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激情燃烧的四十年

2019-09-23 08:25:33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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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40年岁月,我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祖国巨变的见证者,还是基本国策的受益者;致敬40年发展,点赞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收获改革开放的新成果,庆祝改革开放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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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归国的第二年

改革开放获新生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随着母亲的不断调动工作而辗转各地,学业不能连续,课程经常被中断,再加上那个年代学业很难保障。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大学工作,由于家庭影响,所以我一直保持着求知的欲望。

高中毕业在家等待分配就业,每天帮着家里烧饭、做菜,看一些书籍,生活格外清闲无聊。但是有一天看了沈阳杂技团表演拍摄的纪录片,刺激了神经,导致我失眠抑郁而不能自拔,即使吃药也无济于事,让我掉进了痛苦的深渊。为了不让父母负担过重,我还是坚持着、努力着,去做土建小工。过去没有现代化装备,更多是人工作业,一天靠肩抬搬运砖头上千块,还要拌混凝土等很多现在连想都不敢想的累活,吃的是炒米和冬瓜汤,几乎没有荤菜,即使这样晚上别人都累得酣睡,可我还在与失眠痛苦战斗,抑郁到无法自拔,甚至想到死亡。唯一期待着就业,改变一下生活环境。

我已经长大成人,要独立生活,不应该再让父母操劳。所有的痛苦还是个人承担,为此我毅然走向社会,不管前面的路有多么复杂、坎坷,都要坚持走下去,期待会改变自己。

1976年5月初的一天,父亲把我送到了林苗场。说实在的,任何环境的很小变化都会引起我的很大的波动。可想而知,一个人不能很好入睡,白天还要和普通人一道劳动,身心上是多么难以煎熬。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位农民工,他们的打呼噜声更是在折磨我,每天深夜都会痛苦。我只能用写日记的形式来鼓励自己,那些励志的日记至今读起来都会让我泪流满面。

当时也做好一辈子在农场的准备,为了有一个很好的体魄,必须加强锻炼,所以我不管多累,不管睡眠如何困难,每天都坚持锻炼,挺举板车轮胎、耍石锁、吊环、俯卧撑以及在生产队仓库的大梁上做向上牵引。正是自己的不懈坚持,身体得到了锻炼,力气也增加了,得到了很多农场女青年的好评。直到我离开农场上大学之前公布隐情时,很多人为之而动容。

就在不断走向幸福之路上,又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1977年年底全国举行统一高考,只要成绩合格者就可以上大学,这可是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白天工作,晚上努力复习,一套青年自学丛书,一点一点啃,一题一题做,边做边理解,边学边提高,没有劳累之说。就在那年的8月下旬,林场职工需要体检,万万没有想到,我被检查出肺结核,大学梦成一枕黄粱。我不得不去镇上的邮局给父亲打电话。父亲既同情又无奈,让我快回南京求医治疗。

南京传染病医院应该说是当时很好的专科医院,当值的医生只是看了X光透视结果,就下结论“肺结核”,开了一些进口药物以及链霉素针剂。当时链霉素是治疗肺结核最好的药物,而副作用谁也不知道。我就在南京买好了针头和针筒以及消毒用的煮针头和针筒的铝制盒,还有一个烧柴油的炉子,自己学习打针。必须尽快治好,迎接高考。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打针吃药,三个月后毫无效果。高考临近,不考也得考。我如饥似渴地开始恶补,如期参加了考试,二次考试成绩上佳;可是在体检的时候,还是被查出肺结核,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反而又给自己的心灵一次重创。

一年之后,我又回到赵庄林苗场。众所周知,链霉素是油剂,难以吸收,长期使用后,屁股两侧打针的地方,已经有两个像小馒头的硬块,已经影响走路,很痛,为了保守秘密,只能强忍着。回场后不久,又有当兵的机会,最终也是肺结核让我与入伍失之交臂。当天,同事们远离我,同宿舍的两位农民工也相继搬出,那种孤独感让人窒息、无助。青春年华对我来说已成为奢侈品,不敢想象。

