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独立、富强而拼搏奉献的山西归侨

2019-09-20 14:35:34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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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说的“山西归侨”,系指定居在三晋大地上的、无论祖籍何处的归国华侨,以及定居在山西省外的山西籍归国华侨。

由于山西省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以及在省内的归国华侨人数比较少(特别是与东部沿海省市比较),所以山西省一直被称为侨务(侨联)工作的“第三世界”。其实,山西归侨对祖国和山西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可圈可点的,事迹同样是感人的、可歌可泣的。下面,笔者根据手头所掌握的有限资料对此作一简介。

山西归侨历史简述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山西归侨

新中国成立前山西省归国华侨的回国,主要集中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现分述如下:

“十月革命”时期  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国家政权,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新政府剥夺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财产,并将他们扫地出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使得通过“驼帮”赴俄国经商并定居多年的山西籍人士,纷纷返回中国或移居第三国。这些山西商人多数是晋中人,籍贯在榆次、祁县、平遥、介休、太谷等地,还有一些是吕梁人,籍贯在汾阳、文水等地。回国的商人,数量不少,具体不详。大多回山西原籍,有的返乡务农,有的继续经商。1920年,阎锡山曾接见因“十月革命”由俄国回国的晋商代表,以示“关怀”。但除了精神上的抚慰外,对归国华侨未见有其他扶助措施。

“十月革命”后,继续居留在苏联的山西商人,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顽强地在那里扎根、发展。后来,有些人在苦心经营多年以后,因遇到了重大挫折,也返回山西原籍。例如祁县丰泽村的杨绍宗,在莫斯科远东银行做事,在苏联定居了26年,直到1943年由于德寇侵略和银行遭劫,才离开苏联返回山西。土改时,他在家乡被划为地主成份,土地房产及从国外带回来的钱财分给了贫下中农。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即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力援助抗日自卫战争,组织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军的进攻。根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8月22日宣布,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并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本月,中国共产党在太原公开设立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而后,八路军120师、115师、129师奉命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山西成为成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和主要战场。

有不少归国华侨在山西投身抗战。他们主要是通过三方面的渠道来到山西:

一是从延安出来、负有重要使命、路过山西或落脚山西的中共领导的军政单位,如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所辖的三个主力师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又如193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深入敌后办学,1939 年 1 月 ,抗大一分校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办学;又如1939年夏天,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4所学校合并而成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共有1500多人,赴晋冀鲁豫边区河北灵寿县办学,长途行军路过山西;再如中共中央于1944年7月,和1945年6月,两次组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南下路过山西;等等。上述路过山西或落脚山西的中共军政单位中,都有一些归国华侨。

二是抗战时期,华北地区形成了三大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和晋绥根据地,都在山西境内驻有许多抗日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中,不乏从国外回归祖国投身抗日的归侨。

三是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之时,山西阎锡山集团与中共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协议,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成立了新军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立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牺盟会、新军、民大以及各级抗日救亡机构,由于有共产党人在起主导作用,因而吸引了包括归侨在内的广大爱国青年投身其中。

上述归侨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磨练,已成为人民子弟兵中以及地方干部中的合格乃至优秀的成员。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参加抗战的归侨具体人数难以统计。但他们的事迹非常突出,影响巨大。后面将对一些典型人物进行介绍。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西归侨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欢欣鼓舞,纷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掀起解放后第一次回国热潮。太原市是山西省会,是本省归侨最为集中的地方。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5年底,太原登记在册的归国华侨达206人。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思想进步,热爱祖国。

从归侨回国的时间看:1949年前回国的10人,1950年回国的11人,1951年回国的37人,1952年回国的30人,1953年回国的74人,1954年回国的40人,1955年回国的4人。1953年回国的人数最多,占归侨总数的35.9%。

从归侨原来的侨居地看:分别来自印尼、马来亚、泰国、越南、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印度、蒙古、苏联、毛里求斯、北婆罗洲,共1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东南亚的归侨人数比较多:印尼110人,占53.3%;马来西亚25人,占12.1%;泰国16人,占7.7%。上述3国共151人,占73.3%。

从归侨的祖籍看:广东120人,占58.2%;福建58人,占28.1%;其他为台湾、江西、浙江、上海、湖北、山东、山西等,人数都比较少。

从归侨当时的身份看: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65人,教师14人,无工作的3人,其余124人均为大专院校学生(集中在山西医学院、山西师范学院、太原工学院3座院校),占归侨总数的60.1%。

建国初期(反右斗争以前),由于路线正确,人心稳定,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党的侨务政策得到正确贯彻和执行,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归侨重视和关心,因而广大归侨能够安心工作和学习,人人精神焕发,干劲倍增,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不少的归侨青年积极要求入团、入党。1956年1月,省城归侨还成立了自己的团体——太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1957年9月,成立了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山西归侨

“文化大革命”初期,仍有不少海外华侨回到祖国,来山西定居的有180余人。有两种类型:一是零星从美国回国的,人数少,年纪稍大些,采取分散安置;二是因遭迫害、驱逐,成批从缅甸回国的,有170余人,全部是热血方刚的青少年,采取集中统一安置。

这个时期回国的华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思想比较激进,不满侨居国的现状,热爱祖国,崇拜毛主席,希望回国后经受“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以期对祖国的繁荣富强有所贡献。

从美国回国的华侨中,祖籍山西运城的景新汉(1935——)和夫人、祖籍福建的傅小燕是比较典型的人物。他们原来都就读台湾大学外文系,与李敖关系甚密,因创办《文星》杂志发表反蒋言论遭国民党当局迫害,赴美国留学并工作。1967年3月回到祖国,被安排在长治当教师。景新汉后来当了山西省外事办公室主任,山西省政协港澳台侨办公室主任,享受国家的特殊津贴。

从缅甸回国的青少年华侨,回国的动因除了热爱祖国、崇拜毛泽东外,还受到当地“排华”浪潮的影响,因而受到国家的保护。从1968年5月至10月,他们分7批抵达山西。当时正赶上全国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于是他们被安排到曲沃县进行“锻炼”,197O年,他们被分配到晋南的侯马、曲沃、翼城、新绛、稷山、河津、闻喜以及晋中的祁县等地,先上学(高中),毕业后有的在当地安排工作,有一些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城工作。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山西归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山西定居的归侨达800余人。他们当中,有些是在国内外有一定声望的知名人士,大部分则是由国家统一按计划安置的蒙古归侨。

前者人数虽少,但影响很大。如原籍山西新绛的王怀明先生,以91岁的高龄,响应叶剑英委员长的号召,于1982年5月离美回国定居。王怀明先生早年曾留美攻读法律。抗战前曾任山西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山西省绥靖公署军法处长。抗战后历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山西大学校长、山西省参议会议长。他富有正义感,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中共高层领导人有交往。解放前夕,他被胁迫去了台湾。1950年赴香港,而后赴美国,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任教,并继续研究法学,获博士学位,时已年过花甲。1955年他加人美国籍,退休后住进纽约一所养老院。他一直思念祖国,多次写信给国内联系回国有关事宜。后来,在我驻美使馆参赞冀朝铸和驻纽约总领馆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回到祖国怀抱。1982年5月12日,国务委员薄一波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并设宴招待。回太原后,山西省委、省政协有关领导都亲切会见他、招待他。他逢人就说:“在海外30多年,我日夜所想所盼的,就是回归故土,现在终于实现了!”1982年6月14日,王怀明先生突发心脏病在太原去世。6月21日,由省委书记朱卫华主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王怀明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双塔寺革命公墓,真正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愿望。

由蒙古归国的华侨自始至终都受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自1982年开始,国务院侨办和山西省侨办就在大同等地组建了专门的接待站,在山西省内安置了743人。此项工作涉及的面广,难度大。侨务部门会同公安、劳动、人事等有关部门,以大局为重,克服了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为归侨在安家、工作、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使他们在新的环境下能安居乐业,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五)山西归侨再出境情况

山西省的归侨再出境,自“文化大革命”至今,陆陆续续,总数已达1800余人。

1978年以前,对出境人员控制较严,山西归侨只有很少数获准出境,出境申请的主要理由是:继承遗产,看望患病的父母等等。他们出境之后,多数难以获得原侨居国的入境许可,只好居留在香港、澳门等地。例如祖籍福建南安的印尼归侨赖锦赐,1955年只身回国。1960年自太原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太原市政工程部门工作。1974年申请去印尼看望父母,出境后全家居留香港,成为香港居民。他创办晋华贸易公司,与山西有经贸往来。

1978年以后,山西省归侨出境人数猛增。1978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外交部党组《关于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议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强调:“对侨眷(包括有外籍亲属的中国公民)、归侨采取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团结广大华侨,充分调动侨眷、归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侨眷、归侨要求出境,凡符合政策规定的,应从宽掌握,予以批准。公安部门同侨务部门、海关要密切协作,加强审批力量,简化审批手续。”在这种形势下,阔别家人多年的归侨纷纷申请出境,绝大多数获得批准。5O年代从东南亚回国老归侨,有相当一部人出境;1968年从缅甸回国的归侨,80%以上再次申请出境,他们多数居留在香港、澳门,个别人回到原侨居地。1983年以后从蒙古回国的归侨,也有人重返蒙古国。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再出境的归侨同内地联系日趋密切,许多人来山西观光旅游,有的到山西(他们视为“第二故乡”)投资办企业。

据侨务部门统计,山西归侨除了出国定居、工作调动离晋等以外,至1996年,留在山西的尚有1972人。其中省会太原的归侨(包括太原市的归侨、省直单位的归侨)有741人,其他地、市(即大同市、朔州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忻州地区、晋中地区、吕梁地区、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有1231人。其他地、市的归侨,多数居住在行署和市府所在地。归侨最多的县,是忻州市的定襄县,有归侨260人,可称为“山西侨乡”。

山西归侨对祖国和山西的贡献

(一)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清朝末年,政府腐败,国力衰微,社会动荡,中国人民处于贫困落后、灾难深重的困境之中。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高举反清旗帜,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在海外,孙中山紧紧依靠华侨,宣传三民主义,联合革命志士,筹措起义经费,发展武装力量。当革命时机成熟时,即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结束帝制,将中国推向新的时代。

原籍山西太谷的美国归侨孔祥熙(1880—1967),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他于1901年首次赴美国。1905年,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的教育开导下,他加人兴中会(后成为同盟会员)。1907年秋,孔祥熙回国。他先从举办新式教育入手,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家乡接办了太谷县基督教明道院附设小学,1919年又创办铭贤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孔祥熙组织太谷县的警察、商团、学生,成立了“太谷县营务处”(一说“警务处”),作为革命武装力量的基础。不久,榆次、交城、汾阳、介休等10多个县的地方当局和士绅建立“山西中路民军”,推举孔祥熙为总司令。1911年12月,经省正式任命,孔祥熙担任山西中路军总司令兼观察使。当时,他能接受革命思想,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结束封建帝制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战斗在山西抗日战场的归侨指战员(群众得知他们的身份后,亲切地称他们为“华侨兵”)以及归侨干部,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在三晋大地上留下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下面简介数位“华侨兵”的故事梗概。

第一位,原籍福建石狮的菲律宾归侨白刃(1918—2016)原名王寄生,1918年10月生于原籍,14岁时赴南洋谋生。1937年3月,离开马尼拉回国。“七七事变”爆发后,白刃辗转于南京、上海,深感救国无门,于是回到厦门,就读集美学校初中3年级。他身在学校,内心仍向往着革命圣地延安。终于在1938年10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被编入抗大第5大队,大队长是何长工同志,他担任新兵队的副班长。不久,包括白刃在内的1000多名学员,奉命转移到晋东南办学。

