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初秋，一位有志青年背着沉重的行囊壮志满怀地出了家门，挥手向送别的父母告别，离开了长期生活的地方——广东省梅县水车乡。他就是我的外公。
外公于1928年12月出生在中国驶往新加坡的货轮上，因为出生时间是在傍晚，晚霞满天的美景让身为教书先生的外祖爷爷十分感叹，就给外公取了乳名唤作晚帆，同时祖爷爷也期望外公能如自己一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外公长大以后可以通晓古今、练达文章，于是给外公取了学名，唤作：廖达文。
华人华侨都有一种对祖国的深刻感情，我的外公亦如此。从小异国居住十多载春秋的外公深深地感受到了背井离乡的无奈，在那个岁月里中国国力还很弱，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社会地位也不高，外祖经常给年幼的外公讲述着中国国内发生的大小事件，让这个身处异国的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无比向往，外公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是怎样的情景却日夜思念着素未谋面的故土，梦里经常出现对于祖国和家乡的幻想。
只有经受过苦难的人才会倍加珍惜现有的生活，外公就是这样的人。1943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祖爷爷看着国内复杂形势，在反复思想挣扎后决定带着作为大儿子的外公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想用自己所学来做一些事情，于是举家迁移定居在广东省梅县的老宅。回国之后的外祖爷又重新当起了私塾先生，供职于一所中学，外公也在广东梅县的一所师范学校里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知识的再学习，时光荏苒间便是 194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值解放大西南的革命大浪潮在全国汹涌澎湃，拥有先进思想理念和坚强革命斗志的外公毫不犹豫地和同学一道告别亲人参加了革命。
翻过崇山峻岭、长途跋涉，一群年轻人终于到达了贵州省黔西南。外公在贵州省贵定县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六军补充团，随即西进继续参加解放大西南。后十六军补充团经龙里、贵阳、清镇、黔西、大方到达毕节，又渡过赤水解放了叙永、泸州、自贡、乐山、成都、重庆等地。待到全面解放大西南后，外公经遵义来到毕节，加入到四十七师武工队，于是将根扎进了黔西北的这片土地中……
建国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人才搞建设，国家致力于挖掘和培养文职人员。1951年外公在毕节工作的前期被派遣到了县委宣传部，由于学历较高又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且当时的文秘人员十分缺乏，组织任命外公当起了文职培训员，为毕节县的国家机关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秘工作者。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外公还兼任“毕节县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通讯报道组采访干事，后成为贵州史学会解放战争历史研究会会员，又被选为毕节县普宜乡选举委员会主席。
1978年，党中央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落实侨务政策，外公被任命为毕节县侨联小组组长，外公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他一直热爱和关注的事业。外公工作秉承了侨民那种儒雅谦逊、认真执着的精神，在侨务工作岗位尽心尽力，经常利用工作之余走家串户，加强与老归侨侨眷的联络，致力于为在毕的归国华侨、侨眷侨属做好服务工作，每次侨联开展的活动，外公都非常重视，总是西装革履，提前半小时就到达活动地点。在此期间外公还收集了大量有关侨务侨情方面的资料，仔细地装订成册。外公经常抚摸着资料说：“这些东西是宝贝啊，它代表了党中央对我们华侨华人的关心，一定要永久收藏的。”这些资料至今还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们家中的书柜里。
外公先后在普宜、长春、环城等区和毕节县工商局工作，他最得意的就是当侨联小组长的时期，他特别看重这份事业。当和我们谈到华侨史、海外华人华侨状况时，他眉飞色舞。不仅如此，外公还特别关注海外侨胞的发展动态，母亲说记得70年代初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算富裕，外公就订了许多有关海外涉侨的报刊，如《广东侨报》、《侨情》以及后来的《深圳特区报》等，当我的母亲回家时外公总爱递上一份给她阅读。平时看电视如果新闻报道哪位华人在国外进入政界当上市长或当选为议员之类的，他更是激动得不得了，拍着大腿叫好。
80年代，外公先后当选为贵州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委员。他为人谦和，对工作认真踏实、态度严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争名利。