当然,别人的远离也在情理之中,家人在吃饭的时候也分开了餐具。治病成为我目前的头等大事。父母特别着急,托了很多关系给我买来了链霉素。下放知青们都很同情我。其实这样的同情往往会让我心里更加难受,完全是谈情说爱的年龄,却不能去想属于我的那份爱,变成了永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连续打链霉素将近八个月了,还是存在一个类似肺结核的阴影,思想负担尤其更重,这样的生活折磨我好几年,祈求上天能够把我从火炕里救出来。难忘的1978年5月2日,打下一针后,我晕倒在地,大脑整个轰鸣声,就像重型坦克开过来似的,失去了知觉。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浑身被汗水浸湿。我想到了死。打定主意后,我回南京看看父母,再回农场,实现自己生命解脱的愿望。

第二天我回到了南京,疲惫地进了家门,为了不让父母伤心和担忧,我什么都没有说。毕竟打针过敏,再加上耳鸣后遗症,人十分憔悴。第二天母亲就详细地问了我的情况后,说必须求医再次诊断。不再去传染病医院,就在家门口的铁道医院就诊。

看病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医生,询问我的病情,我就多说了一些关于生病后影响我前程——大学不能上,参军不能走的事实。女医生很同情我,按照常规进行了血指标化验和X透视,发觉我的血项指标一切正常,也有了一些怀疑,再加上我发自内心的述说,医生决定给我拍一张X光的片子,这是破例。作为一名医生每天只有拍一张片子的权力,而这用在了我的身上。

一位年纪较大的、戴着眼镜的医生看完片子后,让我重新拍一张片子。采取的角度不同,不是正面,而是弯腰,从腹腔向上拍,与正面拍的片子形成立体,看看肺部有什么。果真不出所料,第二张片子出来后,很清晰,没有阴影。这是医生很自信地对我说,小伙子你误诊啦。他当即让我脱下衣服,摸了摸所在位子的胸脯,告诉我,过去一定受过伤,肋骨骨裂自然修复时有了增质,在正面X透视时,增质的部分必然会出现阴影。多么简单的结论和事实,让我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兴奋,高兴得连走路都很轻盈,真正尝到了拨云见日的感觉。通过这次彻底检查,真正把我从地狱里挽救出来了。

所以我说,改革开放救了我的命!

进入大学的岁月

离1978年的高考满打满算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为了加快每一门课的复习,我必须积极应对,规划好每一天。因为打针过敏,已无法参加正常人的劳动,想起生产队里有一条牛,正值农耕大忙季节,还不如要求去放牛,这样能够安心进行复习。一大早5点我去山上放牛,只要把牛往山上一放,随便牛怎么吃草,我就可以看书,或者骑在牛背上,边放牛,边看书,一举两得。过去的抑郁症和现在的耳鸣对我的干扰很大,特别为耳鸣着急,一刻也不停止,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导致我都不敢多想,否则又要掉进抑郁症的阴影里。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在大学工作,母亲是国家干部,在县级以下的公社从事妇女工作,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在奶奶的帮助下生活。偶尔妈妈会带上我去爸爸的大学,似乎到了天堂,比起乡镇,南京那时是多么美好的城市。大学里教师们个个文质彬彬、满腹经纶,让我无比敬仰,我也萌生过做大学老师的梦想。“世上无难事,只要勇登攀”这是叶剑英元帅给我们留下的经典共勉词,一直激励我努力奋斗。

自打那天开始,我就走上“放牛娃”之路。其实放牛也不是一件简单的是,每一天5点起床去放牛,天刚刚发亮,雾蒙蒙的,农场周围几里地是没有人烟的。另外清晨飞虫很多,不断进入我的头发里叮咬,使我痛痒难忍,我就用裤头套在头顶上,以防虫子的叮咬。身体上更是缺乏营养,基本上三个月才吃上一块肉。然而梦想和追求给人一种无限的力量。后来我知道链霉素对人的听力有极大的伤害,我要终生与耳鸣做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迎来了1978年的高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实现了上大学的愿望——荣幸地考入了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当农场的战友们得知我考上了大学,都为我高兴,也为了我的坚持和拼搏而钦佩。曾经好多年后重返农场,看到自己曾经居住的、十分矮小的房子,一幕幕往事会涌上心头,眼睛湿润了。两年多的农场生活绝对锻炼了我,可以笑对今后遇到的任何苦难。

