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日本NHK制作的一档名为《失踪的外籍实习生》的节目在日本引发讨论和争议。节目披露了包括中国籍人员在内的、以“技能实习生”或者“研修生”的名义赴日务工的外国人劳动者，在严酷的工作、生活环境中遭受不公正对待从而逃离，沦为“黑户”、“黑工”的悲惨境遇。这一报道也被中国媒体转载刊登，在内引发了关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这一现象从日本政府于1993年设立“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开始，就已经存在了。
20多年来，近20万外籍“研修生”怀揣学习技术的美好愿景奔赴岛国，却在“少子老龄化”严重的日本社会中充当着廉价劳动力。
背井离乡、漂泊无依的灰暗岁月中，长时间、高强度、低薪水、差待遇的工作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靠着一双勤劳的手创造美好生活、改善家庭境况的小小梦想，支撑着他们度过每一个难熬的白昼和黑夜。
直到某一次雇主的打骂，或者老板的“性骚扰”，又或者与打着同乡的旗号坑蒙拐骗的“黑中介”的谈话，改变了这一切。他们放下了小心翼翼揣在怀中的梦想，放下了心心念念挂在心头的未来，逃离，隐匿。在与亲友乡邻遥隔千里的异国他乡，成为了“非法滞在者”。
他们来自哪里？在“失踪”的抉择中，隐藏着怎样的难与人言的苦楚？带着这样的疑问，身在日本的笔者以旁观者、记述人的视角，为您披露在日中国研修生的生活。
背景交代
1991年设立的由日本法务省、外务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五个省部共管的“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在2003年发布的《研修生派遣前教育准则》中规定，来日本学习技术和从事劳动的外籍研修生，必须在赴日前于本国内的相关派遣机构接受1-3个月、共计200小时以上的日语培训，满足基本的学习生活交流所需。
培训和派遣研修生的本国机构与日本的劳务介绍机构在长期的合作中，摸索出“2＋1”的模式，即本国派遣机构负担2个月的日语培训，研修生赴日后，由日本的劳务介绍机构追加1个月的日语教育。
笔者在兼职过程中，曾经受雇于日本的外国人劳务中介机构，以日语教师的身份接触到在日中国研修生。
愿意远赴海外通过体力劳动换取报酬的他们，自然是所谓的“底层”。大多是在国内无正式编制所属、无稳定工作、无固定收入的务工务农人员。虽然也有刚刚成年并无社会工作经验的20多岁的年轻人，但大多数的中国研修生都是30岁以上的壮年、中年人。
已经脱离校园环境多年，甚至本身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中年人，为了生计而重新拾起课本，学习一门此前一无所知的外语，其客观难度和心理抵触可想而知。
在针对来日中国研修生的日语教学课堂上，我先后接触的中国研修生共有10人上下。全部是男性，也符合赴日中国研修生男多女少的大背景。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乡镇，来日前以农业耕种和外出务工为生。大部分研修生别说日语，标准的普通话也讲得并不顺畅，言谈间夹杂着浓重的乡音。从纵贯中国南北的东三省、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福建等地，天南海北的研修生聚集于日本的城乡，开始了技能实习生的生涯。
一定程度上，这算是一次距离比较遥远的外出务工。只不过这个“外”，指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最狂野的梦境中都未曾料及的外国。
艰难的学习
“小日本儿！”——赵明富
我所供职的这家外国人劳务中介机构地处东日本海滨小城。
当地的海产加工业和农业较为发达，因此所需要的外国研修生大多数在中介机构学习30天日语后，会依据事先签订的合同被分配到需要人手的农场或海产品加工工厂。关于劳动所需的基本农业知识和加工技术，中国的研修生们在赴日前都经过一定的培训，但是理论学习与实践毕竟有别，面对密密麻麻细致到家的日文教材，他们还是一筹莫展。
“你说这小日本儿就是认真哈！就浇个地能给你写三页纸嘿呀！”，说话的人叫鲁军（化名），是我教的第一批中国研修生之一，来自山东曲阜，孔子的故乡。和他同来的赵明富（化名）也是山东人，来自菏泽市下辖的曹县。俩人一个36岁，一个34岁，论年岁都是我的兄长了。他们叫我周老师，我称呼他们军哥和富哥。
