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从一个村子去另一个村子，路旁沿着河有一块狭长的田，虽然狭长但依然横着分成了三垄。一位大叔没带草帽，在最靠近路的地方耕作。
大叔的脸晒得很黑，眉眼不是很清晰，看上去甚至分不清五官，大概也是因为我眼睛近视的缘故。“大叔，这是在种啥呀？”我指着他脚下稀稀落落的庄稼苗问。大叔头也不抬地回答，“这是黑豆，”大叔态度很淡然，但不冷漠。
于是，我们便聊了起来，我发现大叔是慢热型，越聊越放得开，后来竟然开始考我，那边那一垄是啥，这边这一丛又是啥，边说边将靠在锄头的手上的头摇晃得像旁边风吹的树叶。结果，我除了黑豆不认识，其它的都认识，大叔开始收起了“得意”，对我开刮目相看”。我也开始调侃大叔，我叫您大叔，其实按真的年龄应该叫您大哥，您怎么长得那么着急啊？大叔呵呵地笑，笑得心无芥蒂。（其实我现在也和大叔差不多黑了。）
大叔是贫困户，不过很早就脱贫了，他有两个女儿，现在都嫁人了，他和别人不一样，不满足于在家逗逗孙子、看看电视，他闲不住，平时去附近工地打工，累了就回家种地，种的东西都不卖，就是自己吃，“打理土地对我来说就是休息！”
地旁边的树上挂着一个大大的罐头瓶子，里面浓艳艳地盛着满满的茶水；树下一块砖头上放着一个饭盒，大叔说里面有红烧肉，那是他的午饭。我仿佛闻到了花茶的香味儿和饭盒里家的味道，它们一起伴着午后的暖风在树下张望。
大叔正在和我说他早上六点出来打理土地中午不回去下午四点回家，突然那边玉米地一动，又出现了一个人。
大叔给我介绍，这位“玉米地大叔”是他邻居，曾经也是贫困户。我也主动和这位“玉米地大叔”攀谈了几句，但我发现他不怎么爱说话，他眉头中间有一个疙瘩，脸上凝结着长久积累下来的忧愁。说了几句话，他就又钻了回去，消失在玉米地里。
之前那位大叔对我说，这位“玉米地大叔”有一个儿子，现在在城里做生意，不常回来，回来的时候会给“玉米地大叔”带一大堆东西。“玉米地大叔”老发愁，该愁的愁，不该愁的也愁，现在还经常怀念没脱贫时的日子。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叔爽朗地笑了笑。
之后，我一直蹲在地旁边看大叔干活，心里却在盘算着人生这点儿事儿。
（作者简介：杨一枫，人民日报主任编辑，海外版总编室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河北省滦平县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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