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入天津师范大学，4年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四合庄中学任教。1985年，我又考入天津师范大学与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3年后获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并于1988年到天津师范大学任教。1991年、1992年，受天津市教委与教育部资助，分别到天津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德语，为我日后留学德国和开创自己的研究领域打下了基础。
和德国埃森大学城市规划系施密特教授交流城市规划与乡村城市化问题
访学蒂宾根，毕业海德堡
1993年年底至1995年年初，我作为教育部公派访问学者，到德国最古老的精英大学之一的蒂宾根大学（UniversityofTuebingen）访学。访学结束后，我决定留下来继续深造，于是考入蒂宾根大学自费攻读博士学位，并有幸成为哲学家黑格尔、谢林与诗人荷尔德林等世界知名学者的校友。
建于1477年的蒂宾根大学，在历史上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世界知名学者，如哲学家黑格尔，诗人荷尔德林、爱德华·默里克，计算机发明者约翰内斯·克普乐、威廉·席克哈德，现代细胞学创始人胡戈·摩尔等。作为第一个成立自然科学系的德国大学，这里的地理学区域研究，尤其是拉丁美洲、中东欧以及亚洲研究积淀深厚。由于导师是受聘海德堡大学的C4教授，1996年我转入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ofHeidelberg）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2003年至2005年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海德堡大学建于1386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不仅如此，作为德国精英大学之一，海德堡大学具有辉煌的历史，有11位在职教授获得过诺贝尔奖，涌现出哲学家费尔巴哈、黑格尔，诗人艾兴多夫，音乐家舒曼，社会学家韦伯，神学家埃尔诺斯，地理学家赫特纳，神经外科专家巴赫曼，化学家本生、门捷列夫，化学与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物理学家基尔霍夫等世界知名学者。如今，海德堡大学在德国地理研究领域也属于领先水平。
我也有幸在这两座美丽的文化古城中度过了人生中关键的12年。在蒂宾根与海德堡这两个尊崇学术自由氛围中，使我有机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了多彩的生活体验。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学术联系还较为封闭，但蒂宾根与海德堡大学的图书馆不仅藏书与学术杂志丰富，而且数字化开始起步，和世界主要大学图书馆有文献借阅和传输的业务，因此在这里可以方便地检索到国内很难获得的外文文献。例如，在国内刚开始的自由经济区研究，在这里的图书馆可以检索到大量有关自由经济区的英文与德文文献，其中部分文献现存于美国及英国等一些大学图书馆。令人感慨的是这里的大学图书馆可以代为借阅复制。这样的服务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可以说，正是蒂宾根和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便捷服务，才使我有可能接触到国内难以接触到的大量外文文献，为有关自由经济区的博士论文与英文专著的完成提供了难得的国际化学术氛围和丰富的文献支撑。
Hans Gebhardt教授是德国人文与经济地理的领军学者之一，在德国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地理学学科理论方面有着公认的研究成果，与人合作的专著Geographie:Physische Geographie und Hunmangeographie代表了德国二战以来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师从名师也使我有机会对德国地理学发展、区域规划与政策、乡村发展、工业园区以及汉堡自由港有较深入的研究。鉴于国内地理界对德国人文—经济地理研究还不太深入，这些积累为回国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基础。此外，与海德堡大学地理所的Meusburg、Lisegang教授和Sachs博士，蒂宾根大学科学合作研究所的Hohnhotz教授、地理所的Kohlhepp与Eberle教授，卡尔斯鲁尔大学区域科学研究所的Vogt教授以及埃森大学的Schimit教授的合作也令我获益匪浅。
2016年莫斯科世界地理大会报道
2016年和汉斯教授报到注册2016年莫斯科世界地理大会
在2012年德国科隆世界地理大会上和乌克兰地理学会主席交流
勤工俭学，以工促学
当然，海外留学除了要面对漂泊异乡的孤独以及无法预测的困难之外，还需要打工才能维持日常生活以完成学业。由于地理学在德国研究经费较少，大部分博士生难以获得资助。当时国内生活不富裕，因此只能通过勤工俭学才能完成学业，并给国内家庭提供部分经济资助。这在那个年代的留学生中也很普遍，但把打工和自己的专业研究和人文地理考察相结合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今天想起来，这段打工经历对回国的科研与“一带一路”研究弥足珍贵。
利用语言优势我曾经做过翻译、导游，甚至开过培训公司，这样既有机会考察德国与欧洲自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也增加了对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与需求的了解。为了提高语言能力，我寻找机会做翻译。例如，给教育部高等教育代表团、湖北高等教育代表团、江苏农业代表团以及格力公司等做过翻译。记得第一次给云南省工会代表团在德国奔驰公司做翻译，因为紧张脑子时时断片，以致不得不下场换人。但随着不断学习练习德语，翻译水平不断提高，自信心也不断增强。后来不仅能够胜任政府访问，也能够胜任公司技术培训的翻译工作。
