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在此时，我父亲于1951年6月应聘回国，担任国家林业部部管高级工程师职务。我跟随父亲回到了祖国。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教授职务，精通七个国家语言，但是他却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报效国家。
我从小就深受着父亲的影响，经常看见他半夜三更还在书房工作，口里含着大烟斗，吐出一股股浓烟，有时把我呛醒，他才打开窗户，伸个懒腰又继续工作。第二天双眼熬得通红，仍然坚持按时上班，他星期天很少休息，根本没时间带我们去天安门、颐和园游玩，印像最深的是，连每晚坐在马桶上的那点儿时间，也抱着厚厚的外文字典，用放大镜仔细查阅资料。几次出国参加援外工作，带回家的只是一箱箱书籍。父亲的爱国敬业精神，一直熏陶着我，并影响着我的一生。
安家落户时的卫生所。
1968年我们六位同学从贵阳医学院满怀激情地奔赴乌蒙山区威宁县海田公社卫生所，为当地和毗邻的云南宣威、会泽的群众开展医疗服务。当地历史上第一次来了大学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到了政府和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我们看到山村非常贫穷落后，交通闭塞、区乡都不通电、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巫医神婆和骗人的“医生”非法行医十分猖獗。看到此情此景，更激发了我们献身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决心。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每月的口粮大部分是苞谷，还要翻山越岭地走到10公里以外的粮站背回，自己再用沉重的石磨子推成包谷面。医疗队每人每月特批用于消毒和抢救的一条肥皂和一对电池，还要用两天时间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县城去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极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施展自己的才华，晚上经常点着煤油灯，或者借助手电筒的微弱光亮在手术台上抢救病人。不分天晴下雨和白天夜晚，也不论山高路险冰冻路滑，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生命。
我们深深的记得，到公社的第一个春节，公社王社长教育我们要“忆苦思甜”，改造自己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并带领我们大家到山上去挖野菜，回来后撒上苞谷面，加点盐煮成一锅野菜粥，没有油，更没有肉，这就是我们来到乌蒙山区的第一顿春节年夜饭。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
乡亲们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教我们如何推磨才能省力，怎样才能将包谷面推细，如何制作荞麦、燕麦面，怎样才能蒸好包谷饭、荞麦饭等等，也常送些瓜瓜豆豆，帮助缝缝补补等。我们每到当地农民家吃一顿饭都要交二两粮票和两毛钱（当时在省城贵阳一碗阳春面仅需6分钱）。每当我们生病或遇到困难时，乡亲们就会像父母、兄弟姐妹那样出现在自己面前。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亲人，我们也把他们当做了自己的亲人，不会因某人富裕而特意去接近，也不会因某人贫穷而有意疏远。我们把乡亲们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竭尽全力地去帮助他们解决。
一次，王姓苗族同胞全家都感染上当地百姓十分恐惧的传染性极强的“大瘟病”(我们诊断是回归热病)，在以前这种病是无法医治的，只能在家等死，周围群众都避而远之。我和公社王医生俩人亲自上门去对他们全家进行诊治，并亲自拿起门板当担架，把病危的老妈妈抬了十多里崎岖、险峻的山路送去抢救，当到达卫生所时，我已筋疲力尽，倒了下去。苗族同胞全家经过几天的治疗，患者痊愈了。公社王社长带领苗族同胞前来卫生所表示感谢，这件事在当地苗族同胞中引起了很大的震憾，从此以后苗族同胞不再找巫医看病，都主动找我们，他们的心和我们紧紧连在一起了。
红云生产队的一户赵姓麻风病人犯了胃病，麻风病是极受歧视的，周围群众十分恐惧，不敢接近，连巫医神婆都不敢去他家，我却在他家却整整住了三天，医好了他的胃病。他感激地流下泪说：“我还以为没人敢来给我看病，太感谢医疗队的同志了”。这件事也感动了当地群众。
当我听到一位全身被巫医用厚厚的牛粪包裹并引发感染流脓的老人独自在家时，我便主动前往，打开房门便有阵阵恶臭袭鼻而来，但我没有嫌弃，更没有远离，而是亲自主动为老人家清洗伤口和消毒，治疗她的过敏性皮炎。治愈后，老人家亲自到卫生所表示了感谢。