在外公的影响之下，我的母亲对华侨华人也满怀着一份厚重的感情。她1976年从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杨家湾区农技站工作，后又从事过农业、土地规划管理、烟草、文秘等工作。2001年组织决定让母亲从事侨务工作，调入毕节地区外事侨务办公室开展工作，当外公得知此事后，他激动和兴奋之情无以言表，很难得地听到外公哼起了广州梅县的家乡小调。当时的毕节地区外事侨务办和侨联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人员经费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母亲依然牢固树立“为侨服务”的宗旨，关心归侨侨眷，做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贴心人。由于毕节地处边远，经济相对落后，部分归侨侨眷生活较为困难，母亲常常步行到贫困归侨侨眷家中，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贫困程度、所需所急，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在我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母亲服务对象中有一位年迈的老归侨，在九十大寿之前，他反复叮嘱自己的儿女一定要邀请母亲到场。老人说：“小穆这么多年都一直在为我们归侨侨眷服务，真心对我们好，我生日一定要请她到场。”母亲听到这话后十分感动，红着眼睛望着这位老人，这不仅仅是一位老人对她的信任，也说明自己的那份爱已经到了老归侨侨眷的心中。而每当外公听到母亲对于所开展工作的述说后，都会微笑着点点头。
把为侨服务和为地区经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更好地拓展海外优势、招商引资，这是侨务工作的内容之一，母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外商、侨商的投资意向，及时地做项目的考察、跟踪、落实和服务工作，积极争取资金和项目。她利用各种途径向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发放图片、画册、光盘等各类宣传材料，宣传毕节试验区资源、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等。母亲先后引荐了日本友人户高雅子女士捐资300万日元修建毕节市何官屯龙汉小学；香港港冠国际有限公司投资6500万元在威宁自治县建设年产2万吨的洋芋精粉加工厂；香港应善良基金会捐资17.8万元修建水坡希望小学；新西南中华助学基金会在纳雍、大方、毕节捐助50名贫困学生，直至他们完成学业；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侨心光明万里情——贵州行”专家医疗团免费给毕节地区的5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施行复明手术。母亲说：“中华儿女历来就有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勇气，他们为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名归侨子女，我对归侨侨眷的特殊感情只能表现在对侨联事业的一片痴情上吧。” 2004年12月，毕节地区第一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了，母亲当选为地区归侨侨眷联合会主席。为侨服务的光荣责任和神圣使命使她更加地努力工作。次年，在五年一度的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母亲获得了“全国侨务系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受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表彰。外公看到母亲的奖状后兴奋不已，将它们都复印下来收藏到了自己的纳物盒中。我知道，那个盒子里面装着的，是外公一辈子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在离开故土59个春秋之后，外公病倒了。病重期间，斯洛伐克华侨王海虹先生到医院看望外公，几个月来手脚都不能动弹的外公却奇迹般地伸手与王海虹握手，眼里满含激动的泪花。
外公在临终前的一段日子已经全身瘫痪，也几乎失去了言语的能力，他用很微弱的气息反复对我的母亲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我走以后，请联系省和地区侨联一定要给我送上一个花圈。”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也许这就是外公最看重也是最在乎的事了吧。
外公逝世后的一年，也就是2009年7月，母亲参加第八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被评为“全国先进归侨侨眷”，中央领导人亲自颁发奖状，得此殊荣使母亲备受鼓舞。
2008年6月，我于华侨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作为侨眷我很幸运地以侨联界别代表身份成为第一届、第二届毕节市政协委员，也很荣幸采访到了斯洛伐克华侨、斯中友好协会会长王海虹先生，王先生的一段话让我感触很深，“华侨华人的命运与祖国紧紧连在一起，祖国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坚强后盾，祖国的繁荣昌盛是海外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
2019年10月，祖国即将迎来70华诞，华夏大地经济腾飞，各项事业都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党和政府重视民意、关心民生，人民安居乐业。眼前的繁荣景象令人思绪飞舞，意念中不禁出现了这样的一幅画卷——70年前破旧的小渔村，海风中，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背着沉重的行囊，回头向父母挥了挥手……（侨眷 孙潋）
（贵州省侨联供稿）
责编：童芳、夏夏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