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大学教授王杰 资料图片
南京市民在观看《郑和下西洋》巨幅油画。资料图片
推动航海技术，传递文明火种
记者：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演进过程中，我国出现过哪些领先世界的技术成果，它们如何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王杰：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外先民就梯山航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伴随着这个过程，我国航海等方面技术不断进步。早在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朱或在《萍洲可谈》一书就提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证明指南针已经开始用于航海。指南针传入西方，进而发展出旱罗盘，被用于船舶导航。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著名航行中，探险船队的导航就依赖于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对此，哥伦布的《航海日志》有过详尽的描述。
泉州出土的南宋远洋海船拥有13个水密隔舱，增强了船舶的抗沉性，提高了船舶的自救能力，也印证了水密隔舱技术在中国已经出现。船舶水密隔舱技术直到600年后才逐渐被其他国家造船工艺所吸收，至今仍在现代造船业中普遍使用，它已成为船舶安全性能的一个基本条件。
此外，在长期的海上航行中，我国古代航海者口传心授记录下来的《郑和航海图》成为15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最实用的航海图书，兼有海图、航路指南等多项功能。
记者：除了推动航海技术的进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还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王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中国就与海外诸国建立起平等友好的贸易往来关系。在这条古代海路上籍籍无名的商人船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递着东西方文明的火种，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文明得以交会包容，开创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天地。
元代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航海来华，《伊本·白图泰游记》震惊了伊斯兰世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带领元朝使团船队护送蒙古公主赴波斯完婚，《马可·波罗游记》震惊了基督教世界。
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许多国家的民众生活有了改变。三国时期，吴国遣使朱应、康泰访问今柬埔寨时，根据康泰建议，当地人方才开始使用中国丝绸制成筒裙。《初刻拍案惊奇》所记载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讲述了一枚中国南方的小橘子，经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在西欧安家，一度挽救了17世纪成千上万名欧洲海员的性命的故事。迄今，它仍被荷兰人和德国人称为“中国苹果”。
可以说，经贸之路和文明之路往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伴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各国民众之间的文明交融，完全在情理之中。
“穿针引线”编织海上丝绸之路网络
记者：发展到近代，海上丝绸之路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况？
王杰：1498年，达·伽马航行到印度，开启了西方殖民者由西向东大规模进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西方殖民者通过经济掠夺和武力征服，陆续控制了印度、东非、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祥和氛围遭到破坏。尽管如此，由于文明的积淀和历史的传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原有文明交流仍未曾间断。
明清时期，我国造船技术陷于停滞的状态，但是，中国的帆船仍频繁出没于东南亚乃至印度洋。这一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去的华侨在当地从事农业垦殖、农产品加工、矿业开采等工作，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加里曼丹的金矿，马来亚、苏门答腊的锡矿以及缅甸的玉石开采，都吸引了大量的华侨劳动。在十九世纪以前，南洋各地从事矿山开采的华侨，不但有先进的技术，而且辛勤劳作，任劳任怨，一直受到当地的欢迎。华侨先人们不屈、勤奋、坚韧的精神，不仅带来自身的富足，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记者：回顾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及其所体现出的创新精神，对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哪些启示？
王杰：从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来看，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经历了一个“由近及远、逐步展开”的过程。而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全球三大主航线之一的亚欧航线为依托，全线长达11000多海里，具备“大线——投入大船——停泊大港”的典型特征。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还将进一步扩大超大型船舶的需求，并再一次推动新的船舶技术创新。
进入21世纪，我国造船业蒸蒸日上，具备主流船型的自主开发能力，并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领域实现了突破，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足够的技术保障。
除了期待新的技术创新和突破，我们还应以网络的创新思维来审视新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依托现有的港口与航线资源，将其上升到航运网络的高端设计层面。按照“构建网络、由近及远、中间突破、全面拓展”的路径，以航运网络的构建为核心，在增进我国与东盟国家航运贸易往来的基础上，重点发展我国与南亚、东非和中东国家的航运和贸易联系，最终通达欧洲，实现全面拓展。其中，针对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网络的编织，一定要做好“穿针引线”，“针”即指港口节点，是航运网络的物质基础。“线”即指连接不同港口节点的航线，是航运网络的核心。当港口节点和航线大量密集交织时，就形成了综合性的立体航运网络。
责编：韩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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