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骏作 （新华社发）
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20年的成功实践，为国家对港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我们全面准确认识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有益启示。
【把握主导权和发展方向】
“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港澳回归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回归后的治理任务更复杂、更艰巨。实践表明，单靠港澳自身的力量，单靠“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尚不足以驾驭全局、把握方向。“一国两制”犹如大海航行的巨轮，必须有一个坚强舵手，这个舵手非中央莫属。
确保“一国两制”主导权，关键在于坚守“一国”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要维护国家宪政体制，明确香港、澳门在国家的法律地位；强调“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中央对港澳拥有全面管治权，要进一步落实中央对港澳的管治权，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
“一国两制”方针提出30多年来，祖国内地和港澳地区都经历着重大发展，需要我们解放思想、不断探索，总结运用“一国两制”治理实行资本主义和高度自治地区的经验，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丰富、发展这一方针。需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进一步明确港澳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适时调整政策策略，为港澳工作指明方向。
【完善配套制度机制】
港澳回归近20年，中央已确立起一系列制度机制，有效行使管治权，保障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总体情况是好的。但实践中尚存在不够到位、不够得力的现象，亟须完善同基本法实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机制。
作为港澳的宪制性法律，基本法的规定具有原则性、框架性特点，一些条款，特别是有关中央权力以及中央与港澳关系的规定，并未明确具体实施的行为规范，其落实还有必要辅以配套的法律、制度和机制，今后一段时间似应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例如，为完善中央对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宜考虑制定行政长官任命法或任命条例。为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宜考虑制定有关基本法解释的实施细则，实现人大释法制度化、常态化，成为中央保障“一国两制”实践的法律利器等。
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配套的制度机制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央层面，同样也存在于两个特区层面。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都有义务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检视所属部门的现有工作机制，根据基本法做出相应修改和补充。中央有权力、有职责指导、督促特区政府加大工作力度，完善本地与基本法实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机制。
【制定国安相关法律制度】
澳门特区已经在2007年依法制定了国家安全立法，但香港特区迄未履行基本法规定的宪制义务、完成第23条立法。
当前香港尚无足够法律制度对内遏止“港独”、“民运”等政治激进势力的肆意活动，对外禁制境外政治性组织和势力的深度干预，正在成为政治上不设防的城市。这不但严重影响到香港本地的安全与社会稳定，而且干扰国家安全战略，影响中央和香港的政治互信。
维护国家安全本属国家主权职责，是中央事权，不能简单归诸地方高度自治。中央应敦促香港尽早自行完成国家安全立法，倘若时间和实践一再证明香港自身无意或无力独立完成23条立法，中央应考虑依法主动采取适当措施，在香港确立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弥补香港法治的重大缺陷。
【加强法学理论体系建设】
总结、完善“一国两制”的法学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壮大“一国两制”法律人才队伍，是依法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重要理论支撑和组织保障。建议进一步巩固发展现有的研究基地，拓宽研究平台，加强“一国两制”法学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特别是加大对“一国两制”法治实践长远规划课题研究的支持力度，建立研究成果应用转化的顺畅渠道，形成系统的强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撑。建议在内地重点院校统筹设立基本法学位课程，着力培养港澳法律高端研究人才。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饶戈平）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07月01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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