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百旅程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怀旧过往是情感世界里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情愫，不忘过去，珍爱时光，会使人生更完整、更丰富，确证自我本身的价值。如今已是半百之人的我，遵从思想渊薮和科学巨擘的方向，开阔了视野，认识了天地，更坚定地走向未来。

从黑河到海河的人生初旅

1968年12月，我生于祖国最北省份黑龙江，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1986年9月，我以县城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南开大学化学系。带着父母的期待、自己对大学生活的强烈向往迈进了校园。那时的南开校园面积不大，向西到经济学院的圆楼基本就到边界了，再向西就是校化工厂以及农场了。我们化学系一年级新生男生安排住宿在第十四学生宿舍，女生住第七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冬天很暖和，夏天就难受了，别说空调，电扇也没有，经常半夜起来到水房冲凉水澡。

就餐在学生第一食堂和第三食堂，每月副食补贴9元钱。在经历3年艰苦的高中生活后，首先感受到的是食堂的饭很香，品种很多。操场（田径场）是煤渣土石地面，篮球场、网球场是柏油的，充满裂纹，而排球场是纯土的，有风的时候尘土飞扬，还有一个小的露天游泳池。每天下课时，操场上人满为患，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踢球，大家的运动热情极高，但如果摔一跤就可能受伤，至少是受点皮外伤，因为地面确实太粗糙了。洗澡只有一个公共浴池，永远都人山人海。平时上课分为大课、小课，教室在主楼、电教阶梯教室的居多，英语课在主楼5楼，没有载人电梯，上英语课要比上其他课早出发几分钟。很多同学都骑自行车去上课，车多半是学兄学姐的转赠或是二手市场购买的，车况多不敢恭维。组织郊游多是骑自行车的，照相很奢侈，胶卷多是日本的牌子，很贵，后来才有了乐凯胶卷，一下子便宜了很多。买衣服最时髦的要去滨江道，那里有令人眼花缭乱的个体店铺，算是中国个体经济的先行者吧。以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大学生活的一个缩影。

我比其他同学有个优越条件，我的舅舅和姨妈家都在天津，每到周末，就到他们家用双缸洗衣机洗衣服，顺便改善一下生活，所以很少自己在宿舍的水房里搓衣服。舅舅和姨妈家住在老城区极其狭窄拥挤的胡同里，有自来水通到了每户，但仍用公共厕所。

1988年9月，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下，我选择了进修第二学位，南开大学管理系经济管理专业，1990年7月顺利获得了理学及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大学4年转瞬即逝，同学们各奔他乡，好在那时大学毕业生还算稀缺，工作不成问题。大部分同学进入国企，因为少数同学进入合资企业，剩下的同学读研究生。由于我们这一届采用半推荐半考试的方式决定，我的平时成绩尚可，考试没怎么准备便被录取了，进入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从事有机磷、有机锗化学方面的研究。实验室是木制的通风橱，上面的玻璃门滑动不是很灵活，还时常伴有吱吱的声响，通风效果也不太好。全所有两台核磁共振仪，一台60兆，一台90兆，化学系的所有师生也要在这测试，后来买了200兆的，都由专人负责测试，大家排队等待。冬天虽有暖气，但开起来排风设备，把屋子里的热气全都抽走了，所以很多同学的手会裂开口子，非常难受。夏天当然没有空调，有些低沸点的溶剂打开瓶盖时会发出嘭的声响，人更是汗流浃背，但科研照做，没有人觉得不妥或抱怨。研究所有自己的资料室，但资料不全，有时要到化学系的资料室去看，那时没有任何电子版的资料，全部是纸质的，大厚本，搬起来像搬砖一样，整篇的资料可以复印，但很多是没有原始文献的，只能手抄摘要，有专门的卡片正好适合抄写摘要，毕业时每人都有一大摞。宿舍比本科生有所改善，由原来的8人间变成4人间了，新建了化学楼、图书馆和体育馆，体育馆很小，而且不是随便对外开放的。出国的气氛越来越浓，有的同学大学毕业后便准备考托福、GRE，有的同学边读研究生边准备出国读书，我则在研究生二年级时被推荐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又加上自己无法忍受苦读托福、GRE之苦，就顺其自然地把出国计划放在博士毕业之后了。