每节课要上一天整，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中间 有40分钟休息时间。第一节课，我不急着教日语，先和两位大哥聊家常。
“我昨儿夜里睡下还想，你看就前两天儿还在家里呢，现在这会儿就在日本了，这是关东的……啥县来着？”，圆脸的军哥留利索的短发，说话嗓门亮堂，表情丰富。说这话的时候，身处海外的兴奋和前路未卜的紧张在他脸上交织在一起，眼窝到腮帮，都有些泛红。
旁边的富哥话就少些，属于腼腆的那种。听了老乡这话，也忍不住笑开来，“你坐飞机来的啊，你要是做火车，这会儿还在路上呢”，中日不通火车，我想富哥是知道的。
聊了半晌，我们相互都有了一些了解。
两位大哥此前的主业是跟着包工队到处辗转攒活儿，最近几年经济不好，他们的活儿变少了。军哥有一女一子，富哥的儿子已经八岁，孩子的花销逐年增多，他们挣的工资自然入不敷出。没技术、没本钱，除了种地，只能外出务工。听说了邻近乡镇的谁谁谁去日本三年，回来买了套楼，他们的心思自然就动了起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现今的汇率和之前有了变化，辛苦三年，除去自己的开销，余下的可能也买不了几间房。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想不到，“三年”这两个字一笔带过的未来岁月，有多么难熬。
临近中午，我的雇主，劳务中介机构的理事长敲门，送来了一份便当，没什么荤色。军哥和富哥也起身，准备填饱肚子。“这大米是俺们来的那天理事长给的，还有点儿肉、菜，哦对还有鸡蛋”，军哥边忙活边点算厨房和冰箱里的存货。
“还给了我们两万日元，说是这一个月花的”，富哥补充了一句。
“哦那还挺好啊，够花吗？”，我问。
“好啥好！这些都是之后要从俺们正式干活儿的第一个月的工资里扣出来的”，富哥没回答我的“够不够”，只管说他认为的“好不好”，声调高了一些。
“意思是啥呢，就是说从俺们到这儿来的第一天，第一秒钟起，所有的花费都得是俺们自己出”，富哥这时话变多了，用洗菜时沾了水的手比划出两个“1”。
军哥撅嘴带着赞同的笑斜眼撇着同乡，手里煸炒着蒜瓣的锅铲也没停下。
看得出来都是有生活的人，做起厨房的活儿来利索精准。事先蒸好的米饭刚盛出来，这边的醋溜白菜就出锅了。我从微波炉拿出便当，和他们面对面一起坐下。
两大碗白米饭堆得冒尖，饭量都不小，我想这是他们的年岁和过往经历使然；一小盘素菜搭配着下饭，夹一筷子吃三大口饭，看得出来这是生活的境况所迫。
接下来的20多天，军哥和富哥在逐步适应异国生活的同时，继续着日语的学习。
上课的教室在劳务中介机构的二层，在一层办公的干事高桥先生和福地女士，偶尔会上楼，除了送便当、收垃圾等生活杂物之外，也包含着督促学习之意。两位大哥虽说不算寄人篱下，却也受人照料，每次见了干事或者理事长们，从肢体语言到神色语气，都像是小学生见了班主任。
那一边敲门声一响，这一边就忽地站起；人还未到，军哥和富哥就已经带着不大自然的笑容，开始点头哈腰了。及至推拉门被打开，干事们露了面，俩人会操着生硬的日语齐齐问好，实实在在地鞠躬。每每这时，一旁的我都百感交集。
可也有不这么恭敬的时候。
一次，福地女士带着俩人的收入所得申报表上楼找他们签字，上面所写的数字与签合同之初被告知的不尽相同。虽然日本此时刚刚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签合同的日期是在新条款实施之前，因此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所能拿到的工资依然很低，此后的改变需要中日劳务派遣机构进一步磋商和协调。
福地女士转身出门，两位大哥嘴唇紧闭，眼睛里冒着火。
“小日本儿！”，腼腆的富哥先开骂了。
军哥低声说了些什么，没有跟着骂，蹙眉看着手中的表格，“周老师，咱们歇一下吧，现在这会儿子看不进去这些鬼画符”，随即起身去到外间。
这样的愁苦时刻是有的，但是学习之余说到迥异的风土人情，两位大哥多数时候还是会实心实意地笑。学习即将结束的他们，会被分配到附近种植莲藕的农家，负责种植、照料、起货、清洗加工这一套流程。
“这咱拿手，只要你别让我成天地跟他们巴拉日语就行，糟心！”
军哥在结尾用日语说了“糟心”，这个词是新学的，他颇得意地笑，一旁的富哥也哈哈点头，赞许同伴的机智。
一个月后，军哥和富哥结束了课程，开始了在农场的工作。
日本的超市里，分装好的蔬菜都贴着标明出产地的明细。
有时候站在摆满莲藕的货架旁，我会拿在手中仔细看看。
这块洁白如玉、大小匀称的藕根，说不定就是军哥和富哥亲手采摘、加工包装的吧。