当初父母为我取名王昶,意寓为永远生活在阳光中,红日永远不落。如今我才真是“生活充满阳光”,叫我怎能不感谢改革开放!大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对我们这些上大学的幸运儿十分羡慕,也给我们更多的期盼,中国已经不会再走过去的老路,科技救国,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我们那代人有着不怕苦和累的精神,求知欲特别强,每天早上学校的小院里,就没有一处你看不到学生在读外语的地方,各个都很认真,教室里几乎都是满满的,如果迟到一会儿,前排的座位是绝对没有的,晚上学校的教室里,都是学生在自学。你追我赶,学习的气氛十分高涨,大家都心怀有为祖国做贡献的信念。我可以骄傲地说,那两年的大学生虽然人少,但是这代人日后在祖国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苏州大学化学系做助教。曾记得那天扛上我下放时使用过的木箱,一人乘火车去苏州大学报到。由于学校的定位发生了变化,需要开设一些与化学工程相关的化学工程和反应工程的课程,而这些课程都需要有实验课程来支撑,所以成立实验室的任务显然落在我的头上。那个时候条件很差,都是自己设计,买材料找单位加工,也有一些是购置全套的实验用装置,即使购置来的,也要安装。曾记得要给装置打地基,我就自己找来工具,打地基搞建设,自己搅拌水泥……以实验室为家,在大学里学到的技术都用上了。从无到有,流体力学实验装置、吸收装置、精馏装置、反应工程的平推流反应器和全混流反应器以及各种流量计等装置都在教学之前完成,给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曾记得那年冬季下了几天的大雪,实验室工棚比较简陋。我及时扫除顶棚的积雪,保护住我们的劳动成果。

由于实验室工作很杂,需要很多知识和动手能力,安全是第一,但往往工作中,总是存在安全隐患。有一次学生做吸收实验,对象是氨,这个实验已经指导学生好几次,大多没有问题。可以那一天,我总觉得氨气有泄漏现象,实验室里有明显的氨气味,所以我就认真去查找原因,当我从地上拿起一根硅胶管,试着去闻一下胶管的出口是否有氨气味,谁知道就是这根置于室外的安全排管,不知为什么落入到室内。一股氨气冲入鼻孔,顿时肺部窒息,严重氨气中毒,差点丧命。这次中毒,给我很大的启示,实验室的工作安全最重要!

后来我当上了化学系教工文体委员,负责院里的文体活动。那个年代里,学校各种文体活动很多,是老师们聚会的极好机会,都愿意参加。我本人很喜欢体育运动和文艺。刚到苏州大学不久,就参加学校的体育运动会,我就凭老式跨栏姿势,跳过了1.65米,获得教工跳高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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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研究生毕业

走出国门的深造

1983年年底,国家公派教师出国进修,需要选拔优秀的、专业优先的在职教师,集中学习外语,我很荣幸被学校推荐,然后又通过规定的考试。衷心感激苏州大学,感谢培养我的祖国。一年在外学习,特别辛苦,每天五点半起床,去操场读外语,一天平均背30个单词,写呀、读呀、背呀、听收音机呀,一切围绕外语。一年外语培训结束后,就由江苏省优先选派去了日本。经自己联系,去日本国群马大学工学部进修。在那个年代,国家的外汇贮备很少,需要花钱到的地方太多了,出国费用与当时的工资相比那就是天文数字,至少上万元。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拿出很多的钱供我们去国外进修读书是多么不容易的,正是这种情怀,一直在鼓舞着我,一定为国家建设,为国家教育贡献力量!

1986年9月30日我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一路上我想了好久的问题,日本是战败国,又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去日本留学?真得让我很苦恼,也找不到答案,能有的就是在日语课上听到的一些概念,我们在技术上不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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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水环境学会“国际交流奖”

我的导师加藤邦夫教授迎接了我,那晚是在他家留住的,导师很客气,夫人是一位贤内助。在这之前我已经了解到加藤邦夫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他的导师是世界上著名的流态化专家,从来没有家的概念,整天在实验室里度过,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加藤邦夫教授就是在他的手下学习深造,提出流态化领域中的气泡模型。在我国化学反应工程的教科书中,就引用过加藤邦夫的成果,正是依据这个成果和论文,我选择了加藤教授。

当时加藤教授从事的快速流化床反应器,就是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郭慕孙教授第一次提出的。那时全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快床”,加藤邦夫教授也不例外,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白天上课做实验,晚上处理数据,都是手算,用曲线板画图,速度很慢,每周要向导师汇报研究工作。大家都在认真做着自己的事,几乎没有怠慢的。在一年的时间里,加藤教授就三次带我去参加日本全国大会。