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工作非常艰苦，继续有关有机磷、锗方面的合成化学研究，选题虽然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但也是在国外已有成果上的改进，还到不了原创的程度。测试大部分可以在本校完成，包括核磁共振、元素分析、质谱、气相色谱、液相色谱、单晶衍射等。其间在北京听过一次白春礼院士对电镜技术的介绍，那时中国刚刚开始引进这类仪器，可以从分子和原子水平观察物质结构，感觉非常震撼。有机合成的实验仪器诸如电动搅拌、电磁搅拌、真空泵、天平、烘箱、薄膜旋转蒸发仪、紫外灯等都是国产的，虽然噪音普遍较大或看上去笨重，但也都能满足要求。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所自己配有玻璃工，可根据需要加工特殊的玻璃仪器，非常方便和实惠。毕业论文的打印是个大工程，要委托专门的人员操作，尤其是化学结构式、反应式的绘制，异常烦琐，计算机当然是386之类，软件是WPS，还没有Windows和MicrosoftOffice。今非昔比，回顾起我们当初的求学条件和求知欲望真是成反比，越是困苦，越是钻研。正如钱穆先生对学生的期许：“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在南开大学的近十年苦读后，1995年6月我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有机化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我留在研究所工作，继续在导师的课题组从事有机磷化学研究，并协助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工作。这段求知时期，最得益于导师陈茹玉先生。先生夫妇俱是留美博士，享受极高的物质待遇。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参加建设。陈茹玉先生领导了有机磷农药的研制，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何炳林先生领导了离子交换树脂用于浓缩铀的研究，为我国的两弹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二位先生工作十分勤奋，生活却非常简朴。在家里，二位先生分享一张圆桌作为办公桌，多少年如一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

张中标大学时代照片

张中标大学时代照片

从国内到国外的深造羁旅

我硕士研究生的同学很多出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博士研究生的同学都在全力联系出国做博士后研究。在那个时候，学习化学专业的人出国深造成了必须经历的过程，出国的成功率非常高，尤其有机化学合成专业，原因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化学研究机构体量非常大，需要更多的外国人加入；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化学工作，特别是有机化学的科研，非常辛苦。大部分人去了美国，其次是日本、加拿大、欧洲和澳洲，去以色列、新加坡和南非的也有，但非常少。毕业后我也开始联系出国，但并不太迫切。两年以后，也就是1997年12月，我到香港科技大学参加世界华人化学家大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了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短短的几天时间，就被其繁华商业以及各大学优良的学习和科研环境所震撼。

转眼留校工作已经3年，这期间，大部分博士同学都已经出国了，我也收到了日本电气通信大学化学系的邀请。办理完一切出国手续，带着两个最大号的箱子，里面装着一切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我飞向日本。教授带着他的中国学生到东京成田机场接我，开始我认为他们是开车来的，但一会儿就明白了是要坐电车的，这就苦了我了，提着两个大箱子在中转换乘时上下楼梯，相信是有电梯的，但不会是常用的，因此很难找到，索性不找了。几个小时的奔波之后，终于到了住处。

来之前并不知道住的地方是由学校提供的，也不知道职位属于文部教官，住的地方叫公务员宿舍，三室一厅一卫，每月6000日元。教授的中国学生很惊讶，她也是第一次知道日本的国立大学还有这样的待遇，很多学校的教师都住在这里，房子都一样。日本8月的天气潮湿炎热，但首次感受到了实验室有空调的舒适。教授的课题组不大，七八个人的样子，除了教授、学生、我，还有一名副教授。我的研究课题是有关sigma-pai共轭体系的反应性能研究，实验室的各种合成、测试条件很好，文献查阅完全上网解决，这一巨大的便利也让我感触很深。日本的学生非常勤奋，动手能力强，各种仪器设备操作熟练，做事极其注重细节，有时到了“死板”的程度。他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好，尤其是对话交流，往往在这种时刻，他们就显得很腼腆、很害羞甚至很惭愧的感觉。学生们每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参加相应的俱乐部，记得一个学生玩英式橄榄球，经常鼻青脸肿地就来实验室工作了。

我很快加入了学校的一个篮球俱乐部，一般在晚上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在体育馆内的木地板场地打球，不再担心摔跤后会受伤，感觉很好，球技似乎也有了提高。虽然是一个水平不高的俱乐部，但管理很好，训练很正规，要依次完成一系列的准备活动、基本动作练习后才会分组比赛。俱乐部的“社长”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但是已经第七年了，还尚未完成学业，基本靠打工生活，这些都是我在国内闻所未闻的。日本人对中国料理无上崇拜，每年学校都会举办中国料理祭，就是展销会的意思，学校里搭起各种棚子，有学生自己烹饪各色中国美食并出售，周围的居民也会来参加，非常热闹。日本的学术会议非常频繁，全国各地都有，基本上乘电车往来。参会者全部西装革履，认真严肃，也没有任何参观安排。初到日本感觉市容非常混乱，没有太多又宽又直的马路，房子建得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电线更是星罗棋布，但时间长了才感受到了其便利性。电车四通八达，时间精确，电车站和公交站无缝对接，再延伸到各处，时间同样精确。电车上经常异常拥挤，但寂静无声、一尘不染。公共场合听不到大声喧哗或广告音乐，也看不见走路吸烟的人。市图书馆对市民及居住在此的外国人都免费开放，不仅可以借阅图书，还可以免费观看电影，同时有很多日语教师志愿者，免费为外国人教授日语。午饭在学校的食堂解决，品种不多，多为套餐，都标有热量值。晚饭自己烹饪，超市的食材非常贵，量很小。

