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无论大小，均值得记录。
澎湃新闻刊发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从内地出发融入香港的“新香港人”。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 资料图
737.49万人。
2017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布截至去年年底的人口统计数字。这个数字，比回归前的1996年多出93万人，和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增幅超过40%。
在过去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香港的人口增量少不了内地人的身影。他们或是中环讲着普通话的专业精英；或是来港读书、毕业后继续留港打拼的小白领；再或者，是持一张“单程证”（即“前往港澳通行证”），经过苦苦等待与家人团聚的妻儿老小。
他们被称为“新香港人”。
2013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香港发展需要“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是建设香港的重要力量》两篇报道。文章提到，香港700多万人口中，来自内地的新移民超过40%。他们是“新香港人”，他们奋斗在香港的各行各业，已成为香港建设的中流砥柱。
来自中国内地的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也把自己视为一名“新香港人”。回顾来时二十年，他感慨这是一个“不断撕扯”又“逐步融入”的过程，“见到香港人，要告诉对方怎么理解内地；见到内地人，又要想办法解释如何理解香港。”
过客
朱国斌抵达香港是在1995年6月。他西装革履走出机场，一团热气扑面而来。炎热、人多、乱中有序，这是对香港的初步印象。
此前的上世纪80年代，朱国斌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之后赴法国留学。和许多海外留学生一样，在法国完成法学博士攻读，他面临一个抉择——回中国内地还是留法国？
一位朋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香港城市大学（以下简称“香港城大”）有职位开放，或许可以一试。
那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有人匆匆离开，有人慕名而来。一个叫做艾敬的内地歌手唱着“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让更多人对这里充满遐想和向往。
朱国斌之前从未到过香港，对它的认知大多来自书籍和电视。他说当时本可以在法国留校任教，但对一个刚刚毕业、满心想做事的年轻人来说，法兰西的生活节奏着实有点慢。
香港则不同。它早早就有了“亚洲四小龙”的头衔，被视为东西方连接的交点。它的活力、高效和国际化享誉全球。在朱国斌看来，这座城市，很适合作为事业发展的“增长点”。
1990年，香港开始实施一项容许居于海外的内地专业人才来港工作的政策。通过该政策，朱国斌成为香港城大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开启人生新阶段。
回归前的香港，内地移民数量稳步增长。来自《人口研究》期刊（1997年9月出版） 的数据显示，随着香港政府将“单程证”配额增加，每年赴港定居的内地居民从上世纪80年代的2.7万人左右增加到1993年的3.3万人。19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1万人。
刚到香港时，朱国斌并没有做好长期生活的打算。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起初来这里觉得就是为了工作，好像一个过客，离开是迟早的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去学习粤语。
在香港，粤语是异乡人融入社会的一大前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2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6岁－65岁人士中，约有85.9%的人认为自己使用粤语的能力非常好或良好，至于普通话和英语，自认为非常好或良好的人只有24.1%和24.2%。
朱国斌出生在湖北，对粤语既陌生又抗拒，一度认为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发音。在普通话接受度很低的当年，无论工作还是外出办事，他的首选语言是英语。
这种念头一直到“97回归”才稍稍转变。1997年6月30日，香港下起了大雨，和大多数人一样，午夜时分，他在电视机前见证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我们的国家能用和平方式收回主权，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很激动、也很自豪。”朱国斌说，他是从事宪法研究的，很自然会想到，随着“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进入到实践阶段，能在香港继续“基本法”研究，是非常可贵且有意义的事。
最终让他下决心留下，是孩子的出生。朱国斌有3个孩子，老大出生于2000年。初为人父的他意识到，孩子一出生就是香港人。这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将在各个领域与这座城市发生联系。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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