1987年元旦,日本全国放假。我所在的课题组硕士生柴崎同学负责关注我的生活照。日本文部省有一个规定,外国留学生刚到这个国家时,将会有一位日本学生负责这位留学生的生活,也就是生活辅导员。他很高兴就带我去了他老家。虽然我们不很富裕,但我还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买了一瓶威士忌,作为礼品。当我刚到他家时,柴崎的爷爷就给我跪在地上,两手合掌,一直在说对不起。后来我才知道,抗战时期他曾经在中国当过兵,杀死过我国军人,很有负罪感,也说明日本的公民有些还是有良知的。

经过将近一年的学习,在导师加藤邦夫的支持和指导下,我在日本全国化工年会上发表了论文。在欢送会上,老师和学生们都寄予我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回国后,加倍努力。大家纷纷在一块签字板上签上了名字和寄语,加藤教授写下了三个大字“求真力”,希望我有机会再到日本留学深造。隔壁研究室的教授们也都分别邀请我,其中有一位导师定方正毅教授推荐我为中日研究生院工作,做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还表示有机会,要与中国的学者一道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

回到苏州大学后,我很快又投入教学、科研中去,同时筹划化学工程专业的招生。1988年我晋升为讲师,198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认真进修提高,几乎每天都是在12点以后才敢睡觉,就怕被时代的列车所抛弃。加藤教授觉得我有读学位的能力,所以就很高兴接受了我再深造的要求,并出资让我先去做客座研究员。组织上考虑到1990年9月化学工程专业就有新生,而我是第一届学生的班辅导员,因此希望改在明年。加藤导师也很友好地同意改为来年再去。1991年上半年,学校就出台了一个文件,每个学院每年只允许出国2人。可是到了1991年5月,我收到了加藤教授的邀请函和资助资金,就向学院提出出国申请。化学系已有两人申请出国,都拿到了对方的邀请函和奖学金。陈克潜校长很重视,知道我1990年为工作延期出国之事,就让我走自费,而不走公派,通过苏州市公安局出国进修留学。

出国是一个浪潮,也是一个机会,但要自费出国,不要说照顾父母了,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能照顾。人生能有几回搏,为了未来的梦想,我坚信只要努力奋斗,就会成功,所以我义无反顾地选择自费出国。

路是人走出来的,人生路是自己选择的,趁着还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多奋斗一点也是应该的,要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加藤教授给我的客座研究员的资助资金,交完学费后所剩无几,未来的费用怎么办?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后来经过研究室的学生介绍,去送报纸。但考虑到白天学习,我只有打这样的工才行,否则会影响学校里的学业,所以我就去教习所拿到了摩托驾照,去了报纸递送营业所申请。正值送报纸淡季,冬天天黑得快,早上也亮得晚,又冷。我的任务是每天清晨4点30分开始递送500份报纸,看起来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其实不然。不久,我又去打听,寻找到一家比萨店。店长同意我先干着试试。开始因为对城市的交通路线不了解,没有经验,跑了几家都失败,满头大汗不说,披萨冷了不好吃,店里是要赔偿的。幸亏这位店长同情我,让我带上一本全市地图册,回去好好学习熟悉内容,过两天再来。这份工作相对工资较高,每小时1000元日币,相当于当时人民币75元,在当地很难找到。正是有了这份临时工作,可以确保我的生活来源,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去攻读博士学位。

进入博士课程后,选择课题十分关键,我也吸取了上次来日本留学的一些经验,课题的选择一定要结合国内发展的需求,以便自己今后在这些领域中有所作为。加藤教授建议以煤化工和生物质能为研究对象,通过低温催化热解的方式,生产有机化工基本原料苯、甲苯和二甲苯,尤其是可再生的生物质低温催化热解,替代化石燃料生产基础有机化工原料,这样的课题即使现在也是不过时的好课题。加藤教授十分支持我的新选择,与研究室副教授宝田老师一同指导我。

为了如期毕业,做出成绩,我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休息二字。我一直保持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早上7点到校,进行两个半小时的文献学习。当时英文很差,学习的同时还要认真去学习英文,缺什么就补什么,十分充实,真正从一位合作研究的教师转变为一名学生。一切都得靠自己。晚上都在11点半以后,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家。