除了翻译工作，我发现导游是一个能够把挣钱效率与人文—经济地理专业考察相结合的工作。当时毛遂自荐，和德国恺撒、飞扬、百合花、孔子以及瑞士Koni等旅行社合作，带着国内政府与企业考察团以及私人旅游团走遍了欧洲大多数国家，访问了德国等国的政府部门、州、县和乡村政府部门、大型与中小型企业，增加了对德国与欧洲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移民融入问题的了解，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对外开放需求、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为了考察奔驰公司，我放弃几次挣钱较容易的导游工作，通过奔驰公司工会介绍，在奔驰公司总部Sindefingen打过两次暑期工、这次工作使我了解了德国奔驰公司的劳动成本、福利、工资组成、外籍劳工等问题。此外，值得庆幸的是我把打工只作为赚取生活费和考察德国与欧洲人文—经济地理的手段，而不是谋生方式，因此懂得适可而止，够用即可，以至于经过8年努力，终于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和我一起从事导游工作的留学生或过于务实或沉湎于博彩而最终不能完成学业。
尽管没有做导游收入高，但通过为中国台湾商人的废五金买卖与翻译工作，不仅考察了当时没有机会到访的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国家，同时也提高了英语口语与外贸实务能力。当时由于几年来主要学习与使用德语，英语能力逐渐下降，但通过一段时间持续的英文文献阅读恢复了对英语的信心，但口语和听力还是薄弱。一位台湾同学希望我为一位台湾商人服务。这位商人做废五金的生意，主要在德国以外的国家，因而使用英语，为我提高英语口语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此外，我还把业余爱好当作深度体验德国社会的媒介。要想深入了解德国社会，除了工作与学习之外，业余爱好也是一个重要补充。我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1979年、1980年和1981年曾获得过天津市高校大学生单打第三、第四名成绩。因此在德国留学时，通过努力而成为蒂宾根大学乒乓球课程助教，负责大学生乒乓球爱好者的训练课程，结交了各国学生。后来参加了一个小镇的乒乓球队，每到周末和俱乐部成员到各地比赛，赛后去饭馆喝酒、吃饭、聊天。通过每个赛季参加乒乓球俱乐部的比赛，深刻了解到德国巴符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化为乡村发展带来的福利，当然也由此较深入了解德国不同地域和阶层居民的家庭关系和风俗习惯。
现在回想起来，很是感慨。正是在留学期间没有享受到优厚的公费待遇，使我不得不去勤工俭学；而在勤工俭学中有了很多公派留学生不可能有的经历，不仅提高了语言能力，而且从更深层面了解了当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异国文化等。所以10年以后我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海德堡大学一纸博士文凭以及对德国与欧洲经济、社会、文化与德国人情感较深入全面的认识与了解，更重要的是为后来回国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深入研究，拓展了全球化视野，打下了较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在学习、打工之余，我也积极响应大使馆号召，积极参与政治与经济活动。例如，参与在斯图加特举行的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示威活动以及2008年抗洪赈灾捐款活动。
2014年参加美国地理学会年会
接待中科院陆大道院士做学术报告
和汉斯教授一起主持2016年莫斯科世界地理大会自由经济区专题
学成归国，学以致用
德国是近代地理学发源地。我从读大学时开始接触地理专业，到后来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都是以地理学为核心。在德国学习生活的十多年间，追溯近代博物学家洪堡，人文地理领域领军人物李特尔、拉采尔，农业区位论的提出者杜能，论证工业区位论的韦伯、中心地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塔勒以及区域地理学理论集大成者赫特纳等近代地理学家的足迹，探究经典学说起源，对人地关系协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在德国梳理近代地理学思想发展史的近水楼台之便。
十多年的异国生活，使我较深地体会到德国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秩序井然、社会保障完备的国家，也慢慢习惯了在德国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收入后生活也不再窘迫。就在这时抉择又一次摆在了我的面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建立各类型自由经济区，到2000年后，经济快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提高，中国已发展成为位居前列的经济与贸易大国。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的区域开发，也带来了诸如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遭破坏、能源资源紧张、城乡与社会阶层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这些都属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中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为地理学者提供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机会与挑战，因此我决定结束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国工作，回母校效力。