转眼在电气通信大学的职位到期，经教授介绍，我加入了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基础科学研究所（BSL），参加日本科学事业振兴团资助战略的创造研究推进事业项目，任外国人研究员，项目资金5亿日元，当时感觉是天文数字。NTT当时是日本最大的公司，下设多个研究所，而我所在的基础科学研究所的很多研究方向偏向基础，和公司的业务没有什么联系，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BSL位于青山绿水之处，在神奈川县的厚木市，环境和日本的大部分城市地区不同，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多个研究所和大学位于此地。同样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中，上班路上经过很多片稻田，但每块的面积都很小，农民采用很小的机械耕种，可以看出日本对耕地的保护程度，新建的房屋也多建在山脚下不能耕种的地方。BSL科研条件世界一流，吸引了国外，包括欧美国家的几十位科学家到此工作，官方语言也变成了英语。

我的研究工作为手性共轭高分子的合成及性质研究。BSL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的研究员四十岁左右要离开，一般是到大学去做教授，因此每人都很拼命，要在离开之前取得较好的成果，才能谋得一个较好的大学职位。从这里我也首次感受到了发达国家竞争的残酷性。我在此工作2年，共发表了7篇学术论文。平常很多日本同事喜欢找我聊天，原因除了我比较容易相处、工作中乐于助人之外，还有就是和我练习英语。日本人好学，不如人之处就非常虚心地学习，并且带着崇拜之心，而且他们只佩服比他们强的人，这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在NTT-BSL工作期间还有两大收获，其一是修好了我的牙，其二是我有了女儿，同时从中感受到了日本医疗保障的全面和高效。我和我的爱人1996年成家，然后同一天一起到日本，这和其他的夫妻出国的方式不太一样，大部分中国人出国先是有工作的一方出去，安顿好后再接对方过去。和老外同事聊起这个情况，他们往往表示不太理解，夫妻如何可以分离那么久的时间，我的解释是文化的差异吧。孩子一直待在我们身边，坚持一家人始终在一起，没有送回国交给老人，也没有把老人接出去帮我们带，虽然很辛苦，但家庭的观念优先于一切。

1998年于日本电气通信大学

1999年于日本与电气通信大学教授

从亚洲到美洲的转战征旅

2001年7月，我接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系的职位，第一次到了北美国家。多大位于市中心中国城的旁边，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由于离中国城很近，每天中午都到那吃饭。饭菜不算太香，但比西式快餐要可口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中国城内的部分地区太脏了，想象不到在发达国家竟然有这么脏的地方。加拿大地广人稀、环境优美，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法语，但两种文化经常会有冲突，很多在魁北克的人由于受不了当地两种文化的交恶而移居多伦多。课题组有几十人，科研条件较日本的NTT-BSL相去甚远，很多学生由于实验室拥挤，或者个人作息习惯而选择在夜间工作。

在加拿大做短暂停留后，受之前联系的美国教授邀请，2001年11月我转赴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来到了外国人最多的美国。实验室条件比较简陋，教授很少过问研究工作。很多在洛杉矶工作的中国人住在离市区20千米的卫星城，那里生活方便，各种中国商品一应俱全。洛杉矶的堵车情况非常严重，虽然政府设置了多人乘坐车辆专用车道，但效果不大，20千米的路程基本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校内的停车位置很少，当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欧拉教授还是在他办公室很近的位置拥有一个停车位，据说这也是他唯一能够享有的特权了。大部分车停在校外较远的地方，步行十分钟左右。学校建议，每天傍晚以后，需要去停车场的师生可以打电话给学校的巡警，免费开车把师生送到停车处，因为自己走过去太危险，经常有抢劫！我为此感到非常震惊，科技和生活水平如此之高的美国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但震惊并没有终止，还有更大的在后面。2005年我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这是一所高分子科学非常强大的学校，教授是美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项目涉及能源和水资源领域的原创工作，非常令人振奋。然而2007年4月16日7点15分（北京时间19点15分），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恶性校园枪击案，枪击造成33人死亡，枪手本人开枪自尽，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校园枪击案，也是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枪击事件。那天早上我还在家里就接到学校发的邮件告诉所有人不要去学校，事发地点与我所在的化学实验楼仅隔一幢楼。很多的例子使我深刻理解了美国并不是天堂，更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天堂。人的一生匆匆，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的舒适，更加需要精神生活的充实、认同感，这些在异国他乡很难实现。国家的强盛使得海外游子更加底气十足，这一点越在国外待久了感受越明显。那么国家靠谁来建设呢？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而且我觉得如果在国家快速发展、走向强盛的阶段参与进来，是一件非常荣幸之事。在美国生小孩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通过视频观看刚刚出生的婴儿，他们热泪盈眶，那一刻我永远无法忘怀。团圆、家族、家风是我们中国人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石。无限的家国情怀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胸中荡漾。2007年10月6日，在国外工作生活了九年零两个月之后我毅然回国了。回国之前，办公室的美国人秘书问我为什么回去，此刻的我似乎久蓄的思乡之情犹如井喷，顿时有种流泪的冲动，我很简单地回答说：“我想回家。”