我使用过很多分析仪器,包括电子扫描电镜、全自动表面测定仪、元素分析仪以及热天平等,这增加了我的动手能力,对日后科学研究和指导学生都是受益匪浅。曾记得在我离开加藤研究室时,加藤教授特意表扬我,不仅业务能力好,而且对仪器分析掌握得也很好。正是由于我的积极努力,忘我的工作,再加上加藤教授的认真指导,研究课题开展没有走弯路,很快就获得了很多的研究数据和结果,尤其是后来进入可再生生物质催化热解制取基础有机化工原料苯、甲苯和二甲苯的研究,研究成果迅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读博第二年在日本全国化工年会上,发表的论文初步被认定为优秀论文,我已经拿到了通知参会,所在学校也把报道的新闻写好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学会最高层竟然更改了评选结果。这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会务组虽然做了道歉,允许我免费参加会议。这时我感到国家一定要强大,否则即使在国外留学也不会有很高的地位。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放弃理想,越是这样越是要发奋,把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发表更多的论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努力和拼搏,研究成果在日本化学工学的权威杂志上发表。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SCI杂志,连续发表了3篇论文,然后又在《燃烧杂志》上发表1篇论文,以这样的成绩获得了教授们的认可。经加藤教授等3名教授提名留校任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最为不容易的是在3年里又没有经济来源,加藤教授虽然为我找到了企业奖学金,但需要毕业后为企业服务,这样就不可能留校做教师。在整个日本的大学里,尤其是在国立大学里做文部省教官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没有经济来源,3年中我利用周六、日去比萨店打工,也就是说一年到头就没有休息日,元旦这一天还要去拜访加藤教授。我也很感激披萨店的老板,也在暗暗支持我,不送货的时候也能够安心看书。

新的工作、新的生活让我从学生又回到了教师,而且是我最为喜欢的职业,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利用自己的身份,加强了与国内的合作,有很多来自于清华、中科院的学子来到研究室留学,平时也有很多来自国内的学者,我都会积极支持,为这些学者们服务。后来由于第二个孩子出生,彻底打破了我当时的规划。我是想工作两年,多写一些论文,为回国应聘做好准备。毕竟有两个孩子要养活,经济上一时令我很为难。就在这时一位日本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工资要比大学高一些,所以我就向导师提出,去企业工作。加藤导师很理解我,就同意转职,去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工厂,从事乳胶产品的生产。

在日本企业工作

到乳胶产厂工作,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挑战。一切从头开始。乳胶属于高分子,虽然我学过有机化学,在苏州大学从事过一年的高分子合成,但产品制作没有经验。一开始在研发部门从事新产品研发,边学边干,企业相关的书籍和资料我是如获至宝,采用泛读和精读相结合,结合实际生产,一步一步提高。企业要求与大学不同,没有慢慢来的理由,所以不断解决问题,提出创新方法是常态。我去的这家企业确实问题一大堆,给我的压力挺大;但反过来说,我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岂不是表现中国人的能力吗?

4月份进公司,没有多久进入夏季,气温一下子升高,生产车间的温度就更高,乳胶溶液变得很不稳定,出现了大量的颗粒物,甚至导致无法生产,这是乳胶行业中常见的问题。换下来的乳胶溶液,需要过滤,氨味刺鼻,操作也很困难。问题的根源不清楚是无法解决的。我就冷静下来,认真分析,环境温度高是客观原因,无法改变环境温度。有什么办法降低乳胶表面不成膜,这层膜的形成就像豆腐皮和奶皮一样,一旦产生,这些固化后的皮膜就会在搅拌的作用下,打得粉碎。这些很小的颗粒会在乳胶中慢慢增大,逐步形成主流,导致乳胶变质。因此只有降低水分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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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制作手套

职业的敏感和研究的积淀让我有了新的感知,从水分子形成液态原理出发,找到了抑制水蒸发的方法。添加氢键相关的高分子化合物,创建新的平衡机制,增加具有氢键功能的有机多糖的化合物,增加氢键能力,打破传统的PVT守恒,建立新的体系,有效控制了水的蒸发,不让浸渍槽中的乳胶成膜,彻底解决了本行业中多年的难题,使企业的生产比以往更加便捷,产品质量好,溶液也不会产生颗粒态物质。不仅减轻了我的工作强度,而且还可以提高产品质量,无故障。这件事让全厂职工知道了我,了解了我。

这个问题刚解决,企业的董事长就要我开发丁腈乳胶产品,其实这款产品他们已开发过,就是由于技术不过关,产品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由于丁腈乳胶的固体含量只有40%,大多数是水,在棉胆上成膜很容易渗透,形成不了合格的产品。这个问题与我在国内时做过的一个产品有一点类似:银餐具抛光剂,使用增稠剂将水含量大的原料先做预处理,进行增稠,选定了聚丙烯酸钠增稠剂,在凝固剂的作用下,能够很好地成膜,从而一举实现生产线的在线生产。这些技术后来传到国内,为世界生产丁腈耐油手套做出了贡献。