在经过2000余里的艰苦行军之后,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抵达山西屯留县故漳一带,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有规律的学习、战斗生活。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一分校第5期成立了特科营,下属化学队、工兵队和机枪队。白刃分配在化学队,共有40多名学员,驻扎在西沟村。课程主要是毒瓦斯的种类、性能、化学成分和防毒知识。

不久,日寇分9路围攻我晋东南根据地,学校搬到太行山上,白刃被抽到宣传队工作,其文艺特长得以充分施展。他们在平顺、壶关、陵川一带的农村活动。写标语、说快板、拉洋片、演街头剧、唱抗日歌曲、召集群众会、……利用一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武器,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救国道理,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军队,粉碎日寇的进攻。经过战火的洗礼,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9月,抗大一分校第5期在太行山上举行了毕业典礼。化学队的学员分配到八路军的3个主力师。白刃分配到115师在司令部当参谋,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全国解放以后,白刃没有从事化学研究,而是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员(副军级),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出版了《白刃小说集》,《白刃剧作选》,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南洋漂流记》,传记文学《罗荣桓元帅纪事》,诗集《野草集》、《前进的回声》,话剧《兵临城下》(后改编为电影)等等。

白刃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5月15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第二位,祖籍广东大埔的印尼归侨兰克良(1914—1992),1914年出生于马来亚吉隆坡。11岁时,到印尼苏门答腊和叔叔一起生活。16岁时开始自食其力外出打工,夜间则坚持到棉兰苏东中学念夜校。“七七事变”爆发后,印尼迅速掀起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兰克良立即参加青年筹赈队,担任副队长,在当地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宣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侨界率先抵制日货,在经济上打击和削弱日本;同时,大规模开展募捐活动,筹措经费和物资,支援祖国军民抗战。1938年7月7日,当地华侨召开“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纪念大会”,兰克良积极参与。荷兰殖民地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将兰克良和其他几位进步青年逮捕,解送到一个荒岛上关押,最后将他们驱逐出境。

1938年10月,兰克良和其他两位被驱逐的学生到了香港。通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同志的介绍,以“为前方招收和输送战地护士大队”的名义,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终于在1939年春天到达梦寐向往的延安。根据组织安排,兰克良打起背包,奔赴山西屯留,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

1939年9月,兰克良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按原计划,他们这批学员共1700余人准备赴山东工作。在路过辽县(左权县)桐峪镇时,遇上驻扎在那里的八路军129师,被“截留”30人,兰克良也在其中。于是,“南洋仔”兰克良,成为八路军主力师129师768团的一名见习参谋兼教官。从1940年5月到1941年9月,兰克良参加了多次战斗,他作战英勇,奋不顾身,先后3次负伤,受到上级嘉奖。

转业后,兰克良一直扎根三晋大地。从1954年开始他在山西省民政厅分管过侨务工作,曾任科长、处长,兼任山西省第2、3届侨联副主席。他竭诚为侨胞服务,在归侨侨眷和华侨华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残废军人,在民政厅搞过优抚工作,可是却不给自己办残废军人证。他说:“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们不能给国家再添麻烦啦!”

1992年,两袖清风的兰克良因心脏病在太原去世,享年78岁。

第三位,原籍广东揭西的马来亚归侨黄国光(1917—2012),1917年3月17日出生于原籍,1927年夏天,同表弟表妹一起,由舅父带领,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最后落脚马来亚士乃。他当过店员、苦力、橡胶厂工人、装卸工、汽车驾驶员,遭到资本家的压榨盘剥,吃尽了苦头。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黄国光积极参加当地华侨开展各种方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士乃爱国华侨的慷慨支持下,组建起“马来亚士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于1938年9月底,从新加坡启程回国。经过一个来月的跋涉,途经香港、广东、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历尽艰辛,全部胜利抵达延安。“士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的第一个团,其时“南侨筹赈总会”尚未正式成立。可以说,他们为后来的大批华侨机工回国抗日,起了先遣队的作用。

党中央、毛主席对投奔延安的第一批南洋华侨机工,十分重视和关心。抵达延安当天,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谭政、交际处的金城主任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出来盛情欢迎,并同大家合影留念。第二天,延安刚好举行有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群众大会。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机工团,并亲自领大家到主席台上就座。

黄国光一行在抵达延安以后,中央开始安排他们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而大家要求立刻上前线杀敌。 毛主席对爱国华侨青年的愿望非常理解,说:海外侨胞对我党领导抗日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让他们先到前线看看吧。于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安排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机工团一行赴山西抗日前线观摩。离开延安以后,经过清涧、绥德,渡过黄河,大约走了10天左右,才抵达八路军120师师部所在地——山西省岚县。

贺师长安排几十名警卫战士护送华侨机工和肖克副师长一起,上前沿阵地隐蔽起来,观摩120师部队对日军的一次伏击。黄国光一行人从来没见过打仗,这次亲眼看了一场战斗,受到的教育和震撼不小。原来打仗光靠热情和勇气远远不够,还要懂得战略战术,懂得具体使用枪炮的技术。贺龙师长在陪大家吃饭的过程中,亲切地和大家交谈起来。他只字不提党校学习的事,只是询问南方生活的情况,又谈到农村有的穷人遭受欺负为了自卫、专门到武馆学习武术、一个人能对付几个人,最后才把话题转到抗日,说:“打日本鬼子是需要本领的,只有学好本领,才能更好、更多地消灭敌人。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是!”贺龙又说:“你们如果能回延安学习上一段时间,再到前线来打日本鬼子,一个人就能消灭几个鬼子,总比你们现在一个拼一个要强得多得多!……” 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贺龙师长是在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哩。经过这一番开导,大家对于到抗大学习已经没有任何抵触情绪了。于是,在休息了两天之后,贺龙师长派几名战士陪同南侨机工,带着胜利品(包括几十匹战马)返回延安。

黄国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被编入第3大队第1中队。在革命的大家庭里,黄国光勤奋学习,领导和战友也热情地帮助他。特别是指导员王庆田了解到他文化程度低,听课有困难,就经常下来对他进行个别辅导,给他吃“偏饭”,帮他学政治、学军事、学射击、学投弹。上级首长非常关心华侨学员学习的情况,经常来中队视察、了解。在这种氛围中,黄国光提高很快。1938年12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国光还给马来亚士乃的表弟蔡明训写信,介绍自己和延安的情况,告诉表弟:“中国的未来希望就在延安!”表弟蔡明训接到信以后立即行动,报名参加“士乃华侨筹赈支会”招募、组织的第2批“士乃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回国奔赴延安。

而后,黄国光又先后进入延安工人学校和中央党校受训。在学习、训练过程中,黄国光和大家还经常听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的中央首长的精彩报告,得到他们的关心和照顾。黄国光本身也很刻苦、努力,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在各项考试、考核中,他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开荒种地的生产运动中,他还荣获“二等劳动英雄”的称号。他的文化程度,也由原来的小学2年级,提高到高中程度。受训结束后,他被分配到边区税务总局当督察员,而后又到陇东地区当县税务局长。

1945年5月的一天,黄国光突然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延安,接受新的使命:参加“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立即南下,向华南地区发展,以打乱日军的战略部署,加速其溃败。这支部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华侨干部,其任务是返回东南亚侨居国工作。黄国光和另一位华侨机工陈全分配在一团一营一连当见习指导员。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接见了全体华侨干部并会餐饯行并作了重要指示。

部队开始长途行军,一路餐风宿露,经过延长、延川、绥德、吴堡等地,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经过中阳、汾阳、孝义、汾西、新绛、万荣、临漪、平陆等8个县,又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境内。经三门峡、渑池到达新安。在这里,遭遇了敌人,打了一仗。打死打伤了7个敌人,我方也牺牲了一名华侨干部。他们正要继续南下,忽然接到中央命令,取消原来的任务,要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立即回师北上,日夜兼程挺进东北。

部队从河南新安掉头北上,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在汾阳县境内遭遇敌寇,爆发了激烈的战斗。黄国光所在的连队在进山的路口上,与日本鬼子拼开了刺刀。黄国光虽然是第一次面对面和日本鬼子拼杀,但并不胆怯畏缩。他满腔仇恨积蓄已久,见了鬼子立刻燃起怒火,勇敢刺杀。几个回合下来,鬼子成了躺在他面前的一条死狗,而他仅仅右手受了一点伤。此次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由于指挥员有预见、指挥得当,所以大获全胜,共歼敌50余名,我方仅伤了几名战士(华侨干部吴枫同志负重伤)。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都出来慰问自己的子弟兵。他们平时缺衣少食,经常用野菜、树叶充饥,但却把自己舍不得吃埋藏多时的小麦拿出来,硬要送给子弟兵。大家推辞不过,买了一些麦子,用石磨碾压后连皮煮着吃。凌晨5点钟左右,黄国光才吃了半缸子麦粥,司令部即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原来根据侦察,汾阳城里的敌人已经出动意在报复;我军避其锋芒,决定甩开他们。黄国光被编入尖刀排,开始急行军,一口气跑了240多里地,终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进入我吕梁抗日根据地。途中,还打垮了3小股从碉堡里窜出来抢粮食的敌人。这是黄国光回国后第一次跑这么远的路,也是感到最辛苦最疲劳的一次。当胜利完成任务时,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一切辛劳也就烟消云散。部队在根据地休整了4天。人民群众用最热情的方式款待这支南征北战的部队,送来面粉、大米、猪肉、羊肉等东西来慰劳大家。黄国光和众多的华侨干部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部队要打胜仗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吕梁根据地休整之后,部队继续北上。途中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高兴万分;但并不轻松,因为国民党已在磨刀霍霍,策动内战,严酷的战争形势又摆在部队面前!在河北省香河根据地又休整了5天,而后日夜兼程,向东北挺进。

部队抵达目的地后,黄国光先后担任东北军区交通司令部汽车大队长、西满铁路管理局干部处长兼人事科长、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秘书主任,兼人事科军运科材料科科长。1949年初,黄国光奉命到铁道兵团工作,担任第一团政委,兼工会主席。不久,又奉命带铁道兵团的2个连加入第4野战军第3纵队。他先后参加解放义县的战斗和辽沈战役。其实,参加战斗并不是加入野战军的铁道兵的主要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战斗结束后迅速接受和控制铁路,修复被战争损坏的铁路线。完成任务后,黄国光率领铁道兵离开4野3纵队,返回锦州铁路局。

1949年12月下旬,黄国光奉命随解放军15兵团南下抵达广州,担任华南军区新成立的“广东空军处”处长。 从此,黄国光一直在空军系统工作,直至离休,为了建设人民空军,为了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12年2月22日,黄国光因病在合肥去世,享年95岁。

第四位,原籍福建永春的马来亚归侨陈沫(1918—2015),原名颜阳良,1918年生于原籍。1919年,跟随父亲和3个伯父因家庭生活困难,先后带领全家离开家乡,到马来亚去谋生,落脚在吉隆坡。

在1923年至1933年,陈沫在马来亚吉隆坡尊孔学校中小学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曾数次参与了当地华侨召开的群众集会,深受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深恶痛绝,并产生了回国读书投身抗日救亡的念头。

1933年夏天,陈沫离开吉隆坡回到祖国,先后在厦门的一个高中和上海暨南大学和桂林的广西大学读书。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他目睹日本飞机狂轰乱炸,城市设施和校园被炸毁,居民和师生被炸死炸伤,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激起他的极大义愤和仇恨!他本来就明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事理,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等文章以后,更深感中国共产党方针、路线的英明正确,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他认定:要抗日救亡,非找中国共产党不可。