说起来也有件趣事，当时红云生产队请了一个“敲猪匠”（当地称骟猪为敲猪）来骟水牛，开口就要l00元，这是个天文数字，当时公社社长每月工资才28元，生产队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但水牛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劳动工具。我非常着急，决定亲自去骟，并大胆的将外科手术用在水牛身上，果然成功了。只收取麻醉剂和手术费共三角五分钱，为当地农民节约了大量资金，引起了极大地轰动。此后骟猪、骟鸡成为我对乡亲们的一种回报。
上门为乡亲们治病，经常会遇到小儿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有的患儿要抢救三四天，我就住在乡亲的猪圈牛圈楼上，睡着草垫、盖着“秧被”（稻草编成的被子），遇到家里穷的就只收点药费，实在太穷的就帮他出药费。我们经常遇到5、6岁小孩没有裤子穿，我们还送钱给他们买衣物。有的乡亲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烧两个洋芋给我们吃，我们也照例交两毛钱和二两粮票给他。我们的这些做法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和称赞，医疗队在群众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了。在此期间，我与这里许许多多淳朴的乡亲们交上了朋友，结下深厚的友谊，也结识了一位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的农村姑娘。
我们一方面积极开展医疗活动，另一方面又大力开展医疗培训工作，为当地培训了数百名“赤脚医生”，同时，也帮助当地建立起乡、村级合作医疗制度。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1970年8月，贵阳医学院通知医疗小分队同学们返校重新安排工作。这意味着我们的人生道路将会出现新的转机。然而，我将去向何方?心里感到迷茫，接连几夜无法入睡。脑海浮现出贫困山区的落后情景和乡亲们那一张张憨厚朴实的面孔，我毅然买了返程车票，回到了第二故乡---威宁。
在海田公社的第五年我结了婚，真正在乌蒙山区的深山老林里安下了家，扎下了根。然而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许多朋友和亲人，连自己的母亲、姐姐等对此都很不理解甚至反对：一个归国华侨、高干子弟、大学生怎么会在威宁这穷山沟里跟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呢?甚至怀疑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婚姻会不会长久，一些好心人也劝我：“不要开这种国际玩笑了，还是趁早散伙为好”等等。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虽然地位、物质、文化、习惯、生活等差距很大，但是我们俩人的思想并没有任何差距，都愿为自已的贫困家乡贡献出青春和终身。只要理想和信念是一致的，这些差距就自然会逐渐消失，我们的婚姻也会美满幸福的。让时间和历史来做见证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党的政策温暖着我的心。1979年3月6日，国家林业部为我父亲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组织的“决定”中认为，我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他是一位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一位有影响、受尊敬、有贡献的科学家。林业部部长罗玉川，副部长杨天放等领导和“国家林业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敬献了花圈。当领导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比如：补助、调动等。我坚定地回答了领导：“组织上已为我父亲恢复了政治名誉，我也决不在父亲脸上抹黑。我十分感激党对我的关怀，自己也没有什么要求，仍然要回到威宁去为群众服务”。领导们连连点头赞许并鼓励我要继续好好干，我从他们那慈祥的面孔和期盼的目光里汲取了一种无比的力量。这不正是乌蒙山区父老乡亲对我的期待吗?是的，我应当回来。也会回来的。又过了四个月，我的母亲和姐姐从美国回国探亲，我同心爱的妻子一道去了广州。母亲带来了大量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带来了当时国内市场上还没有的计算器、《英语九百句》、《英语对话》等书籍，叮嘱我一定要学好英语，为以后去美国做好准备。但是，在临别时，我却笑着对母亲说：“妈妈，我离不开您，可更离不开祖国啊！”，我流着泪送走了母亲和姐姐，又义无反顾地返回威宁乡下。亲戚朋友们得知此消息后，都说“像你这样的“牧马人”，应当趁机带着全家去美国享受后半生的幸福生活嘛！”，我却付之一笑。我认为要像父亲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我离不开培养我的祖国，离不开善良淳朴的乡亲，更离不开乌蒙山这片土地。
省侨办、省侨联领导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十分关心，专程到威宁家中看望我，关切地说：“印度尼西亚的同学都说我在贵阳生活很艰苦，可我看到你在威宁比我在贵阳更苦呢!"并征求我是否愿意进省城工作。我婉言谢绝了领导们的一片好意。我和爱人都觉得：到省城、到北京或到美国去生活，当然可以完全改变目前在乌蒙大山里的艰苦生活现状。但是如果这样做了，将有悖于父亲生前对我的谆谆教导，也有悖于我的初衷和父老乡亲们对我的期望，我的心已紧紧地和乌蒙大山连在一起了。