在企业的那段时间里,主要是技术和产品开发,由于这些技术的发明,彻底改变原来企业的格局,生产出质量好的耐油手套,弥补过去企业的一些不良问题。第三年刚一开始,我就被任命为企业的厂长,整个公司的职员都为我这名外国人能够当上厂长感到惊讶,也为我的能力而骄傲,当地周边也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厂里有一位中国博士,不怕苦不怕累,每天都在努力为企业服务。升职了,薪水也涨了很多,这在当时经济不景气的年代里,实属来之不易。

20世纪初,日本亲中派积极支持民间的经济往来,同时愿意出资在中国办学,培养两国年轻人。当时就有丰田汽车公司、日本读卖新闻以及日本电力公司等企业同意出资,在中国建立研究生院,设立金融、环保、企业管理三个专业,共同招收两国学生,教师也由双方聘请。正是这样一个机会,2002年年底,由日本东京大学定方正毅教授推荐我作为日方教授,回国任教。这是主要源于我曾经在日本国立群马大学任教过,给这些教授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当我接到定方教授的电话邀请时,欣然同意。理由很简单,该是我为国家奉献的时候了,是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责任去为国家服务。

后来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丰田公司同意出资2亿日元的承诺不能兑现,只是部分资助,所以我就有一些顾虑,后来经与天津科技大学直接联系,中日研究生院就设立在天津科技大学,校方领导积极支持我回国任教,作为人才引进。同样可以为中日研究生院服务,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决定重新创业,放弃在日本稳定的生活环境,回国挑战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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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国的日子里

2003年4月6日,我乘鉴真号轮船回到了祖国,投身国家的教育事业中去。其实我回国不是一时冲动,对自己的能力做了仔细评估,不论是外语,还是业务能力,以及管理能力都能胜任,尤其是在乳胶行业具有世界级的领先水平。只要天津有一家乳胶企业,我都会让它崛起,用最先进的技术改造企业,使之走向世界;而我只需要能够得到一些科研经费的支持,帮助我在科学研究道路上有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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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基地测试净化槽水温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天津市几家乳胶企业相继倒闭,这使得我的计划一下子落空。本该有两条腿的人,一下子只剩下一条腿,只能在学校发展,这对于离开大学6年,没有任何科研业绩的我来说,就像一个有嘴而倒不出水饺的壶。我在日本企业不管做得多好,不会有个人的论文和专利,都是企业所有,因而很难证明自己的能力。按道理说,只要了解日本的人就可以知道,能够成为文部省教官的外国人一定是优秀的,再加上能够成为企业的厂长,足以说明一个人的优秀。

毕竟离开祖国13年,到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自己带回来两台电脑,知道当时国内条件不太好,还是自己先行一步。说来不巧,正值SARS病毒流行,人心惶惶,工作的重点都在防治上,我的个人困难已不再困难,哪儿也不能外出,这让我无从下手开展工作。再加上得知乳胶企业的现状,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跌入困境。

学校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安排我作为带头人,负责环境工程专业的发展,我本身不是该专业的,又要负责建设和发展,一头雾水,十分惶惑。语言上的不适、人际上的不适、专业上的困惑,一时真得让我不知所措。等我定下心来,才发现妻子也在苦恼之中,由于我的过度思索和焦虑,再一次引起了失眠,陷入痛苦之中。面对妻子给我拿来的镇静药物,连自己都有些害怕,喝下去很简单,但这么一喝,将会造成终身依赖。为了未来,为了家庭,作为一家之主,不能有任何的怠慢,必须重新振作起来,迎接挑战。我最终还是放弃药物,重新在心灵里筑起一道防线,努力干上6年,并且要一年当两年干,把我在企业干的6年时间补回来。我相信只要努力用心,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

说实在的,当初电脑汉语输入都成问题,因为我是南方人,很多发音不准,直接影响输入速度。为了纠正自己,花费了一周的时间,苦练汉语拼音,解决输入的难题。既然是一年当作两年用,那么就不能休息,晚上也要加班加点,白天在实验室干,晚上在家学习深造,加强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的学习,选择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课题。对有着在国外经历的我来说,最痛苦的是如何去展示自己?作为一名教授,就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亮点。学校对我进行了资助,我用这笔资金购置了热天平,从事生物质催化热解,动手制作了催化反应装置,开始了这方面研究,得到了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在热力学和动力学上完成了基础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即使今天研究成果仍然在同行中保持对苯、甲苯以及二甲苯的最高收率。