2006年新年伊始，我满怀激情地回到母校天津师范大学。师大于2005年刚刚搬迁到新校区，占地3500亩的校园，整洁宽敞，排排新绿，透出生机，下沉式的时间广场就在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所在的博理楼前。学院原来很多熟悉的面孔已经不在，当年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大多已经退休，不过由地理系改成学院后增加了很多年轻的、充满朝气的青年教师，为学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到学院后，我很快就投入紧张的教学与工作中。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当初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慢慢凸显出来了。首先是学术联系不畅。由于近十多年没有在国内进行研究工作，所以与国内地理学界的联络基本处于缺失状态。这对课题申请与论文发表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其次，天津师大地理学院学术积累与知名度不高。天津师大地理系虽然早在1953年就成立，我国最早的地理学学术组织——中国地学会也是在天津成立（1909年），但是由于早期师范类院校主要是以教师教育为主，综合性、基础性与应用性的科研工作及学术成果并不显著，所以在国内地理学界，师大地理学科的知名度不是很高。可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加上地理学科本身特点，涉及开发区、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都与地理学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地理学者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为全国地理学学科发展做出贡献。学校的科研环境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改善，但科研与教学一样，需要专业、年龄结构合理的团队，需要基本的办公科研条件。在这些方面，我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和我回国前的想象差距很大。既然回来了，只能面对现实，想办法解决困难。
当时没有提什么条件就积极工作起来。第一是学科建设。作为人文地理学科带头人，积极带领学科组的老师，集思广益，组织并主笔学科评估报告、专业培养方案等工作，组织筹建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与实验室。为人文地理学科更好地发展，积极邀请国内外地理知名学者来校为师生做学术讲座，拓宽了师生的视野并赢得一致好评。
第二是科研平台建设。2014年，成立天津师范大学自由经济区研究所的申请获得批准。这是天津市首个专门研究自由经济区以及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机构。为加强研究所研究实力，我们充分挖掘利用校内外学术资源，不拘一格、广招人才，吸收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者参与相关研究，为自由经济区与自贸区研究建立了研究团队，取得积极效果。2017年，我们申请到4项国家级、8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在主流刊物发表相关研究成果18篇，2篇上报市委、市政府咨询报告。研究团队于2017年荣获天津师范大学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团队称号。
第三是凝练学院地理学研究方向。通过对人文地理及相关专业研究现状的国际、国内与区域范围内影响力的比较，确定了自由经济区研究方向国内领先，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研究天津市领先的研究方向。在研究自由经济区理论与实践、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新型城镇化、德国区域发展、城乡规划以及乡村发展与转型、解读“一带一路”等研究中，深悟经贸规律，已在中、德、美、蒙古、越南等国内外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多篇，参编专著3部。2003年在德国出版的英文专著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ree Economic Zones被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等众多国际知名大学收藏，并被欧美许多知名学者作为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及政治学辅助教材使用。此外，学院在天津市土地利用规划、土地价格等领域的课题和学术研究方面在全市具有竞争优势。
第四是活跃于国际地理学术领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扩大了天津师大地理学的影响。除中德人文地理学和空间规划等合作研究外，作为会议专题主席或主题报告人参加了美国地理年会（AAGMeeting）、中德空间规划研讨会、第三十二德国科隆（IGC，2012）和第三十三届北京（IGC，2016）以及2016年莫斯科世界地理大会（IGC，2015）等国际学术会议，并受邀到德国、英国、美国、匈牙利、白俄罗斯、俄罗斯、墨西哥、古巴、韩国、日本、埃赛俄比亚等多所知名大学讲学与交流。
2016年第三十三届世界地理大会在北京举行，我代表天津师范大学有幸承接了世界地理联合会执委会天津会议。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在执委会会议期间，为执委会做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巨型城市》的学术报告。这是中国地理学者第一次为世界地理联合会执委会专家做的学术报告。这不仅增加了执委成员对天津的了解，也扩大了天津地理学者的影响。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墨西哥与古巴学术交流之旅。2011年作为专题主席，参加完在纽约举办的美国地理年会（AAGMeeting），受邀到墨西哥华雷兹大学讲学。华雷兹大学坐落在美墨边境，是跨境工业区较发达的地区。在4天的时间里，弗兰茨教授安排一堂本科生课、一次面对城市规划专业教师有关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学术报告和一次面向大学全体师生有关自由经济区发展的学术报告。记得最后一次大学学术报告，有很多师生参加，报告后提问踊跃、墨西哥朋友对中国的发展很感兴趣，希望中国到华雷兹投资。
