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2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我的父亲林精治是福建永春县人氏，原在家乡小学教书，30年代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乡背井，飘泊海外，最后定居雅加达。父亲过世多年，回忆起父亲在印尼时对我的教育，令我终生难忘。
父亲是一位很爱国、非常正直的中国人，从我懂事起，就经常给我讲家乡的风土人情, 什么“庙会”、“南音”、“高甲戏”等等，他教育我一定要学好中文，要求我们在家里用国语对话。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还经常讲祖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的教诲，使我从小就知道中国，了解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千千万万的华侨，因此五十年代初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掀起了回国的热潮。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都是在印尼巴城中学（包括其附属小学）度过的。巴城实际上就是雅加达，在荷印时期雅加达叫巴达维亚，华侨都简称其为巴城。巴城中学的校训是“乐观、进取、合作、奉献”这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巴城中学的学生都自称为“巴中生”，巴中生绝大多数都立志在高中毕业后回国深造，在巴中生的毕业照上或纪念册上都会写上“把青春献给伟大的祖国”，有同学回国时，我们互赠照片留念时，在照片后都会写上“祖国见”三个字。
1955年我在爱国华校——巴城中学念初中，从报上看到了著名华侨科学家钱学森不在乎丰厚的报酬和优越的享受，也不怕侨居国政府的阻挠、恐吓、威协，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消息，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学好科技知识， 象钱学森那样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59年国庆10年时，我念高二，应邀参加了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举行的国庆酒会，李领事问我“高中毕业后要做什么？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回国上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60年印尼发生了大规模排华事件，我的心很不平静，为了尊严，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决定提前一年回国。有一天就向父亲提出回国的要求，父亲很高兴地同意了，接着就参加了“雅华回国同学会”，由“同学会”集体办理护照等手续。护照办下来之后，到印尼移民厅办理签证。我在一份“永不再返回印尼”的声明中，签字画押。7月23日我们九百多同学登上“美上美”轮，我们高唱“歌唱祖国”、“共青团员之歌”等革命歌曲，告别了父母亲，告别了第二故乡，奔向祖国的怀抱。
回到祖国后，被安置在贵阳六中念高中三年级。1961年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考取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1963年加入共青团、1965年毕业后在贵阳市花溪区湖潮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6月被分配在贵阳三中当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伙食团参加劳动，我学会了做饭、做馒头，炒大锅菜等活路，后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我被批判过，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特嫌”，只是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面对种种责难我都泰然处之，我没有改变回国初衷。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的祖国迎来了迟到的春天，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了侨务政策，我得到了解放。从此，我积极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在教学中我备好每一堂课，堂堂有教案，连板书都经过精心设计，一看黑板，就会知道我这一节课的重点内容。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还教学生学习方法，我把多年来研究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曾经出现过几个班“抢”我给他们上课的情况。1979年以来我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贵阳晚报》、《贵州日报》、《贵州青年》都登载我的事迹。1979年5月4日我到北京参加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并推选为第六届全国青年委员，此后我还担任贵阳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及贵州省青年委员。
1982年我参加了贵阳市侨联的筹建工作，大会所有文件都是出自我手，在市侨联成立大会上，我被推选为市侨联主席。
1985年组织上调我到市侨联工作，一直到2002年退休前都是贵阳市侨联专职主席。在这期间，经过努力，主动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改变了贵阳市侨联的 “三无”（无人员、无办公地点、无经费）的状况。为落实侨务政策、落实“侨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保侨界的和谐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动员归侨侨眷努力引进外资，为贵阳市经济建设服务，自己还积极联系海外人士及港澳人士捐资兴办“侨小学”及其它公益事业。积极促进各区侨联的成立、各厂矿企业侨联小组的成立，使贵阳市侨联形成了一定的工作网络。在这期间我还积极学习有关侨务、对台工作的知识，先后获得了暨南大学《华侨学》函授班的结业证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问题”研究班结业证书；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培训班结业证书。我还担任过中国侨联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侨联第四、第五届委员会主席。
1982年至2002年我连续担任贵阳市第七、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贵阳市人大农经民宗委委员、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贵阳市人大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这期间，我积极参加人大的活动，积极参政议政，为贵阳市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教育问题、民生问题、农工作、宗教工作、民族工作、侨务工作等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还积极撰写有关论文等。
退休后，我又学会摆弄电脑、上网、建博、写日志等，经常受邀参加省、市侨联举办的活动，还经常在微信上与年轻的海外侨胞、侨联工作者等交流学习。
弹指一挥间，转眼五十九年过去了，回国五十九年来，我一直在贵阳学习、工作。我顶住了初期生活的贫困，“文革”中政治上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书，一教就是二十年，八五年调贵阳市侨联工作。几十年来虽然未干出轰轰烈烈的事来，但是看到我所培养的学生，有的当研究员、教授，有的出国留学当博士、硕士，这是对我的莫大安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目睹祖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作为一名回国逾半世纪的印尼老归侨，见证和参与了贵州的发展，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我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永远无怨无梅。（林南生）
贵州省侨联提供
责编：童芳、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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