那是在2003年10月,有一天听到了一个新闻,到了2010年,我国沿海地区农村将全面实施自来水化,让农民喝上最清澈的自来水,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好的新闻,但作为环境工程的学者,有一种感悟,自来水化工程还不算完整,如果不对生活污水加以处理净化,势必会引起农村水环境的污染。所以我感觉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未来一个很大的问题。经过资料查询,日本是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净化槽实施十分合理和有效,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如果按照日本的模式一户一台,国家的财政压力会很大,难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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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毕业生

所以我选准这个课题,针对现有的不足,开展认真而仔细地研究工作和技术、处理装备的开发。到了2004年下半年,实验有了明显的结果时,学校某些领导仍然觉得没有前瞻性,推广很难,连学校的科研经费都未能拿到,但我坚信,日本有880万台净化槽在运行,中国一定会有这一天,而且它的市场是巨大的。必须坚持研发,为国家储备技术,总有一天,国家富强了,一定会采取惠民举措,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使自来水化工程与污水处理工程形成一个生态的美好工程。

2006年,天津市政府与东京大学的技术合作,让我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通过这个机会,在天津市农委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专项课题,开展净化槽的示范工程,同时又有与日方教授们的合作交流机会,更加让我感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08年3台户型净化槽在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开展了示范工程,并且一举成功,这多亏了连续5年的研究与开发,再加上自己的亲力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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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的努力,一些教授也乐意帮助我,2006年经食品学院张泽生教授的推荐,认识了塘沽的东大化工集团公司民营企业。与企业老总赵富贵见面后,经过交流后,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也觉得能够为这家民营企业做一点工作,解决一些问题。这些企业很需要科技人员去扶持,去指导生产。借助于当地政府的扶持资金,开展了创新性研究和技术开发,从根本上改变工艺,由原来的间歇生产模式,改变为连续生产模式,经过将三年多共同努力,建立了天津科技大学与企业的产学研基地,开发了甲苯连续催化氧化生产苯甲酸工艺,并且一举成功,成为我国第一家连续化生产苯甲酸的企业,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产量也成为亚洲第一大生产厂家,走产学研之路,借助扶持资金提升企业技术改造,让民营企业走向世界。成果成为产学研结合的结晶,荣获2015年天津市专利金奖、2017年中国专利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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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净化槽示范成功之后,专家对我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户型净化槽的模式难以在全国推广,费用太高,只有多户联用降低成本才是未来的方向。于是我又从头开始,对多户联用新型净化槽进行研究和技术、装备的开发。4年中由小试到中试都取得成功,这让我更加能够看到好的未来。在这期间,对单户型净化槽开展了实际应用的深入研究,开发了能够与多户联用新型净化槽集成的户用型水解槽,彻底解决了收集、输送堵塞的难题,为后期全面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9月在天津市与东京大学技术合作交流会上,我做了演讲,介绍了我的研究成果,并且他们一行还亲自去现场参观。东京大学代表团负责人福士教授邀请我去东京大学讲学,我也很想通过这次交流也能够引起日本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重视。

那天晚上,福士教授很高兴地对我说,有三点您做得很好,第一,您把平推流和全混流模型用于净化槽之中;第二,您一个人做了日本很多企业做的事;第三,一个很小的气泵就能够让净化槽稳定运行5年之久,出水水质清澈透明。正是这样的交流,我们成为学术上的朋友。时隔一天,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来天津市视察农村环境治理的示范工程,专门看了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的示范工程,专心致志地询问各种问题,并且进入农户家里看了厨房间、卫生间的生活污水处理给予了高度评价。本示范工程已经获得了2012—2013年的农业部丰收奖一等奖,也是农业部至今为止唯一一个生活污水处理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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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一等奖

为美丽天津做事

2009年10月,天津市滨海新区西区的企业集中供热系统锅炉日产32万立方米气体的脱硫工程,就是我根据滨海新区的特点,借助于海洋的有利条件,提供了日本出光研究所开发的活性氧化镁作为脱硫剂,开展对锅炉二氧化硫的净化处理的工艺,从5家企业竞争中以780万工程费获胜,装备直径4.7米,高24.5米脱硫塔。