由于报告效果很好，弗兰茨教授当晚请我品尝墨西哥餐，喝墨西哥龙舌兰酒。大家很高兴，我把这三天对华雷兹不发达的城市建设的疑惑向弗兰茨教授请教。不知是酒喝得较多还是其他缘故，弗兰茨语出惊人。他说华雷兹原来边境经济较发达，但由于黑手党泛滥，他们控制当地政府，只管出卖土地，不管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很多商人不是被绑架，就是被勒索，所以大都选择离开华雷兹。现在，教授成为当地较富裕的社会阶层，也成为绑架对象。在我来之前一个月，刚刚有5位教授被绑架，其中2位被杀害。听到此，我酒醒了大半，赶紧让他们送我回万丽酒店。万丽酒店都是三层矮楼，也没有多少客人。我进屋就把房门紧锁，心想，明天就回国了，希望当地黑手党千万别误会，中国教授并不富裕。第二天，我真心高兴能够越过墨西哥边境到美国ELPaso飞往洛杉矶。华雷兹之旅使我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经济发达、城市现代、治安良好的国家。
2014年我受邀到美国佛罗里达坦帕开会。会后，坐长途大巴、火车到奥兰多、迈阿密，并经巴哈马，从拿骚飞古巴哈瓦那。之前都是通过邮件和马坦萨大学一位女教授联系。本以为她和她男朋友会到哈瓦那机场接机，然而左等右等都没有人到。同行的中方同方公司王经理帮忙在机场打车，到一百多千米之外的马坦萨大学。一路上也很是兴奋。美丽的热带风光和老爷车糅合在一起，仿佛时光倒流。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马坦萨大学，但那位女教授没在学校。出租车司机帮忙和一位女秘书沟通，女秘书说这位女教授不知道我今天到。这让我一阵晕眩。明明我事先通过邮件告知她我的航班及日期，但她说还没有来得及看邮件，因为她们系只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还很慢。因为她住得远，也没有车，所以只能明天来见我。还好，出租车司机帮我联系了一家民宿，总算安顿下来。马坦萨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海水碧蓝，没有污染，而且城市建筑宏伟壮观，至今还有一个医药博物馆，昭示着曾经的发达与辉煌。
第二天，女教授到民宿见我，让当地建筑师给我讲马坦萨的历史，下午到大学会见大学外办主任与系主任。古巴确实是一个生活不富裕的国家。我见到每一个人都会送优盘等小礼物，而大学外办只回赠我一个小黑人偶，招待我喝了一小杯咖啡。民宿的早餐是很少的果酱和黄油与面包，水果倒是较多。想想在德国留学时超市里满货架的黄油、奶酪、香肠和面包，真是两个世界。经交谈，古巴教授月工资大约三十美金，这也难怪第二天座谈之后，女教授请我喝了一罐古巴可乐，这已经是盛情招待了。
第三天我要求女教授和一位男同学翻译带我去古巴当地人的餐馆，我来请客。大约每人10美元，我们吃了一顿特色古巴美食。我永远忘不了那位男同学的感慨，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这么好的饭店吃饭。马坦萨大学交流之后，开始哈瓦那之旅。古巴之行让人体会到，开放交流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而美国的封锁给古巴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古巴的改革与发展之路仍很漫长。
和汉斯教授一起考察世界文化遗产-重建的波兰首都华沙
和汉斯教授一起考察德国首都柏林
2012年中德空间规划研讨会中德学者交流
治学交友，服务社会
在教学科研工作和各种学会会议上，我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学术同行，他们有的成了合作研究的好搭档、有的成了田野调查的好伙伴。出国访学留学之前就和中科院地理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广州地理所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学术联系。1987年撰写硕士论文期间，我到北京地理所请教过吴传钧、胡序威等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再兴先生以及北京大学陈传康先生等知名学者，得到这些前辈的热心指导。1990年主持的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天津自由港建设和滨海地区协调发展研究”课题评审，邀请吴传钧、陆大道与陈航先生评审，之后聘任吴传钧院士为地理系特聘教授。在到德国留学之前，也得到了陆大道院士及地理所和北京大学其他青年学者的指导。回国后，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及项目评审，和国内主要研究机构及学者建立了较密切的学术联系与合作。
导师汉斯教授是德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权威之一，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回国后，国内有关乡村城镇化研究缺少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因此我们合作撰写了二战以来德国乡村发展与转型的学术文章，被国内众多知名学者引用，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获得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海德堡大学和莫斯伯格教授合作，发表了海德堡大学学术发展以及教授聘任政策的论文，对中国大学改革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墨西哥华雷兹大学弗兰茨教授、匈牙利罗兰大学费仁慈博士对墨西哥边境出口加工区以及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调研都提供了很多帮助。此外，还和中国香港城市大学、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韩国仁川大学都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
