
那些原本只在新闻里看到的“撤侨”行动，就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的身边，原来，不管我们身处何处，祖国永远都在身后！这是中国的大国格局!这是中国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绝佳体现!
毕业前夕，我的导师Chloe问我：“你有想过留下来吗？”
我点头：“想过。我喜欢这里阳光，喜欢这里的草地，喜欢这里的山和海，喜欢这里的人......可是这里不是我的家。我像是出了一趟远门，游历的沿途的大好河山与风土人情，而现在，我要回家了。”
一百多年以前，我们刚打开国门的时候，倡导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现在，我们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前赴后继地去往国外，不再是简单地“师夷长技以制夷”了，而是“师夷长技以自强”。
我们是旅人，我们终将要回家，跨越七小时的时差，带着爱，带着一腔热血，带着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来的“真经”。我们将在这片中华大地上不同的地方挥洒我们的青春和汗水，让世界看到我们的祖国，看到这头已经觉醒的雄狮！（刘琛）
（贵州省侨联供稿）
责编：童芳、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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