1938年8月,他和另外一位归侨学生罗浪(罗南传)同志相约同行前往陕北。赴陕途中,在武汉正好遇上陈敏(陈日雪)同志从马来亚带来的8位华侨学生(其中有女侨生曾眷娣,又名曾焕琛),也要奔赴陕北;于是10人遂结队同行,风餐露宿,向西北进发。终于到达陕甘宁边区旬邑县看花宫,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1939年夏天,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4个学校的师生1500多人,迁到敌占区去办学,合并后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12日,“华北联大”从延安出发,与抗日军政大学同行,向晋冀鲁豫边区进军。中央决定将“抗大”和“联大”两校合并为一个纵队。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兼政委,成仿吾为副司令员。“华北联大”是纵队的一个独立旅,校长成仿吾任旅长兼政委。中央派八路军120师358旅护送。旅长彭绍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1939年8月16日,独立旅开始行动,经陕西的府谷、盘塘,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的兴县黑峪口、兴县城、曹家坡、康宁镇,再经岚县、方山、娄烦,渡过汾河,翻越云条山,通过120华里纵深的敌占区同蒲路封锁线;9月,经过定襄、五台、孟县城、上社、下社,艰苦跋涉进入河北境内,经平山等地,最后到达灵寿县的陈庄。经过严峻的考验和磨练,昔日的“南洋仔”,变成一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9年9月,陈沫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华侨学生们从“华北联大”毕业,根据革命需要,分别分配到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边区工作。陈沫经组织分配,到八路军120师工作。

陈沫和战友们深入日本侵略军的后方心腹地区,转战于山西、河北、绥远(今内蒙)等地。日本投降后,陈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继续在山西等地征战。在革命队伍中,在各种战斗岗位上,陈沫经历了严酷的考验,意志更加坚强,经验更加丰富。他历任参谋、副官、科长、副处长、大队长、大队党委书记。

在三晋大地上,陈沫不仅留下了战斗的足迹,还留下爱情的印记。1948年,他在晋绥军区部队里认识了来自河北深州的姑娘刘文芳。刘文芳比他小10岁,美丽端庄,率真热情。俩人由相识、相知到相爱。部队奉命南下,在山西临汾休整时,经上级领导批准,俩人确定了恋爱关系。1949年10月,贺龙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在贺龙老首长的指挥下,陈沫随部队经陕西挺进四川。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1950年,陈沫和刘文芳在成都结为伉俪。

四川全境解放后,陈沫所在部队全体指战员转业在四川各地工作。陈沫夫妇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祖国奉献。陈沫分配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任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期间,1956——1960年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归侨通讯联络组负责人。1960年11月至1965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攻读研究生毕业。

1965年9月,陈沫调到北京工作。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办公室主任、对外文委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1979年6月,陈沫和妻子开始转入外交战线工作,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他担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1983年10月,陈沫离休。1985年,他当选为外交部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二届委员。在新的战线上,陈沫一如既往全力以赴,满腔热忱为归侨侨眷服务。

对于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陈沫仍然十分怀念和牵挂。2005年,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国际信息网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征文”。他热情参与欣然命笔,撰写了《几件往事回忆录》在网上发表,引起反响。他在文章中提到有个叫曾焕琛(曾眷娣)的归侨女战友,在山西雁北的一次对敌斗争中不幸遇难。曾焕琛的亲属、山东省农科院干部曾燕看到陈沫的文章,激动万分。原来,曾焕琛回国后,国内外亲属几十年来都不知道她的下落,一直为她担心、牵挂、困惑、痛苦。现在,知道她已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全家人在悲痛之余,都感到欣慰和骄傲!他们衷心感谢山西省侨联和陈沫同志为他们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而陈沫也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收到这样意外的效果。

2007年10月16日,陈沫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根据他的遗愿,其丧事从简,遗体于2007年10月19日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骨灰撒入大海。

第五位,原籍广东三水的新加坡归侨谢宾元(1918—2000),原名谢星,1918年出生于原籍。幼年时因生活所迫,随母亲赴新加坡谋生。14岁便进一家机械厂当学徒。由于悟性高、肯吃苦,干了8年,成为一名技术精湛的好机工。他和弟弟月薪都达90余元,供养老母亲,一家3口生活一下子达到当地的中等水平。“九一八事变”以后,海外华侨掀起抗日热潮。谢宾元积极参加共产国际外围组织举行的进步活动,1937年初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不久正式转为马来亚共产党员。1939年5月,早就立志“一有机会,报效祖国”的谢宾元,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号召,背着家人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返回祖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离开新加坡前,他委托好友给弟弟捎话:“我救国,你养家。”

1941年1月,谢宾元服从抗战大局的需要,放弃到延安工作的要求,带病坚持步行10余天,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从事兵工厂工作。他一到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便亲自到他住的窑洞来看望。他激动万分,不顾发烧病痛,一下子跳下炕来,直挺挺地站立,向总司令敬礼,说:“总司令好!”朱总司令亲切地握住他的说:“快坐下!快坐下!”总司令关切地问他:一路上好不好走,过敌人封锁线时顺利不顺利,海外华侨对抗日的态度怎么样,……。谢宾元按捺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一一作了回答。说到海外华侨的动态,谢宾元说:“大家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我在国外经常看报,还知道平型关大捷的战况呢!”朱总司令听了连声说:“好!好!好!”最后嘱咐谢宾元要安心休息,养好身体投入新的战斗。这次士兵与将军的会面交谈虽然只有20多分钟,但谢宾元却觉得像是游子见父母,久旱遇甘霖。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报答首长的关怀!初到隐蔽的崇山峻岭中的兵工厂,面临十分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谢宾元在吃、住、行各个方面非常不习惯。他一直咬牙坚持,从不叫一声苦,不搞一点特殊。

为了对付敌人的频频“扫荡”,谢宾元和同志们还摸索、掌握了一套神速的机动战术: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把一座千人兵工厂的设备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起来。使进剿的鬼子一次次扑空,失败而归。1942年5月下旬,日军出动数万人对我大举进攻,妄图利用“铁壁合围”战术,围歼我集团军总部、军工部、北方局机关、抗大分校和129师主力。战斗异常残酷、艰苦,我方伤亡重大。在枪林弹雨中,谢宾元3次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又3次突围。有一次,他实在无路可跑,只得冒死跳下悬崖滚动下山,凭机智敏捷才保住了性命。

谢宾元所在的梁沟兵工厂,缺乏砂轮机,要修复被磨损的车刀十分麻烦。谢宾元动脑筋,摸索到一套土办法:先把磨损的车刀加热,趁车刀发红变软时迅速用挫刀挫磨,然后在用油石加工。就这样,他和战友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用简陋的设备,为前方生产了一批批性能良好的武器。1944年9月,谢宾元调到垴子沟兵工厂工作。经过20天的奋战,他就研制成功这个工厂的第一门60炮。1945年4月,左权县西安村弹药厂由于工具问题,生产的子弹质量过不了关,上级特意调他去领导大家攻关。他一到任,便发挥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优势,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试验,终于解决了工具问题。接着,又和同志们一起钻研,最后攻克了子弹质量关。由于几天几夜没休息,他劳累过度,曾经昏倒过几次。从此,这个厂开始生产大批高质量的子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杀敌。谢宾元因而荣获了“刘伯承工厂运动”一等功。

谢宾元不仅是生产的尖兵,还是团结的模范。平时他热心帮助同志,经常替大家排忧解难。工友们有什么心里话,也会首先向谢师傅倾诉;有什么困难,也会求他帮忙。有一位四川籍的兵工,因为没掌握热处理技术,生产出来的枪筒经常报废。当时兵工厂的钢材原料,都是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十分宝贵。看见枪筒报废,大家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谢宾元没有简单粗暴地批评这位军工,而是热情耐心地帮助他,用形象化的比喻,把技术要领一遍又一遍传授给他。在谢宾元循循善诱的开导下,这位四川籍兵工终于掌握了热处理技术,生产出合格产品。

谢宾元在白天辛劳工作之后,还经常利用黑夜休息时间,在昏暗的油灯下,研读《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修养》等光辉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兵工厂的领导对归侨也十分重视和关心。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些白糖。军工部长专门派通讯员步行一天,给谢宾元送来半斤。还有一次,谢宾元“打摆子”(患了疟疾),上级特地给他批了4针奎宁,治好了他的病。这些都让谢宾元倍感温馨和鼓舞。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在太原重型机械厂、太行机械厂、阳泉水泵厂、太原拖拉机配件厂和太原电影机械厂担任厂长。1976年,他调回山西机械厅工作。后受命组建山西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兼经理,直至1983年离休,享受老红军待遇。2000年1月,谢宾元因病医治无效在太原去世,享年83岁。

第六位,原籍广东大埔的马来亚归侨廖冰(1917—2008),1917年出生于原籍。1930年夏天,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迫害,她跟随父亲逃难南洋。几经辗转,于1936年秋,到马来亚怡保担任小学音乐教师。她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教学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大路歌》等革命歌曲。在《中华晨报》副刊总编辑王炎之先生的介绍下,她参加当地的进步组织——马来亚文化协会,担任妇女部长。深入农村兴办夜校,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群众开展反帝斗争。

1938年夏,她告别亲人和战友,只身一人回国参加抗日。于7月下旬到达陕北公学分校。1938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又于1939年5月,进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41年春,分配到延安《新中华报》工作。

1942年5月,廖冰的丈夫郁文调任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社长,她随夫来到山西,在《抗战日报》编辑部工作。临行前,贺龙司令员找她谈话,鼓励她勇敢地到晋西北这样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贺龙同志针对新参加革命的年轻小知识分子有喜欢“比“的弱点,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不要光看到你前面骑马的,还要看到你后面挑担子的。”廖冰一直将贺龙同志这番话铭刻在心中,时刻告诫自己,鞭策自己。晋西北是敌后重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根据地军民一方面要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蚕食;另一方面要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问题。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考验,她已经由一个脆弱的“南洋小姐”,变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报社工作人员与根据地军民过着一样的艰苦生活。男同志坚守岗位按时出报,用新闻武器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女同志则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学习、照看小孩、就地做群众工作,撑起革命事业的“半边天”。有一个时期,廖冰和另一位同志“变工”,共同担任驻地高家村的支部书记,组织群众做军鞋、送公粮、成立担架队、转移伤病员……。任务十分艰巨,但她们完成得很出色。《晋绥日报》还专门作过介绍,给予表扬。敌人“扫荡”时,他们组织群众转移上山。有一次她带着孩子东奔西跑,饿得浑身乏力,实在走不动了。两位老乡连忙扶着她走,找到一家老乡,冲了一碗鸡蛋汤让她喝,便又继续上路。

抗战胜利后,廖冰立即投身解放战争。1948年夏,她和战友奉命赴临汾创办《晋南日报》。他们离开兴县一路急行军往晋南进发,途中曾遭匪徒袭击,幸亏死里逃生。抵达临汾后,他们立刻着手创办《晋南日报》。为了解决因敌人封锁带来的纸张供应困难,他们自办造纸厂,廖冰担任工厂的指导员。为了激发工人的生产热情,她写了几首《加紧造纸》的歌词,用《二月里来》的曲调,教工人演唱。工人唱起来干劲倍增。他们还在临汾举办“新闻干部训练班”,就地招生、培训,为新解放区培养了一支年轻的新闻工作队伍。1949年夏,廖冰因接受新的任务,才离开山西。她与丈夫奔赴大西北,在陕西、新疆从事新闻工作。1953年,廖冰调往北京,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曾任中科院干部部副部长等职,并兼任中科院侨联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副主席。2008年10月20日,廖冰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

另外,还有3位归侨青年山西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义无反顾,舍生忘死,在三晋大地上谱写一曲曲壮丽的的诗篇。他们是:驰骋晋绥的抗日女英雄李林(李秀若),以笔为武器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战地记者仓夷(郑贻进),英勇无畏忠心报国的妇救会干部曾眷娣(曾焕琛)。