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自娱自乐，不仅要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同时更要将研究成果与众人分享，服务于社会。我曾应邀作为天津卫视、天津广播电台、北方网嘉宾，并为《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中国城市报》《东方早报》《渤海早报》《滨海时报》等报刊及天津电视台、澎湃新闻、中新网、北方网等新闻机构撰写有关世界自贸区发展历史经验、中国和天津自贸区、“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及新型城镇化等领域的文章与观点，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同时扩大了天津师范大学的社会影响。
2012年在海德堡大学地理系参加耐卡河考察
2012年在中德空间规划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
我还积极参与国家，特别是地方发展政策研究，分别为《参阅件》以及《观点与动态》撰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下天津的发展建议》《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的几点建议》以及《国际经验对我市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四点建议》的政策建议，并参与天津市政协“关于天津友城发展”双周座谈会以及有关天津自贸区的专题协商座谈会，为天津发展建言献策。
2017年和天津市经济代表团一起访问巴基斯坦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2012年科隆第32届世界地理大会和德国Honholz教授合影
2012年参加中德空间规划研讨会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坚定了我对于自由经济区，特别是自由贸易区与海外园区的研究。目前，中国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海外园区规划建设的参与的步伐滞后于中国企业，急需增强海外实地调研。由此，我们的研究团队把自由经济区与自贸区研究扩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中国建立的海外园区研究，并成功获批三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以及多项天津市社科重点项目，在国内主流地理学刊物发表了多篇中英文论文，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
此外，我曾经与到中国来访学的白俄罗斯科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就“一带一路”倡议议题进行交流，不断增强西方学者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正确理解。目前，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外园区研究，我已经考察了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俄罗斯远东地区、匈牙利、白俄罗斯以及朝鲜的海外园区和经济特区，未来计划考察东南亚与南亚的中国海外园区。
2012年科隆第32届世界地理大会和墨西哥华雷兹大学教授合影
受邀参加韩国仁川大学学术年会并作报告
2016年和汉斯教授一起莫斯科世界地理大会报道注册
2018年4月，我到非洲吉布提以及埃塞俄比亚考察自由贸易区与工业园区时感触很多。第一，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既有利于扩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保证资源能源安全，也有利于促进非洲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赢倡议；第二，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海外园区建设是非洲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开发区经验具有参考价值；第三，除了援助项目之外，基础设施与海外园区应该以务实的商业运营为主，避免东道国债务偿还风险；第四，应该加强学者对东道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深度调研，为未来中国非洲投资与海外园区建设与运营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与建议。
2011年参加德国科隆第32届世界地理大会，参加科隆市长主持欢迎晚宴，和科隆市长及科隆大学地理系教授合影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以及“十三五”规划的实施，明确了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任务，为自己未来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也多了一份责任。回眸自己在人文地理学领域40年来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使我体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地理学治学之道的不二选择。只有不断拓展阅读学术半径与实践学术半径，扎扎实实地研究，持续不断地努力，把国家发展需要和学科发展规律相结合，激情研究，规矩做人，就会学有所获，学有所用，教有所成。依靠这种信念，相信在未来，地理学者在教书育人、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为国家政策制定出谋划策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2012年参加法兰克福第六届世界批判地理学大会，全家在法兰克福老城留影
责编：刘素素、张振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