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终归大海做波涛
“这只是一只鸟雀/在黎明之前/用它硬硬的嘴壳敲着人们的窗子/报告一个消息/这一次再不是我的幻觉/这一次真是天快亮了/起来呵！起来呵！”在春天到来的前夕，诗人敏锐地感知到了时代巨变的临近。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一声宣言震撼了世界。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浑音乐声中，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同时，五十四门礼炮齐鸣28响。28，正是自红船起航到建国大业所走过的年数。
这28年，在百年近代史中只占四分之一的篇章，却有着“换了人间”的分量。面对风雨如晦、暗夜如磐，“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曾经“中夜起而大哭”，思想家梁启超曾长叹“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孙中山先生沉痛总结：“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救亡与复兴的理想在他们的手中燃起又熄灭，一个文明古国仍在历史的滔天巨浪中寻找着航向。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这一宿命彻底改变。开天辟地的南湖起航，可歌可泣的万里长征，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翻天覆地的全国解放，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挣脱了自1840年起开始陷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旋涡，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随着一声庄严宣告，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时间重新开始。
这28年，对五千年漫长的文明史而言不过弹指一瞬，却改变了一个民族未来的走向。要知道，中国曾经是被如此定义的。黑格尔曾颇为严酷地指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梁启超也曾无奈直言：“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
然而现在，人民被前所未有地置于民族叙事的最高位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千古兴亡多少事”的古老国度，终于跳出了历史周期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文明形态，翻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一页。这不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重复，不再是几千年来屡次上演的王朝更迭，而是一场民族文明结构的重塑，是一个古老民族脱胎换骨的重生。
玉垒浮云变古今。这令人心潮澎湃，也让人掩卷长思。
中国近代的百年跌宕，不是没有仁人志士的蹈厉奋发，“师夷长技以制夷”“取日新以图自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无不壮怀激烈、慷慨悲歌，却终究没法根本改变民族命运，中国始终在世界文明的边缘徘徊。而当马克思主义深度耕耘东方沃土、当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相遇、当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共振，共产党人最终带领四万万同胞，以科学理论为指引、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本位，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由此，创造了西方人眼中“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奇迹”。
一个一穷二白、四分五裂的国家，以巍然屹立的姿态重新崛起于东方，这个巨大变革中，有“红船精神”为民族重生所灌注的力量。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劈开混沌无望的时代困局；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力挽风雨飘零的民族命运；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打破循环往复的历史宿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什么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现实，答案其实早已埋入“红船精神”诞生的历史瞬间。
1949，从这一刻起，红船的航程与这个国家的航向彻底融为一体，指向了更加波澜万丈的远方。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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