原籍福建龙溪的印尼归侨李林(1916—1940),原名李秀若,1916年生于原籍。3岁时,跟随养母陈茶飘洋过海,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投靠养父。14岁时,她抱着“学习本事,振兴中华”的愿望,毅然跟随养母回国,先后在福建集美学校、浙江杭州女中、上海爱国女中就读。1936年春,她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8月,她和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贾唯英告别上海,来到北平;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改名“李林”,这是列宁的中文谐音,以此表达她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崇拜和敬重。李林在北平就读于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积极投身示威游行等抗日爱国运动,其勇敢无畏的精神的到充分的展示。1936年12月,她实现了自己的崇高愿望: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随即奔赴华北抗日的中心地带——山西太原。

李林同中共山西工委接上关系以后,立即进入“牺盟会”组织的军政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并任训练班中共特委宣传委员兼特委12连支部书记。1937年5月,李林结束了军训生活,被安排在牺盟总会和太原牺盟会工作,先后担任牺盟会总部和太原分会干事。

“七七事变”后,她强烈要求到前线工作;上级批准了她的要求,派她到大同牺盟中心区,从此开始了新的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生涯。李林抵达大同后,奉派担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宣传委员,并担任中共晋绥边特委宣传组长。是年10月,在偏关县创建雁北抗日游击第八支队,任政治主任。

1938年2月,李林率部在平鲁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战斗。3月底,担任雁北抗日游击第八支队队长,率部转战晋绥,威名远扬。5月上旬,担任八路军120师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骑兵营下辖4个连。她率先垂范,以极大的毅力带领战士们学会骑马作战。经过无数次摔打,终于和坐骑配合默契,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动作,并能双手射击,施展百步穿杨的高超本领。

7月26日,调任牺盟会晋绥边工作委员会暨中共晋绥边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兼管武装,主持干部训练班。此前,晋绥边区的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同志曾考虑到李林是个女同志,在前线打仗总有所不便,几次要把她调回后方工作,李林都拒绝了。李林主持干部训练班,采用延安抗大的教材,主要由她亲自讲课。她读书很多,知识丰富,口才好,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认真备课,结合当前的斗争形势,联系学员的思想实际,因此收到极好的效果。从1938年9月到1940年初,干训班共举办了6期,先后培训了200多名学员,给各县输送了一批坚决抗日的骨干队伍。

1939年3月25日,李林应邀出席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秋林会议),会议期间受到阎锡山的接见。是年10月下旬,她策划奇袭岱岳之战,亲自参与指挥、作战,取得粉碎敌伪第七次“围剿”的重大胜利。她及时写了一篇总结性文章《粉碎敌人的第七次”围剿”》,发表在晋绥边区出版的《抗战日报》上,留下了一份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文献。

1940年1月15日,晋西北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兴县蔡家崖召开。李林当选为晋绥边区第11专员行政督察公署秘书主任。在分组讨论时,李林对根据地建设、发展抗日武装、坚持长期抗战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强调对敌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强调依靠群众的重要性,用大量的事实高度评价雁北人民对抗战的巨大贡献。在第一次行署委员会议上,贺龙将军接见了李林,亲切询问她的身世和雁北对敌斗争的情况,充分肯定她的勇敢精神和领导才能。贺龙同志说:“一个女同志,一个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归国华侨,能带领骑兵出没长城内外,大战日本鬼子,打出了威风,很不简单,值得大家向你学习。”贺龙同志问李林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李林说:“谢谢师长的关心、爱护!我是自己要求来雁北工作的。我虽然是个女性,但对于敌后斗争的艰苦困难早有思想准备,也毫不在乎。既然是干革命,就要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更要有随时流血牺牲的准备!”贺龙连声说:“好!好!”他勉励李林更好工作,把雁北抗日根据地建设得像铜墙铁壁一样。

1940年4月25日,日寇又倾巢出动,对我根据地发动了第9次“围剿”。26日,已有3个月身孕的李林率部为掩护专署机关、群众团体和干部训练班学员突围,最后却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左冲右突,未能冲出去。在这紧要关头,李林一马当先,率领骑兵连奋力冲杀,引开敌人兵力;终于使政卫连、警卫排掩护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和其他人员突围成功。而她自己,已经引来太多太多的敌人,已经一次次丧失安全脱险的机会。身边已无战友的她自己则利用地形地貌,不断变换阵地,机智顽强地进行抵抗。一直打到太阳高高升起,敌人才弄清楚:打了半天,对手只不过是一个人!有些鬼子想冲上去活捉,上一个,被撂倒一个。李林击毙了6个鬼子以后,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她从容地拆卸枪支,把零件抛弃,只留下一支小手枪。看见敌人靠近了,她呼的站起来,高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容地把枪口对准自己地喉咙,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壮烈殉国,时年仅25岁。

李林牺牲后,中共中央妇委专门发了唁电,给予崇高的评价:“二十余岁之青年李林,自1937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 延安的《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重庆的《新华日报》,山西的《新西北报》等都详细介绍李林的英雄事迹。1941年,在李林殉国一周年时,中共雁北地委和专署在平鲁创办了“李林高小”,用李林精神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抗日干部。1962年,平鲁人民将李林的遗骨从东石湖村的山脚下迁回县城驻地——井坪烈士陵园,党政军民数千人举行了隆重的烈士遗骨安放仪式。1964年,中共平鲁县委、县政府在李林墓前为她树碑,并建立了李林革命事迹陈列馆,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李林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祖籍福建福清的新加坡归侨仓夷(1921—1946),原名郑贻进,1921年出生于新加坡一个贫寒的华侨家庭。从小就很懂事,热爱劳动,孝敬父母,一方面念书,一方面帮父母做工。在父母的教育影响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他热爱祖国,立志长大要“精忠报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6岁的仓夷认为报效祖国的机会到了,毅然说服了父母和女友,飘洋过海,回到祖国,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这所由共产党员担任教务主任和政治处主任的进步学校里,仓夷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熏陶。结业后,到吕梁抗日根据地工作了一个时期,而后,开始了前线记者的艰苦生涯,先后在晋察冀边区《救国报》和《晋察冀日报》工作。内战开始后,他参加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并被任命为新华社特派记者。

1940年,仓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执行任务中大胆机智,深受战友和领导的赞许。电影《停战以后》描写一位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年轻记者,其人物原型就是仓夷。有一次,国民党特务要查封我《解放报》,仓夷在紧要关头,机智地将情况汇报给在北平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团。他发现一个特务头子挥舞手枪在指挥打手行凶,立即把照相机镜头对准他,迅速拍下那副穷凶极恶的狰狞嘴脸,使破坏和谈的敌人在铁证面前丑态毕露,难以抵赖。

仓夷同志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他将个人的安危生死置之度外,一次次深入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进行采访。他用自己的笔当武器,无情地揭露敌人的残暴,热忱地歌颂军民的英勇。他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如《平原青纱帐战斗》、《平原地道战》、《纪念连》、《反扫荡》、《幸福》、《爆炸英雄李勇》、《马老太太——回民支队长的母亲》、《我死得明白》、《一个小女工》、《婚礼》、《劳动美化大地》等等。由于他的作品密切配合火热的斗争,数量多,质量高,因此荣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学奖。

1946年8月,仓夷奉命自张家口乘飞机赴北平采访“安平事件”。由于遭到意外刁难,他无法从张家口直飞北平,而被迫绕道大同,再赴北平。当他抵达大同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策反团”特务刘荣先一伙的劫持。仓夷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要求会见大同“三人小组”中的中共代表。刘荣先假意打了电话,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刚才给共方代表打了电话,没有人接。大同飞往北平的班机就要停航了,你不如先回张家口去,再找机会去北平。”刘荣先诡称送仓夷到共方地带,派勤务兵带仓夷到马莲庄附近,事先在那里埋伏等候的特务打手突然钻了出来,一拥而上,惨无人道地将仓夷杀害。当时仓夷年仅24岁。这是继民族英雄李林、曾眷娣等烈士之后,又一位牺牲在三晋大地上的归侨英烈。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新华出版社已经将仓夷的部分遗作编辑出版,取名《时代的浪花》,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永久教材。在他罹难的地方,大同县人民政府修建了“优秀记者仓夷烈士纪念碑亭”。

祖籍广东南海的马来亚归侨曾眷娣(1919—1940),又名曾焕琛。因生活所迫,她的父亲早年背井离乡,带领全家,到南洋谋生,落脚在马来亚文东。曾眷娣1919年在当地出生。兄弟姊妹有16人,她排行第八,晚辈就称她为“八姑”。她回国前是文冬启文学校的学生,与杨光等人是同窗好友。因为爱好文学,还为自己起了个笔名“曾焕琛”。“七七事变”以后,当地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曾眷娣和同学们一次次走上街头,发表讲演,抵制日货,卖花捐款……,用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日军民。

1938年7月7日,在与中共地下党早有联系的学姐陈敏(陈日雪)的带领下,还在启文学校念书的曾眷娣,和杨光等同学一起,离开马来亚文东,启程回国。1938年8月24日,这批华侨青年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抵达陕北以后,党中央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华侨青年的具体情况,曾眷娣(曾焕琛)和陈敏(陈日雪)、颜志辉等被编入陕北公学38队(女生大队),杨光等人被编入40队。在艰苦的环境中,曾眷娣(曾焕琛)经受住严格的考验,表现突出,于1939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夏天,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4个学校的师生共1500多人,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迁移到敌占区去办学。 在到达晋西北、进入兴县时,由于一路上食物短缺,大家经常吃野菜野果,喝不干净的水。结果曾眷娣(曾焕琛)患了严重的痢疾,一直腹泻不止,实在无法继续行军。经过组织上批准、安排,便离开大部队,留下来在地方工作。据知情者提供的信息,曾眷娣(曾焕琛)留下以后,在雁北一个县里担任县妇救会主任。1940年冬,有一次县委领导班子成员正在一个窑洞里召开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出卖,日寇包围并攻击了窑洞。同志们宁死不屈,顽强抵抗;终于寡不敌众,全部被日寇放火活活烧死,她年仅22岁。

2005年,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国际信息网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征文”。曾与曾眷娣(曾焕琛)结伴同行奔赴延安的陈沫同志,热情参与欣然命笔,撰写了《几件往事回忆录》在网上发表,文中首次披露马来亚归侨曾眷娣(曾焕琛)在山西雁北牺牲的消息。2012年,笔者又在《党史文汇》第9期发表《血沃黄土,魂归何处?——追寻牺牲在山西的抗战英杰曾眷娣》专门对抗战英烈曾眷娣(曾焕琛)的事迹做专题报道。引起曾眷娣(曾焕琛)国内外亲属的密切关注。原来,曾眷娣(曾焕琛)回国后,就跟家人失去联系;家人担心、困惑多年。现在知道她早已为国捐躯,总算揭开了纠结心头多年的疙瘩。可惜,由于牺牲的年代过于久远,无法找到目击证人和英烈遗物遗骸,官方也无法追认其烈士身份,至感遗憾!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山西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三大革命根据地,使山西在全国最早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三大主力师所在地,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保卫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坚固屏障,党中央联系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枢纽和交通要道。归侨在山西的贡献,包括他们曲折传奇的革命经历、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事迹以及对敌人的震慑和对人民的鼓舞,都是留给后代的伟大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从而这个“红色文化”资源聚集的省份更具独有的特色和吸引力,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山西的发展进步和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   (三)山西归侨对新中国的贡献