2014年春天,天津市政府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制定了美丽乡村建设的一号文件,天津市科委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活动,科委主任等人专门去看了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的示范工程,感到很震撼,现场就决定由天津市科委立项,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多户联用新型净化槽示范工程。同时市农委也做出决定,开展这方面的研发,也给予立项。借此机会,在天津市静海区蔡公庄镇惠丰西村建立了五户联用净化槽处理系统7套,同时还建有3套单户型净化槽处理系统,再次验证单户型净化槽的处理效果和可靠性;在第六埠村又建立了二户型、十五户型以及楼宇型的新型净化槽处理系统,全部成功,运行稳定,再一次证明所开发的非活性污泥法的生物膜反应装备具有前所未有的效果。与前置的户用水解槽相结合,使家庭生活污水资源化的同时,水解槽出水为可溶态,大大地减少了管网的投资。农户可以根据自己农田需求,取水解槽的厌氧作用产生的废水作为有机肥加以使用,净化槽处理后的排水可以用于灌溉、村庄的绿化用水等。

2015年9月,我参加了第五届全国村镇生活污水治理大会,并且做了大会的主旨演讲,提出了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处理的新模式,并且介绍了本团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奖成果、授权专利以及应用的示范工程,给参会人员很大的冲击。

天津市政府以将小站水稻纳入天津市品牌。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他在2018年春天视察海南岛时,专门问及到小站水稻情况。目前多户联用净化槽串并联系统在天津农村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已完成的村一级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几乎都是这一模式,也推广到了广东、江苏、山东、河北以及宁夏等地,特别是今年开展的小站镇11个村庄6181户的生活污水联合处理,全部采用天津市科委和农委项目所取得的集成技术和装备,工程从2018年5月底动工以来,对小站11村庄的生活污水全面处理,为今后生产优质小站大米,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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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挑战杯

2014年,在天津市科委和农委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形成了国内和国际领先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集成技术;2017年3月,荣获日本水环境学会的国际交流奖。源于日本的净化槽技术,在中国又得到了发展,更加适合我国的国情,污泥减量化技术得到了国际同人的认可。比起日本净化槽系统的八万多维护人员来说,无人值守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运维经费。至今天津市村一级的生活污水处理几乎都是这专项课题所取得的成果转化,必将为今后大力推广应用打下基础。

这些成果2018年已申报了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同时8月,我受天津大学之邀作为特聘教授,以首席专家的身份,代表天津大学组织20家单位共同申报科技部专项课题“绿色宜居乡村色厕所革命技术开发与应用”,经过前两轮的评审,入围到四家最后的竞争。作为从事14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科技人员,有责任将这项技术推而广之。

16年来,我放弃日本优越的生活环境,回国创业,作为新一代归国华侨,期待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事业一直坚持顽强的拼搏精神,亲力亲为所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同时还做好教学工作,指导年轻教师。在环境工程专业只有8位教师,其中就有3名年轻教师晋升为教授,2位年轻教师晋升为副教授;每年招生本科生两个班,研究生25名,是天津市工会第一届工人先锋团队。

2014年,天津科技大学对已有4个天津市重点学科之外进行了一次评估,从最后6个学科中推选出第一位,那就是我们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这是一个让我热泪盈眶的结果。在我担任院级领导和学科带头人期间,从来没有报销过一张车票和饭票。我所受的教育应该是传统的教育,国家和人培养我们,就应该不遗余力地为这个民族和人民负责。我的感悟很深,个人改变不了现实,但我自己能够自律,处处以身作则,一切以科学为基准,这样人活着更有意义,更加坦然。2017年,教育部再次对学科进行了评估,我们仍然榜上有名。

回顾这40来年,有很多值得留念的地方,深感一路走来,有很多友人在支持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没有退却,也不会因回国创业艰难而后悔。没有党的培养,没有国家在那个经济状况很不好的年代,拿出天文数字般的经费,支持我们,送我们出国深造进修,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就应该响应回国,这里有我们的父母,有我们的兄弟姐妹。回国能够为国家做出一点贡献,也是对祖国的报答。祖国强大了,海外的中国人才会有国际地位,过去祖国人民为我们贡献,今天我们要为祖国奉献,用自己擅长的一面去展示给社会,服务于社会。

我是一位中国人,是一位归国华侨,我们的目标是要走向世界,实现祖国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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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素素、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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