2004年于美国芝加哥

2006年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从离家到回家的生涯归旅

苏轼的《临江仙》里有一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对于过去进行复读和诠释，庭训、童趣、青春、工作……这些最难忘的往事行色匆匆，掠过现在，弛向未来——

2007年10月12日，我到天津师范大学报到，任天津市水资源与水环境重点实验室教授，从事水处理领域的膜材料研究。这时的天津已经完全变了样，老城区进行了彻底改造，原来我姨妈和舅舅的住处早已拆迁，我的父母也早就回到天津，住进了商品房。街道宽阔、绿化面积大大增加，新的住宅小区大量出现。实验办公条件已经不是出国前的样子了，科研经费有了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跻身世界前沿。居民出国旅行签证也变得越来越容易。

回国后的这10年，感觉中国更像是搭乘了火箭一样在发展。政府高瞻远瞩，带领人民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高速公路、高速火车、探月计划、北斗系统、量子通讯、超级水稻、天眼、超级计算机、华为科技等享誉世界。“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蓝图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在回国以后的这段时间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日本的精细、团结，美国人的创新，都是优秀的品质，而经过长时间的海外生活，不断总结与思考，我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一样可以办到，也可以办得更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走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发展道路。

由于先后在日本、加拿大、美国学习、工作，长期从事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相关的材料研究，我在有机高分子膜材料领域积累了丰厚的研究开发经验，回到国内便感觉大有可为。通过创新研发出可以产业化、为生活带来变化的高分子膜材料是我多年追求的目标。于是2008年，我们的天津砚津科技有限公司在滨海高新区成立了。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学校，我又负责实验室的日常运行，所以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可行性、针对性很高，和公司的生产、销售实现了无缝对接。这样的模式让公司迅速成长，目前共获得了22项国家发明专利。公司的主要产品分为3大类、100余个品种，应用在海水淡化反渗透膜基膜材料、污水处理中空纤维超滤膜材料以及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材料等领域，产品销往韩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国内高端聚砜树脂一直以来全部依赖进口，随着砚津科技30吨中试生产基地开车运行，这个现状被一举被打破了。而且其生产的更尖端的磺化聚砜类树脂实现了世界上首次批量生产。公司从事的亲水性、亲脂性可控的新型有机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前景非常广阔。研发无止境，公司继续开发市场，在膜级高分子方面，为下游的血液透析应用提供原料；而在注塑级高分子方面，会向汽车塑化、电子元器件塑化领域进军。目前新的生产基地已经建成，实现了聚砜磺化聚砜年产3000吨产能。创业是艰苦的，产业化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团队成员克服了一系列在发达国家无法想象的艰难险阻。产业化基地，往往都是一片不毛之地，远离市区，开始阶段冬天没有暖气，夏天炎热难挨，研发经费短缺，专业人才稀缺，关键设备自己研发等，但这些也无法阻挡我们的创业热情，所有人日夜兼程、不计回报，始终保持平心静气的状态，在试车成功的一刻，这一切都已化成每个人脸上幸福的微笑。

我们是拿产品、技术和服务说话，公司的销售工作也都是由博士来做。滨海高新区许多科技型企业都是不急于求成，对公司的规划更长远，先将技术和品质做到位。

公司成立之初，就获得了滨海高新区免租金、免实验室办公室经费和工商注册等方面的支持，还先后成为滨海新区科技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扶持，我本人也是第一批滨海高新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这些鼎力支持，让企业可以用实力更雄厚的研发队伍以及较大比例的研发投入，确保长期稳定发展的活力。

我的研究工作一直秉承产业化宗旨，坚持科技发展服务于人类生活思想，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实现了高性能高分子材料的几个品种的产业化，有的品种实现了替代进口，有的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更多的品种将逐步上市，为我国在高端材料的国力建设贡献一点力量。回家的感觉真好！在祖国的土地上有亲情凝聚、友情交织、文化蕴藏，使我乐在其中，充分享受，在祖国的土地上同样有创新温床、拼搏疆场、荣誉殿堂，使我尽情驰骋，永远都在的是身后无穷的支持力量。我回来了，因为一直就没想留居异国他乡；再也不会走了，因为这儿是我的国，这儿是我的家。

责编：刘素素、张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