山西地处内陆黄土高原,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都比较艰苦。而山西的归侨无论是海外的家庭条件或祖籍(大部分在南方沿海省份)的生活环境,都比山西优越。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义无反顾到祖国最需的地方去,长期扎根三晋大地,不怕艰难困苦,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各自岗位上奋力拼搏,苦干实干,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山西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引进外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地处中国中西部、目前还比较贫困、落后的山西省,外资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在引进外资方面,山西归侨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出显著的成绩。至1996年底,山西省已创办“三资”企业1702家,利用外资24.48亿美元。其中,由归侨参与牵线搭桥的外商投资项目达三分之一。

祖籍广东东莞、在太原理工大学任教的柬埔寨归侨庾廷瑞(1936—),可称为山西引进外资的“排头兵”。他联系居住在香港的胞弟,于1987年到深圳投资兴办星图器材厂,而后又到东莞投资创建东星器材厂和东星电子厂。上述工厂的产品由香港转口销往美国和德国,每年为国家创汇数千万港元。1994年他通过在日本定居的女儿,争取到日本佛教水月会为山西五台山无偿捐资500万日元,给豆村中学兴建教学大楼,使贫困山区教学条件得到改善。最近,又联系国内外客商数次到山西朔州考察,利用当地能源、原料和劳动力等方面优势,合资创建墙地砖生产基地。他说:“我家好几代侨居国外,在柬埔寨、东南亚和欧洲,都有直系亲属,我理应比内地同胞在海外联谊、引资引智中发挥优势,多办实事,报效祖国。”他曾任山西省政协第六届委员,第七届和第八届常委。还担任过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获“全国侨界爱国奉献奖”。

在创办企业方面

在兴办企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山西归侨也不乏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长治市规模最大的零售商业集团——金威集团副总经理李全玲(女),就是蒙古归侨中一名杰出的代表。

祖籍河北阳原的蒙古归侨李全玲(1961—),女,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家。她1961年出生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家境殷实,生活安适。高中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工厂做统计员。与华侨青年王存儒结婚,生育一子,过着和谐美满的生活。哪知80年代初,蒙古国掀起排华浪潮,她和众多华侨一样,不得已于1983年离开生长之地回到陌生的祖国。离境时,她家的电器用品和存款均被蒙古海关扣留,除了随身衣物外一无所有。因为公公婆婆是山西人,她和丈夫、孩子被安置在山西长治市。生活水平的巨大落差,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和不适应,给她带来不少的困惑和苦恼。由于各级领导的关怀照顾和周围同志的关心帮助,她度过了一道道难关,开始了在三晋大地上的新生活。

李全玲意识到,报效祖国要有所作为,必须拥有才干和本领,充实自己,武装自己。于是克服困难,一边做好家务、照顾好孩子,一边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夜大,刊大,培训班,学习班,先后获得了中专、大专文凭,很快成为所在单位——市百货总公司能顾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1996年初,李全玲受命与几位同事一起筹建长治金威商城;是年底开张营业,她出任副总经理。此后,她和金威商城共担风险,一起成长,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了体现公司一贯秉承的理念“善待顾客,真诚服务”,她提出组建金威女子礼仪队,以展示企业的良好形象。从人员的遴选、穿着的服饰、业务的培训等等,她都一丝不苟,亲力亲为。这支凝聚她无数心血的女子礼仪队,训练有素,仪态大方,终于成为长治市企业文化的标志、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她还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一以贯之坚持“文明经营”理念,对员工加强培养教育,建立一支文明、团结、敬业、向上的企业员工队伍。同时,李全玲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用自己爱心、热心,去影响更多的人投入公益事业,帮助弱势群体。20002年4月,被选为长治市政协委员;2003年1月,当选为长治市侨联副主席;还被市检察院、公安局聘请为“人民监督员”。2006年11月9日,长治日报刊登人物通讯《绿叶对根的情意》,记载了李全玲热爱祖国、辛勤创业的动人事迹。

到2009年,经过李全玲副总经理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金威已发展成为一个知名集团企业,包括金威商城、金威超市、金威名店、金威广场商店、金威金饰5家企业。她则被誉为“成就‘金威’的女奇人”。

在发展科技方面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山西归侨闻讯欢欣鼓舞。特别是归侨中的科技人员,深知科学技术对于强国富民的重要性。重任在肩,时不我待,于是在科学技术战线争先恐后,大展拳脚,做出骄人业绩。下面略举数例。

祖籍福建永春的印尼归侨陈中北(1931—2018),女,是优秀的能源及加工转化专家。她1931年出生于新加坡,解放前夕自印尼回到祖国。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1976年经自荐调到山西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1984年调入山西省科委,任攻关处主任工程师。1987年调至山西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1991年退休。

自1984年以来,陈中北曾兼任“中国能源基地研究会”理事,“山西省能源研究会”副秘书长,“山西省科技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煤炭加工转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山西省科协第三届委员,山西省侨务工作咨询员及山西省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特约咨询研究员等等。

在多年的科技工作和研究实践中,陈中北取得了很大的业绩,曾参加在北京中南海及山东烟台等地举办的能源基地论证会,发表了重要的意见。1982年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欧洲共同体召开的“国家能源的计划与管理”国际研讨会。她根据国情省情,借鉴外国经验,针对省内外对能源基地建设的争论焦点,撰写了19余万字的调研报告、论文和译文集,用丰富的论据和充分的数据,提出决策方针和政策建议,受到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关注和重视,得到同行和领导的肯定和好评。1983年,山西省妇联授予陈中北“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1983年至1986年,陈中北的论文和调研报告中有15篇被国家科委评为科技情报二、三等奖,另有一篇获省科协论文奖。2006年10月,陈中北将她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表的论文汇集成书出版,取名《地方经济振兴的科学发展方向探索》。

2018年陈中北因病在太原去世,享年88岁。

祖籍福建省莆田市的印度尼西亚归侨董旺治(1933——2003),女,是农业战线优秀的农作物育种专家。她193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市。自小在当地华文学校读书,接受中华文化熏陶,热爱向往祖国。1949年7月,她刚16岁,即离开印尼棉兰,回到祖国怀抱。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件伟大盛事——开国大典。她在北京顺利地进入中学念书,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第2年,她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57年,她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从此,她与农业、农村、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9月份,董旺治本科毕业,与同窗爱人、印尼归侨李敬平一起分配到了山西省曲沃县,到农业科学研究所担任技术员。1963年3月,又一起调到良(原)种繁殖场(简称“良种场”),从事良种繁殖工作,主要是棉花、小麦等品种的提纯复壮。她与丈夫李敬平先后提纯复壮“碧玛4号”、“临曲一号”等小麦品种12个,繁殖小麦良种221万斤;更换原种面积135万亩,增产小麦7500万斤,经济效益达1500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数字),使曲沃县小麦连续增产,亩产由60年代的二、三百斤,提高到500斤,为曲沃县1982年小麦总产突破一亿斤大关,做出了贡献。

在小麦杂交育种方面,董旺治与爱人李敬平经过10来年的不懈努力,选育出了“曲良205”、“曲良141”两个小麦高产优种。“曲良205”品种,在肥旱地亩产可达五、六百斤;在中水肥地亩产可超过七、八百斤;“曲良141”在高水肥地亩产超过800斤乃至千斤。这两个品种,抗干热风性能极强,可比对照“临汾10号”品种早熟4-6天,可增产8-29%,抗灾稳产,且品质好,面白,出粉率高,很受广大群众欢迎。种植面积从曲沃、侯马扩及到临汾、运城两个地区的10多个县、市。1983年这两个品种种植面积达64000多亩,1984年又扩大到16万亩,其对晋南地区及曲沃县小麦增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两个品种已于1985年6月,荣获临汾地区1979-1985年科技成果三等奖。

后来董旺治从基层科研单位调到曲沃县科协工作。1985年,她走上领导岗位,当选为曲沃县政协副主席。职务和地位虽然变了,但抓农业科技研究的决心和热情依然没有变。她说:“我们的心,仍然眷恋着土地、种子和农民朋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侨务政策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了,大家都精神焕发,干劲倍增。祖国要实现四化宏图,我们的前途也无限光明。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我们更要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于是,夫妻俩仍然坚持小麦育种工作,还有地膜覆盖的试验。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董旺治和丈夫在城关镇东韩村,与农民技术员赵秀保合搞了3亩小麦科研育种试验田,继续培育小麦丰产新品种。她经常牺牲休息时间,骑着自行车到小麦试验育种田进行调查、鉴定,亲自规划设计育种田,确定小麦杂交组合。

对于小麦的田间鉴定和选择以及室内考种和决选等关键性工作,董旺治和丈夫都要亲自动手,精心操作,严格把关,一丝不苟。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小麦育种方面又获得成效,培育成功了“86-9”、“86-13”、“731”和“733”等小麦新品种,增产幅度为5.95%-26.9%。

在推广地膜覆盖技术方面,董旺治也是热情满腔,亲自深入农村基层,与农民朋友一起讨论生产难题和致富门路。为了探索地膜覆盖的经验,他们先搞了一亩棉花试验田。结果亩产皮棉256.6斤,居全县、全区第一位,全省第二位。1983年,在席村搞试点;1984年,在全县推广;首次实现了全县亩产皮棉百斤的指标。随后,董旺治又从北京引进美国的西红柿、珍珠甜瓜、胡萝卜、洋葱、甜玉米,引进日本的黄瓜、西瓜、西红柿等优良品种,全部无偿地送给农民,帮助农民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勤劳致富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董旺治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知识分子”,获得各种表彰和奖励,并当选为曲沃县人大代表。2003年,董旺治因病在曲沃去世,享年71岁。

祖籍福建龙海的缅甸归侨林云南(1943—),女,是优秀的化工设计专家。 1943年2月出生于缅甸,1959年12月,怀着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愿望回国求学。1961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被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前身)录取,攻读化机系化机专业。1965年8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太原化工部第二设计院,从事化工设备设计工作至今。

林云南扎根黄土高原以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追逐名利地位,不计较个人得失。她长期从事化工设计工作,潜心钻研,一丝不苟,先后承担过40余项工程设计,涉及有机、无机、焦化、化肥、石化、城市煤气等各类化工设备,均圆满完成任务,深受用户欢迎。在工作和科研中,林云南勇挑重担,知难而进,取得了可喜成绩。她参与主编化工部标准HGJ43—91《压力容器中化学介质毒性危害和爆炸危险程度分类》,获化工部优秀基础工作奖;她本人被评为化工部标准化先进工作者。她曾任山西榆次焦化工程设计、设备专业负责人,该项目于1995年获化工部优秀设计三等奖。

林云南除了兼任山西省侨联第七届副主席以外,还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主要有:政协太原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第七届人大代表,第八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政协山西省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等等。

祖籍广东梅州的缅甸归侨朱丽珠(1937—),女,是畜牧战线疫病防控的优秀专家。她1937年出生于缅甸仰光。就读仰光华侨学校期间,了解到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新面貌,眼界大开,精神振奋,对社会主义祖国充满了热爱和向往之情。于1954年5月离开仰光回国求学。1958年7月,完成了高中学业,参加了全国高考,被录取到位于山西省太谷县的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畜牧兽医系。1963年毕业,从此她一直在省农业厅畜牧局兽医科工作。此后在工作和科研实践中,她完成和参与多项科研项目,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