回忆起我的家庭生活，妻子总是和我风雨同舟，心心相印，在公社卫生所时，每逢凝冻、暴雨、浓雾的恶劣天气时，到了夜晚她总要点着煤油灯，火边烤着香喷喷的洋芋，烧上一大盆热水，手里做着针线活或看着文化课本，默默地等着我平安回家。有一次我去50里外的我省最高的龙头山山顶采药，突然下暴雨，险些坠入山底的万丈深渊中。还有一次出诊回来，在深山老林里突然发现路上有一大堆正在冒着热气的野兽粪便，仔细一看，里面夹杂着骨头和皮毛，猛然间我意识到这可能是豹子的粪便，而且豹子就在周围，令我胆战心惊，但我冷静迅速地分析了它的脚印后，从它的反方向跑回公社报告了领导。又有一次，在腊月间的凝冻天气里，我到30里外的马头山附近出诊，回来时漫天大雾、山高路险，我迷了路，绕着山路走了好几个小时，天黑时才遇到一个放羊老大爷，带我下了山，我差一点就被冻在山上了……这些可怕的情景，令我终身难忘。每当将这些险情讲给爱人听后，她都急得哭了起来，很替我担心。我也只能安慰她说，这种事也不会经常发生的。后来在一次出诊过程中，遇到了森林火灾，我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同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几百亩森林保住了，但自己的衣服被烧焦，身上皮肤多处烧伤，手表也丢失了。回到家时已变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妻子看到后，心痛不已，含着泪烧热水为我清洗伤口、敷药。既为我受伤心痛，也为我奋不顾身而感到自豪。
组织上把我调到区卫生院后，工作更忙了，每当遇到手术或抢救病人，回家都要晚些。她总是耐心等待着我，将饭菜再热一遍，才一起吃饭，看我累了，就倒上一杯酒替我解解乏。有一次，我正在休息，听说来了一位呼吸已停止的敌敌畏中毒患者，便主动参与抢救，大胆地施行了气管切开做心肺复苏手术、反复洗胃并输液，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抢救，终于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当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时，她竟等了我两个多钟头，吃饭时还特意倒了一杯酒为我的成功庆贺呢!我为能有这样一位同甘共苦的好妻子而感到高兴，正是她在背后默默无闻地付出，陪伴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紧张抢救病人之夜，一次又一次地给我端上热腾腾的糖水鸡蛋，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给予了我巨大的安慰和支持。
爱人对我事业上的巨大支持和无私奉献精神也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更加坚定了扎根乌蒙贫困山区的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我的做法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1997年，我应邀参加了贵州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讲文明 树新风”报告团，在全省进行了宣讲。我的先进事迹先后在贵州日报、贵州政协报、贵州都市报、毕节报和中国侨界模范人物名典、世界华人杰出专家名典、人大代表风采录（贵州卷）报道和刊载。我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首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光荣称号，并出席第六次、第七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受到江泽明、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直至去年，贵州医科大学还邀请我给全校师生做爱国主义思想道德讲座。在乌蒙山区工作的那段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里，我一直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守护贫困山区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无怨无悔地将一腔热血撒在这片乌蒙大地上。耄耋之年的我将继续关心、教育和培养下一代年轻人，教育他们继续发扬老一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努力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
贵州省毕节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张明荣
2019年7月22日
（贵州省侨联供稿）
责编：童芳、夏夏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