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9月30日电 （常红、覃博雅、王欲然、赵嘉伟）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和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和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30日在京召开。召开期间，专家就“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问题展开讨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王文主持。
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亚非认为，“一带一路”是致力于促进共同发展命运共同体，互赢合作，将促进这些文化之间交融的过程。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学习，毫无疑问，它将能够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从而能够支持全球的经济发展。我们需要这样的合作，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另一场工业革命的转折点，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
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张燕玲指出，“一带一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参与世界治理和当今世界存在的去全球化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将自觉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参加国际治理，方式是与其他国家和组织采取协商、协作、协调措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涵盖公共产品，需要有标准，也需要治理。为了顺利和可持续的发展，要为投资和贸易创作更好的条件，如贸易便利化、金融危机的防范、金融资产的保护，以及一些行业规则和标准的形成。
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表示，“一带一路”不应该只基于项目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向公众征求意见、发布信息。我们需要在全球治理的基础之上进行发展，然后再进入到第二层的项目发展当中，这样就能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产生一定的共同意见，然后再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国家。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说，我们不见得非要把重点放在项目当中，更重要的是放在理念当中，项目就会根据这个情况往下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从概念还是项目的角度，“一带一路”都需要时刻保持一个需求驱动的方法。因为我们必须要去考虑这个世界上需要“一带一路”，然后再由世界的需求来确定我们到底要什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对中国在参与解决难题上具有七个方面优势：一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二是中国经过六七十年的建设，具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结构、优势产能体系；三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高的储蓄率，所以我们有金融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发展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金融体系；四是中国有人才、教育的优势；五是中国有和平军队的优势；六是中国有文化的优势；七是中国有决策效率和国家治理的优势。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决策效率，能够和世界各国一起破解各种难题。
王文在总结中指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当中要克服的困难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的文化习俗基础上，要有更多的利益架构；二是从务实的角度推进各个项目；三是作为全球治理的传统主导国美国要与时俱进。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表示，在软实力方面，需求驱动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如果完全没有公共需求，可能就会立刻被识别出来，然后被过滤掉。因为这是非常大的问号，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总体上来讲，社会的需求驱动，是非常重要的。
张燕玲指出，“一带一路”欢迎西方的发达国家来加入，把他们的技术带进来，这样会使多方受益。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用来治理国际上经济疲软，让全世界共同富裕的倡议。
达尼洛·图尔克指出，很多情况下，有些需求是存在的，但是可能并没有转换为一个合理的需求表达。 “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们应该充分的利用这样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同时又能够以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方式参与。
曹文炼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除了以企业为主体之外，政府和智库的作用是最重要的，需要通过研究来判断一些行业和发展的风险。中国“一带一路”提出和以往全球化的不同之处就是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尊重《联合国宪章》，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有项目，都需要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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