作为畜牧兽医工作者,朱丽珠几乎一直在跟疫病打交道。她在应对两种疫病方面下的功夫特别大。一种是布鲁氏菌病,俗称“布病”,经常在羊身上发生而后又感染给人类,曾在山西农村流行肆虐,危害很大。另一种是牛肺疫,亦称牛传染性胸膜肺炎,是对牛危害严重的一种接触性传染病,病死率很高。朱丽珠和同事在全国较早对布鲁氏菌病和牛肺疫的防治进行调查研究,并推出科研成果。为此,她被评为全国动物布鲁氏菌病防制工作先进个人。1995年,《中国兽医科学》第9期发表科研论文《山西省牛肺疫血清学调查》,朱丽珠是第一作者,此文在全国引起反响。1990年11月28日,她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畜禽疫病普查先进个人”;1991年3月30日,她被评为“全国动物布鲁氏菌病防制工作先进个人”,受到农业部表彰;1996年10月,她与同事因“在推动我省科学技术进步中做出了显著成绩”,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她为第一获奖人)。

在文化艺术方面

山西归侨人才济济,各领风骚,在文化艺术领域可称为“家”的大有人在。

祖籍山西盂县的旅欧归侨高长虹(1898——1954),便是与鲁迅有关系的、在中国文坛上有一定影响的革命文学家。1898年2月12日,高长虹出生于盂县清城镇西沟村。幼年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秀,颇得老师同学赞赏。1915年在太原一中读书时,也颇有才名。因不愿参加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游行,而被迫辍学。后到北京图书馆苦读、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自学,终于打下坚实深厚的文化基础。1924年夏天,高长虹在太原约集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高沐鸿、籍雨农、段复生等,组织“贫民艺术团”,创办《狂飙》月刊,掀起“狂飚运动”。所谓“狂飚运动”,以笔者之浅见,就是要掀起一股猛烈的风暴,唤醒“睡着的”、“昏着的”、“躺着的”、“玩着的”青年乃至广大民众,无情地揭露和鞭笞社会的黑暗,以迎接社会的变革及光明。高长虹并不满足于在山西的作为,于是移师北京,在《国风日报》上出版《狂飚》周刊。此举引起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注。鲁迅看到《狂飚》,曾说“据我看是好的”,并向孙伏园询问“长虹何人”。1924年12月10日晚,高长虹初次拜访鲁迅,送去《狂飚》及《世界语周刊》。鲁迅热情对待,并告诉高“可常来谈谈”。显然,在鲁迅心目中,高长虹是一个不仅“醒着”而且“要前进”的青年,是一个“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的青年,是一个能够“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的青年。鲁迅还在《野草》(发表于《语丝》)一文中评论高长虹的作品,说:“《幻想与做梦》光明多了!”而后,高长虹又拜访过鲁迅几次。

1930年,高长虹赴日本,从事经济研究。而后又转赴欧洲,在德国、法国等地漂泊,前后长达8年,于1938年回国。此时,中国已进入全国抗战阶段。高长虹经香港到达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高长虹撤至重庆,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活动,在《中苏文化》、《抗战文艺》、《新蜀报》上发表散文、杂文、评论和诗歌。

1941年,向往革命、向往光明的高长虹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战政策,只身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受到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占抗战果实,调兵遣将妄图占领东北战略要地。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做出部署,任命彭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率领大批人马奔赴东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各解放区,高长虹也随军奔赴东北,先在哈尔滨,后到沈阳工作。1954年春,因脑溢血突然病故于东北局招待所,享年56岁。根据东北局组织部的批示,其遗体埋葬于塔湾附近的墓地。

高长虹在发动、组织和领导“狂飚运动”,创办《狂飚》月刊、周刊、不定期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时,创作了大量作品。出版有《心的探险》、《光与热》、《高长虹文集》、《精神与爱的女神》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书写了精彩的一页。

祖籍山西五台的瑞士归侨阎宗临(1904—1978),也是受鲁迅影响也走出国门并投身文史研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学者。他1904年6月18日出生于原籍。1924年毕业于崞县中学。是年,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的他,独自借钱来到北京闯荡。他一边求学,一边兼任《国风报》副刊校对,因而认识了山西同乡、青年文学社团“狂飚社”的负责人高长虹,进而认识了鲁迅先生,常到鲁迅先生家中,探讨问题,聆听鲁迅教诲。有一次,阎宗临就青年读书问题请教鲁迅,鲁迅说:“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这番话,对于阎宗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萌发了“走出国门去读外国书”的强烈愿望。

1925年12月,阎宗临得到了山西同乡景梅久先生的帮助,将自己的愿望转化为实践,毅然加入了赴欧洲勤工俭学队伍。他先到法国巴黎,边打工边学习法文。他推过土车,做过油漆工,在实验室做过勤杂工和实验助理员。两年后到了里昂,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工作,不久由勤杂工提升为实验室助理员。在有了一点积蓄之后,他于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攻读。193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获得博士学位。

1929年阎宗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文学院,攻读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193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中国文化讲师。1936年,阎宗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杜赫德及其著作研究》深得导师和学友赞赏。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与美丽而贤惠的中国女子梁佩云结为伉俪。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共耗时12年,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发现中国人撰写的首部欧洲游记《身见录》,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的一天,阎宗临在罗马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突然发现在《名理探》一书中,夹着一份题为《身见录》的欧洲游记的中文稿件,眼前不禁一亮,十分好奇。再仔细一看,在《身见录》作者“自序”中又看到这样的文字:“余姓樊氏,名守义,生长山右之平阳……”顿时,阎宗临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欣喜和兴奋:啊!这竟是200多年前一位中国同胞(而且是山西同乡)的文稿,今天让我看到,莫非天意!阎宗临连忙找来照相机和胶卷,对《身见录》文稿全部拍照下来。

阎宗临怀着极浓的兴趣,在后来的日子里,对《身见录》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对于文稿内容、作者身份以及所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时代背景、国家关系、历史事件乃至人名、地名等等,都一一进行精心考证和研究。发表了《<身见录>校注》等专著,对这部稀世之作进行详尽的介绍。这部沉睡多年的由山西人编撰的中国首部欧洲游记的神秘面纱被阎宗临亲手揭开,终于被世人所知悉。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12年,取得的另一方面的巨大收获,是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为研究世界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对史料的要求非常严格。为了阅读第一手材料,曾刻苦学习拉丁文;为了写博士论文,曾七次到梵蒂冈核对资料,又到英国剑桥大学查阅特藏;为了研究一个重要的学者,同时对其对立面也进行研究,以期不失于偏颇。正因为他有这种一丝不苟严谨的治学精神,他才能获得“品端学粹之士”赞誉,才能推出一项又一项令人振聋发聩的研究成果。

“芦沟桥事变”爆发之后,阎宗临毅然放弃心爱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携带新婚妻子梁佩云,回国投身抗战洪流。

回国后,阎宗临应邀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大专院校停办。1938年春,阎宗临携夫人逃至汉口。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下属机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工作,为学员讲授近代史课程。不久,南下流徙,辗转于广西、广东等省,曾任广西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1950年8月,应山西大学之聘,回到故乡任教。先后担任山西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山西大学研究部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先后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78年10月5日在太原病逝,终年75岁。经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批准,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阎宗临在学术研究方面贡献巨大。早期主要是从事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在战乱的艰苦条件下,撰写了两部文化史专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另外,还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论文,如《论法国民族与其文化》、《欧洲封建时代的“献礼”》、《西班牙历史上的特性》、《巴尔干历史的复杂性》、《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质》等。

阎宗临后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交流史,代表作有:《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等。

阎宗临晚年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山西地方文史方面,搞了不少笺注,有《身见录》笺注、《北使记》笺注、《西使记》笺注、《佛国记》笺注。

1998年9月,在阎宗临先生去世20周年之际,山西古籍出版社于出版了《阎宗临史学文集》。文集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世界史的论文,第三部分是古文献的笺注。有些文稿以前虽发表过,但已难以寻觅;有些文稿不曾发表,罕为人知。如今结集出版,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确为弥足珍贵!

祖籍广东梅州的印度归侨、太原金龙画廊艺术总监王春华(1938—),中国知名画家。他擅长画梅,自号“南岭梅”。师从美术大师董寿平先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落窠臼,勇于创新,其作品继承传统而别出心裁,吸取外来手法而融会贯通,追求“山梅自在开”的艺术境界。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他热情高涨,思路大开,绘画、书法、博文成果丰硕。多次在北京、广州、太原、梅州、海口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引起热烈反响,嘉评如潮。1996年,他出版了《王春华南岭梅画集》;2013年8月,出版《南岭梅画集》;2014年8月出版了《新浪博客.南岭梅博文选》;2016年7月出版《南岭梅题咏手书》。其绘画作品曾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友人、我驻外使领馆和外国华侨华人社团。著名外交家柴泽民同志为之题词:“岭南红梅,香飘黄河”。原中国侨联主席庄炎林、林军等领导曾接见并亲切交谈。

祖籍河北正定的日本归侨吴梦琳(1936—),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他出生于1936年12月,幼年曾随父母到日本熊本生活。195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随后在《山西画报》社、《火花》月刊社、山西省美术工厂、平陆县文化馆等单位工作。1985年调山西省文联工作,担任壁画雕塑艺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

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主要有:《为了第一次共青团活动》(水粉画,刊载于《中学生》1957年);《山村喜事》(套色木刻,刊载于《火花》1963年第9期);《万山红遍》(套色木刻,刊载于《延河》1963年第11期);《活水英雄裴虎师》(连环画,刊载于《群众画报》1966年第4期); 《解放军医疗队到俺庄》(年画,山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毁》(木刻,参加1980年北京、广东、山西3省市版画联展);《绣春》(木刻,1981年选入《山西版画选》第3辑);《黄河岸边》(木刻,1986年参加山西省第4届版画展览)等。

在教书育人方面

山西归侨中,来自东南亚的归侨文化程度普遍高一些,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很多。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教育战线急需大批师资,不少归侨于是走上教师岗位。他们服从祖国需要,不计个人得失,呕心沥血,为教书育人做出自己的贡献。

例如,祖籍福建晋江的印尼归侨杨珊珊(1933——2009),就是一位杰出的典型。她1933年8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一个华侨小商人家庭。1954年7月回国求学,1959年11月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当时为山西农学院),分配到山西原平农校工作,198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她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不计得失,真诚奉献,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教学岗位上,担任副教授的杨珊珊含辛茹苦,教书育人。她先后带过好几门课,门门都能联系实际,克服一般教师“填鸭式”的刻板方法,因人施教,师生互动,讲授得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和同行钦佩。她特别注重教材建设。1978年,她受农业部委托,主编30万字的全国通用教材《农业微生物学》,广受欢迎,已再版多次。1984年,又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委托,编著、出版了14万字的中学劳动技术课教材《食用菌》。她还注重教具及电化教学建设,结合教学实际,制作了大量教具图片。她编绘的《农业微生物学》教学幻灯片,由北京幻灯制片厂制片、发行。

杨珊珊结合教学实际和农业生产需要,选定科研课题,深入钻研。先后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译著18篇,科普文章300余篇。取得科研成果10余项,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杨珊珊的主要著作有:《农业微生物学》(农业出版社)、《五四零六抗生菌肥料》(山西人民出版社)、《病毒治虫》(山西人民出版社)、《冬菇栽培技术》(山西人民出版社)、《猴头栽培技术》(农村读物出版社)、《蘑菇、木耳、猴头菌种培养技术》(科学普及出版社)、《食用菌》(山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平菇栽培技术》(上海食用菌杂志编辑部)等。

杨珊珊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离休教师,她在教书育人之余,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当选为全国第五、六、七、八届人大代表,山西省侨联第六届副主席;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归侨知识分子”、“全国侨界爱国奉献奖”、“全国侨界十佳提名奖”等各种奖项共40余次。她的生平事迹列入《中国教育专家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模大典》、《中华当代名人辞典》、《中国妇女500杰》等。

2009年,杨珊珊在太原病逝,享年77岁。

又如,祖籍福建永春的马来亚归侨白歌昕(1920——2017),原名陈玉树,山西进山中学离休教师。他原籍福建省永春县岵山镇,1920年生于原籍,自幼随亲戚赴东南亚生活、上学。“二战”爆发前自马来亚回国,就读福建省立第一中学和厦门集美中学。抗战爆发以后,他先后在陕西省蒲城中学、凤翔中学、山西省荣河中学任国文教师。1947年4月在太岳区参加革命工作,在中共领导下的太岳师范担任语文和音乐教师。1988年自进山中学离休。

白歌昕热爱教师职业,工作深入,治学严谨,喜欢钻研《说文解字》等古典著作。在教学实践中刻苦钻研,颇有创见心得。曾编纂、出版两本书稿——《汉字解读——最新汉语识字读本》和《中学文言常用实词词典》,系对中学师生十分适用和大有助益的读物。他对《汉字解读——最新汉语识字读本》的编著耗费的心血最多,时间最长。这本书共收录了10500多个汉字。它比较其他字典,有3大特点:(1)、解读了每个汉字的字形、本义、引申义、假借义;(2)、将基本字的偏旁、多种写法一一列出;(3)、在编排时将部首、声符相同的汉字归在一起解释。这种做法颇具独创性。这部著作已于2011年3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多年从教,白歌昕真正是“桃李遍天下”。他的学生光定居在北京的,就有100多个。他的学生中,担任职务最高的是中将,当司长、厅长的就更多了。

2017年,白歌昕因病在太原去世,享年97岁,骨灰送回原籍安放。

又如祖籍福建省南安的印尼归侨黄世腾 (1930—),1930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中断在新加坡的学业,返回祖国,进入我党“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学习。毕业分配到北京马列主义学院第一分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工作。1957年调回原籍工作,曾任县教育局股长、县侨联秘书等职。“文革”中遭受冲击下放农村,当过农民、生产队长、大队书记。1975年调到山西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工作,直至离休。曾任政治处副主任、学生处长等职,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专业,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贴近生活,深受师生欢迎,其经验曾在全省推广。1988年当选为雁北地区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主席。

再如,祖籍海南琼海的新加坡归侨朱振猷(1931—),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退休高级教师。1931年11月27日,他就出生在在原籍的博鳌镇莫村,6岁时跟随父母出国谋生,落脚在新加坡努米芝律。父母筹钱买了一艘帆船,雇了几个帮手,搞起了航海货运,借以养家糊口。苍天不负有心人。父母的航运事业搞得比较顺利,付出的辛劳有了回报,家庭经济状况不断改善,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于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朱振猷一家及姨父一家在沦陷前夕,乘坐帆船离开新加坡,到印度尼西亚的丹绒巴来避难,逃过了日寇以“大检证”为名的大屠杀。丹绒巴来是小地方,虽然也曾被日军占领,但没发生像新加坡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不过遭日寇欺辱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朱振猷的父亲就曾被日本兵殴打。敌寇的凶恶嘴脸还是给少年朱振猷留下深刻的印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朱振猷的父亲才携家人返回新加坡,重操旧业,航运为生。

朱振猷在新加坡接受教育,上小学是在中星小学,上中学是在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陈嘉庚等爱国华侨创办的,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都很有名气。上学期间,朱振猷通过报刊和广播,了解到许多关于祖国的信息。他经常阅读《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等华文报刊和《海峡时报》等英文报刊。眼界豁然开阔,思想趋向进步。对于祖国的感情也步步深入,由模糊到了解,由了解到热爱,由热爱到向往。1950年,朱振猷以优异的成绩从南洋华侨中学毕业。在毕业纪念特刊上,朱振猷留言:“5年来,给我与最大的启示的,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在苦难中行进的;惟其在苦难中能够行进,才表示出中华民族力量的非凡。”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已经占据青年朱振猷的心灵了。

南洋华侨中学刚毕业,位于新加坡樟宜的民众学校随即聘请他去任教,薪酬丰厚(每月有180元),工作稳定,生活舒适无忧。这正是多少华侨青年梦寐以求的!而此时父亲辞世,母亲和姐妹都指望他挑起家庭大梁,全家留在新加坡发展。但是,朱振猷工作了一年多,心却安定不下来。祖国解放的喜讯传遍了东南亚。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内心深处对祖国的向往之情被激发出来。“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朱振猷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

“回祖国去深造!学好本事,建设祖国!”朱振猷思想上有了明确了答案,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方向。1952年6月,他义无反顾地辞掉教师工作,带领母亲、姐妹和外甥女离开新加坡,回到了祖国。当年,朱振猷参加高考,录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水暖系。而家庭其他成员,则回到海南原籍当了农民。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在哈工大读了一年书,朱振猷又面临人生道路上的第2次选择。当时国家建设急需“短平快”人才,学校号召学生转读专科,以便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出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初衷,朱振猷响应上级号召,提出转学。放弃本科转读专科,对他个人来说,这又是一次义无反顾的选择。哈工大的教务长马大猷先生曾跟朱振猷谈话,叫他“慎重考虑,不要急于做出决定”。但朱振猷却痛痛快快地说:“我愿意转学。”于是来到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攻读金属切削加工专业。这个选择意味着个人利益会有所亏损,至今还有不少人无法理解。可是,朱振猷却认为“顺理成章”,理由很简单,就是“祖国需要”。

1955年月,朱振猷从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毕业,满怀热情走上工作岗位,实践“学好本事,建设祖国”的志愿。他先后在孝义中学、汾阳师范、汾阳一中、榆次一中当普通教师,教过化学、物理、几何、代数、英语等课程。当时,留在省城大工厂里当技术员,被大家公认是能够“学用一致”的理想工作;而被分配到县里当教书先生,则带有不被重用的意味,起码是用非所学。但朱振猷心里却很坦然,觉得当教师也是国家需要,是很神圣的工作。他只看国家需要,不计个人得失。就像一首歌曲里唱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哪里艰苦那里安家。”

在学校里无论教什么课,他都认真应对,游刃有余。他自讥是“万金油”,师生们却说他是“多面手”。

1957年,朱振猷在汾阳结婚。妻子任崇莲是山西孝义人,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调到太原重机中学任教,而后又太原半导体厂当工人。从此朱振猷在黄土高原上的奋斗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一个“组合”。妻子与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一路走来,尝遍了人生的甜酸苦辣,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他们共同养育了4个孩子,也成就了丈夫报效祖国建设祖国的理想。

1976年,朱振猷调到太原冶金工业学校(今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前身)任教,直至1991年退休。他主要教授“机械制造”、“金属工艺”等课程,终于把高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了。他曾带领学生实习,几乎跑遍了山西所有大型机械加工工厂。除了专业之外,他还担当英语课程的教学,这得益于他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所受的教育。当时除了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用中文授课以外,其他课程全部使用英语。另外,还得益于他的用功自学。他为了教好英语,刻苦钻研,翻破了几本英汉词典;每天坚持阅读英文版《中国日报》,甚至搜集了上千条英语谚语、格言,名人名言,研究它的内涵和用法。

爱生如子,是朱振猷作为教师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在教学上,他采用的方法是启发式,尊重学生,注意发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仅教学生如何掌握知识,同时教学生如何立足社会,如何对待人生。在生活上,他像亲人一样疼爱学生,像朋友一样关心学生。担任班主任期间,经常深入教室、宿舍,问寒问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动态。发现学生有实际困难,及时给予帮助。学生学习外语缺乏资料,他亲自为他们录制教学磁带;学生生病不能上食堂,他亲自在家做饭送到宿舍;学生借书不方便,他亲自到图书馆代借;……。有个内蒙古籍学生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愤恨难平,情绪异常,多次提出退学要求,要回老家“为父报仇”。朱振猷了解到他的遭遇,多次找他谈心,对他家庭变故表示同情并给予帮助,同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积极做家属工作。劝他应该相信政府,而不要冲动去做傻事;同时请有关人士给他普及法律知识,引导他通过法律渠道来处理纠纷。这位学生终于从“复仇”冲动中解脱出来,情绪稳定,坚持学习。毕业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不仅通过法律诉讼使案件得到满意的处理;还自学法律,通过刻苦努力,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一名律师。他十分感谢朱振猷在关键时刻给予的帮助,有一次来太原,专门从老家中带了一筐土鸡蛋登门致谢,说:“当年不是你及时开导我帮助我,我哪有今天!”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振猷有两个回国的华中同学,已赴香港定居。朱振猷的大堂兄也在1980年从国外来信,说:“久未通讯,得知贤弟已在山西成家,至感欣慰。弟回国多年,已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可以放心出来,以期日后过更好的生活。……”以朱振猷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变成一只东南飞的“孔雀”。可是他却不改初衷,没有听从大堂兄的劝告,依然坚持扎根山西继续奉献。他心甘情愿当一只永远扎根栖息在黄土地的“褐马鸡”。后来朱振猷的姐姐姐夫来华观光。表示要带他的儿子到国外发展。朱振猷婉言谢绝了。后来他送三儿子去参军,在部队儿子进步很快并入了党。

1985年,朱振猷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后,他有了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明确的奋斗目标,热情更高,干劲更大,所有的才干均得到更大程度的施展发挥。

1991年,朱振猷从太原冶金学校退休。他是地地道道的“退而不休”。退休后曾被学校返聘教英语。他先后担任过学校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副主任、街道议事协商委员、学校离退休党支部支委等职务。他乐意充当“义工”,只求奉献,不取报酬。

朱振猷30多年来,数十次获得表彰奖励,几乎年年受表彰。称号有“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等。其中得到高层次的表彰有:1985年,被太原市劳动竞赛委员会评为太原市劳动模范,由太原市人民政府授予;1985年,被评为山西省优秀教师,受山西省人民政府表彰;1986年,被评为全国冶金教育先进工作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授予;1999年被评为山西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受山西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表彰;2008年,被评为山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受山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省委老干部局表彰;等等。

在社团工作方面

山西归侨中的一些资历较深、德高望重的骨干分子,被推举到各级社团特别是归国华侨联合会的领导岗位。他们熟悉侨情,对侨胞感情深厚,因而他们在任期间,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倾听侨胞呼声,敢于依法维护侨胞正当权益,并发挥自身号召力和的凝聚力,带领广大归侨侨眷投身祖国现代化建设,深得侨胞拥戴。

例如祖籍广东潮安的泰国归侨刘琪(1922—1990),原名刘瑞松,1922年出生于泰国曼谷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932年毕业于曼谷联华学校。“七七事变”爆发后,当地华侨社会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少年刘瑞松深受影响,密切关注祖国命运,了解中国军民抗日情况。得知国土沦丧,同胞惨遭敌寇蹂躏,经常义愤填膺,萌发回国参战的思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良友》画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讲述一名年仅14岁的孩子,不甘心做亡国奴,从四川步行千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终于参加革命队伍抗日杀敌的故事。刘瑞松看了报道思想上受了很大的震撼。心想: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个14岁的小孩都能够挺身而出;我怎么可以在这里苟且偷安呢!于是,下定回国参加抗日的决心。他只跟哥哥商量了一番,瞒着其他家人,便孤身一人,于1939年6月,离开泰国踏上回国抗日的艰难道路。

刘瑞松经越南、云南昆明抵达重庆。在这里,他遇见几个从新加坡和印尼回国、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大家目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置民族灾难于不顾的无耻行径强烈不满,都想奔赴延安,实现自己献身抗日救国的理想。于是,找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表明自己的愿望。一位姓钱的处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同志亲自给他们开了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

在重庆,他们遇见一位叫黄薇的《星洲日报》女记者。她经常来往祖国各地进行采访报道,对国内情况比较熟悉,处事经验也比较多。她告诉刘瑞松一行5人:在去延安的路上,国民党设置了许多关卡,阻挠爱国青年去延安,你们应该设法再找个合法的证件,路上才会比较顺利。正好,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办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学”,在重庆公开招生。刘琪一行就找到招生地点,称要报考“民大”,于是顺利地弄到了二战区的通行证。由于战乱交通紧张,他们在成都等了两个多月,才弄到去西安的车票,搭乘的却是满载货物的敞蓬大货车。一路风吹日晒,摇晃颠簸,经历了10几天,好不容易才到了西安。经过打听,找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提出要上抗日军政大学的要求。一位叫王蕊的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告诉他们说:为了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坚定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毛主席提出到敌后办学的方针。延安“抗大”总校已经搬到敌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山西。那里的环境很艰苦,也很危险。你们从国外回来很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就留下来工作吧!

刘瑞松等人坚持要上“抗大”,说:“我们回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战;要是怕苦怕危险,我们就不回来了。”王蕊同志看到他们态度坚决,不再挽留,给他们5人开了写给左权副参谋长的介绍信,并安排一个姓李的老战士随行。就这样,刘瑞松一行又踏上了去“抗大”的新的征程。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经历了重重危险,他们终于在1940年2月,来到“抗大”总校。当时,“抗大”总校共有4000余名学员,分成4个团。刘瑞松被分配在一团二营五队,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0年10月,刘瑞松作为“抗大”第六期学员毕业。为了纪念这段经历,他按“六期”的谐音,为自己改名刘琪。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新一旅团文化干事,干部教员,太行五专署文工队队员,太行联合中学、太行行政干部学校图书管理员,长治师范学校教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琪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长治财经学校教员,运城师范学校教导主任,长治第二工业技术学校、山西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副教导主任。1957年成立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他连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省侨联主席,并任中国侨联第三届常委。1978年他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86年,任山西省侨联名誉主席。他成为在侨界任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归侨,为侨胞服务,受侨胞拥戴,同广大侨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作为侨界领导,刘琪同志很重视对广大归侨、侨眷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一直把它作为一件要务常抓不懈。记得在1965年,省侨联曾下发过一份材料《奔驰在长城内外的归侨女英雄》,在全省归侨、侨眷中,大张旗鼓宣传抗日女英雄李林烈士的事迹,掀起“以李林烈士为榜样,为祖国四化建设作贡献”的热潮。

他每次到下面调研和检查工作,按照惯例总要抽空去看望一些老归侨,召开不同形式的归侨、侨眷座谈会,认真倾听大家的呼声。他不仅关心归侨、侨眷的工作和生活,问寒问暖,而且关心归侨、侨眷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提高的情况,及时给予引导和鼓励。每次座谈和讲话,他几乎都会给大家讲讲国际国内形势,阐述党和国家的相关方针政策,引导归侨、侨眷把目光放远,把思路放宽,不要让一些生活琐事或一时的困难所困惑,而迷失大方向,忘记肩负的社会责任。

“四人帮”垮台以后,强加在侨胞头上的各种罪名统统被推倒。侨务部门拨乱反正的任务空前繁重,刘琪同志的工作也格外繁忙,特别是平反侨胞的冤假错案,尤其棘手、难办。他经常走访归侨,或接待归侨来访,一次次与有关单位沟通,家里变成了信访办公室,最多时一天竟接待了20多人。党中央对归侨、侨眷(包括有外籍亲属的中国公民)采取“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刘琪同志无论以什么身份,都应当得到照顾,但他总是考虑别人。他常说:“自己身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干部,要带头减轻负担,而不是去享受政策的照顾。”以住房为例,每次有分房机会,他总是让给别人,自己一家老少三代一直住在一套旧的平房里。1990年12月22日,刘琪同志突发心脏病在太原去世,享年69岁。

又如祖籍广东潮安的印度尼西亚归侨张德汉(1932——2003),1932年出生。1951年返回祖国,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1954年考入山西师范学院(现山西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大同电厂职工电力学校、大同煤炭工业学校。198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同工作期间,曾任大同市侨联第一届主席。1984年,调任省侨联驻会副主席,为第三届中国侨联委员;1986年选任省侨联第五届驻会主席、第四届中国侨联常委。1992年退休后,继任山西海外科技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为第五届中国侨联名誉委员、省侨联第六届委员、第七届名誉主席。2003年,张德汉因病在太原去世,享年72岁。

又如祖籍广东梅州的印尼归侨曾德干(1935—),1935年出生在印尼安汶市。1942年,当时他才7岁,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母亲和舅舅觉得在当地不安全,就带着他和妹妹回老家广东梅州,交给奶奶,又回到印尼。

日本投降以后,曾德干和父母恢复了通信。父亲得知他们还活着,非常高兴,立即给他们寄钱过来,供他上学。他初中毕业后,考到大连旅大医士学校。读了3年毕业以后,于1955年分配到山西工作至今。

曾德干在县医院工作了近10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为是归侨身份,遭受歧视、猜疑甚至打击。还因为担任担任侨联小组长,与归侨、侨眷接触频繁,被疑为“敌特”搞“秘密活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更是遭受冲击,难逃挨整厄运,还被下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获得平反,入党提干,又调回县医院工作,继而当选为侨联领导人。

1986年晋城市组建归国华侨联合会。经召开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曾德干当选为专职主席,并兼任省侨联副主席,直至退休。

其实,对侨胞感情深厚的曾德干,早就与侨联社团结下不解之缘。从1958年到1986年,将近30年的时间,他就兼职担任晋城侨联小组组长兼晋东南地区侨联小组组长。1986年到了市侨联担任专职主席以后,他不改初心,满怀热忱,全身心的投入。他发现当时的侨联工作就是犹如一张白纸,就3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工作。于是,带领大家遵循党的侨务工作方针政策,边干边摸索。大家明确了侨联主要工作(也是重要职能)就是:服务侨胞,参政议政,维护侨益,海外联谊。

市委批准给市侨联定了编制,定了正处级的规格。侨联成立之初,在外租房子办公。侨联是“侨胞之家”,所以要弄得有“家”的感觉。上面和下面来人,到了市侨联,就跟到了家里一样。虽然经费不多,但很受侨胞们拍手欢迎。

为了让基层单位的归侨侨眷也有一个“侨胞之家”(侨联组织),他四处奔跑,多方协调。有一个矿务局有归侨、侨眷很多,需要要成立侨联组织;但矿务局里的一些领导认识有偏差,有误解,很不合作。他们觉得自己是国营大型企业,怎么可能让侨联来领导!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领导认识到成立侨联并不会削弱自身的领导权,而是能够更好地调动归侨、侨眷的积极性,支持矿务局的各项工作,于是明确支持成立侨联组织。此后,矿务局的领导很重视侨联工作,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另外,为了侨联这个“侨胞之家”缓解经费紧张的状况,更好地开展服务和联谊活动,曾得干带领大家尝试开办企业,主要是搞无形投资。当时挣了一些钱,然后买礼品下去慰问老归侨,他们都很开心的。

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曾德干带领侨联,东奔西跑,寻找门路,“上串下跳”,不辞辛劳,先后从香港、台湾等地引进多个合资合作项目,尽管最后因种种原因都未能落地运作,但还是获得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和经验教训。

提起从事侨联工作的体会,曾德干说:广大归侨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初心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他们好不容易回到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山西的发展进步拼搏奉献,无怨无悔。现在许多老归侨不是退休了就是辞世了。健在的要求都很低,钱够花了,吃也吃不了多少,只是希望过一个平静的、无忧无虑的、受别人尊重的晚年生活。我们的侨联干部,就是要多多关爱他们,要敢于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要把他们看成一个累赘老人,一个等死的人;而是要让他们时时刻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给予的温暖。因此我说,我们侨联是任重道远,要一届接一届地不懈努力。

再如祖籍福建永春的马来亚归侨潘金成(1925—),1925 年7月8日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太平市。1941年12月,日寇攻占马来亚以后。潘金成中断学业,参加“马来亚抗日同盟会”,从事地下抗日活动。1946年3月,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因参加抗日、抗英革命斗争,他被殖民地当局逮捕、关押,于1949年6月驱逐出境。潘金成回国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中央军委情报部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转业到山西省阳泉市,从事金融工作。离休前曾担任阳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务副主席,阳泉市第5、5届政协副主席。

潘金成在市侨联和政协领导人岗位上,在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积极参政议政,坚持“肝胆相照,融入与共”的方针,凭借自己精通华语、英语、马来语、闽南语的优势,发挥自己独特作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潘金成还从事一系列文史研究工作。一是参与翻译、出版马来亚共产党的史料。香港南岛出版社要出版南岛丛书,披露鲜为人知的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内情、史料。潘金成发挥自己的语言特长,翻译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阿都拉.西迪的《被捕》、《挺进瓜毛生》、《长征》、《全马训练营》、《抗英战争与和平》等文章。他完全是出自对历史的责任感来从事这项工作,不受分文稿费。二是研究华侨华人历史。他与冯信德合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阳泉归侨的由来和发展》的报告,填补了山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空白。三是写作,反映异邦风土人情。离休以后,他在杂志上发表了《马来西亚的水牛》、《繁花似锦的热带水果和马来谚语》、《‘啷叮当’——马来半岛上走江湖的闽南艺人》等一系列作品。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如《我与钟灵中学》、《寄宿生活花絮》、《林惠祥执教钟灵的点点滴滴》、《一树桃李半岛飘香——记马来西亚的马来学院》等等。他的作品内容客观真实,文风严谨朴实,不仅有文学价值,更有史料价值。

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潘金成激情满怀,接受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山西省侨联的采访,回忆了自己在东南亚参加抗日的战斗经历。同时撰写和发表了《忆海钩沉》、《南太平洋战争毁了我深学的机会》、《忆66年前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片断》等文章,为研究“二战”提供了珍贵史料,也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

在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方面

山西省的归侨中,有一些是解放前随国民党迁台、而后又移居外国、再从外国返回山西的;有一些侨眷也兼有台属身份。他们在台湾,仍拥有相当多的关系和影响。他们以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为己任,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传递各种信息,扩大党的政策的影响。

例如原籍太原的美国归侨的徐筱如女士,生卒年月不祥,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将杨爱源的夫人。上个世纪60年代初随子女赴美国定居。她在台湾的亲友甚多。她在女儿、女婿的劝说、动员下,响应《告台湾同胞书》的号召,于1983年10月从美国洛杉矶回山西太原定居。各有关部门对她关怀备至,从接洽回国、安排住房,到解决生活上的具体问题,都给予照顾。省里拨专款给她发放生活费,并推荐她担任政协委员。国内外新闻媒介对此事作了报道,对台湾及国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徐筱如女士在山西先后向台湾及海外亲友写信1OO多封,介绍祖国建设新貌,以亲身经历说明共产党对台政策的真实可靠及重大意义,为沟通两岸关系、推动接触和解,起到了不小作用。

山西的归侨侨眷在各条战线上,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党的各项事业,埋头苦干,无私奉献,涌现了一大批模范人物。事实证明,在和平年代,广大归侨依然是一支最忠诚、能战斗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山西归侨被评为各级模范、先进工作者、获得各种荣誉称号的达1200余人次。

改革开放以后,侨界举行的全国性第一次大表彰,是在1983年3月,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全国侨联联合举行。当时,山西省就有周运宁、苏成益、曾德干、杨珊珊、李敬平、陈昆洞、曾建民、陈英锡、熊少轰、姚纯辉等10位归侨受到表彰。山西侨界最近的一次表彰是在2017年12月,由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联合决定,全省有周运宁、李月芝等数位归侨获得表彰。

几经变迁,山西至今尚有归侨1969人。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统一大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作者:山西省外办退休干部、原山西省侨办主任  林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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