淘金天堂变底薪工厂
“能有啥感情，还不是为了永住权。”——何正斌
笔者在外国人劳务中介机构遇到的最后一位中国研修生，是来自锦州的何正斌（化名）。
34岁的他此前在内蒙达拉特旗的小煤矿负责货流和日常运营，在被破产的煤老板拖欠两万元工资近一年，并且眼看着追讨无望后，他回到锦州城，找了个给超市进货的活计。
“干不下去，我们两口子加起来6、7千儿把块的，供完孩子吃完喝完就不剩啥了，基本就月光族”，斌哥用了个相对时髦的词汇，和他一身运动装的气息很搭。
现在的他在一家海产品加工厂工作，每天早上6点准时开工，五点多就得起床。比我初见他的时候，瘦削了些。
来到弥漫着海味腥臭的厂区，斌哥从厂房旁的小屋里出来接我。
我是晚上去拜访的，虽然跟着斌哥走，还是在宿舍门前的泥洼地上一脚踩到了水坑里。
进到屋里，是间三和板搭建的活动房，8平，冷。我这才注意到房里没有空调，只在墙角立着一台小型电热炉。
“不给安！原来都合同里写着呢，带空调的房间什么的，根本没有，就这个电热炉都是以前的前辈留下来的。我好几年没感冒的人来这儿睡一夜给生生冻感冒了！”，没等我问，斌哥自己开口说了。
“既然合同有写，你们有反映过吗？跟国内的派遣机构之类的”，我问。
“咱也不想惹那些事儿，这家厂子招中国研修生都20来年了，到我这儿给整这些，不好说”，斌哥招呼我坐下，翘起二郎腿，点了一支烟。
按照斌哥的讲述，除了住宿条件不如意，厂房的环境和工作制度也与合同不符——
按规定应该是恒温的操作车间，并非恒温。因为冷藏渔获等需要建了很多大型冰柜和冷藏室，反而比常温还低，斌哥等中国研修生在工作时需要穿得很厚才能保证手脚灵活。
此外，这家工厂同时也雇佣日本籍员工。日本员工的工作内容、工作量、工作强度与中国研修生无异，却无需清晨6点到岗，连下班时间也比中国研修生早。更让斌哥忿忿不平的是，他们的时给薪水却比日本籍员工要低，一个小时760日元，这一数字，是明显低于日本厚生劳动省所规定的811日元的。
“就是在红日子的时候，能给1千1个钟，因为算加班儿嘛”，斌哥指了指我身后贴满墙面的日历，红色字体的日子是日本的法定节假日。
在这个海产加工厂的中国研修生们每天要工作9-10个小时，从早上6点到下午4、5点，中间吃饭、休息一个小时。
“说到吃饭更气人了”，斌哥面带苦笑，“专门给日本员工腾了间休息室，还不让我们去那边儿吃。人家日本员工说冷了就给安空调，说累了就给添沙发”，说到这儿，斌哥摆摆手，猛吸了一口手里的烟屁股。
“有时候都觉得，不拿我们当人看”。
“过年回家了吗？”，我想转换一下话题。
“回啥呀，给日本员工过新年的时候还放了一个星期左右，给我们过春节就放四天，我来回坐飞机坐车到家就得两天，还回啥”，斌哥似乎更不中意这个话题。
斌哥这些中国研修生们一个月到手的工资，扣除房租、水电煤等费用，是14、5万日元，也就人民币1万元不到。在渔猎的旺季12月份，加班比较多，到手的能有20万日元。回家探亲的心情，只能被不菲的机票开销强压下去。
“倒是说老板这人也还行，虽说不给安空调、不给安网，这是今年，就上个月，我们好歹说得才给安上网，但是过年的时候还给了我们5个中国研修生两万五千日元，说你们拿着吃点喝点，我们也就叫着老板一起吃了点儿”，斌哥弹掉腿上的烟灰，起身给我倒了杯水。
“欸对了，你尝尝这个”，斌哥拿出一袋国产包装的鱿鱼丝递给我。
“这是在这儿聊微信认识的一个女的给我的，大连人”，此前颇有些牢骚的斌哥说到这个难得地笑了。
“在这边接触女性比较少吧？”，我适时地递话。
“是，本来来的时候就是男的多嘛。像这个女的是在德岛（日本地名），给人包装化妆品还是什么的”，斌哥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对我挺好的，前几天还蒸了几个馒头给我拿过来，成天在微信上聊天儿”。
出门在外，有很多在日中国研修生会通过微信、QQ等社交工具结交朋友。一天的辛苦工作结束后，寂寞思乡的男男女女在线上交换彼此的疲惫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会找到知己好友，也会不出意外地生出一些其他事由。
“搭伙儿过的多了去了，我不可能，家里有孩子有老婆的，你就对我再好也就是朋友”，说起这个话题，斌哥吐露了心声。
“再说我和我老婆感情也挺好的，你要真是感情也不好，也没孩子啥的，离了婚跟这儿的男的过的也有。就我认识一个长春的女的，跟家里离了，孩子才6岁，跟这儿一老头结婚，比她能大20多岁吧”，斌哥翻着手机，想找出来给我看。
“是真的有感情吗？”，我问。
“能有啥感情，还不是为了永住权”，斌哥答得干脆。
外国人若要获得日本的永住权，需要在日本持续生活10年以上，并且工作满5年。合同期统一为3年的中国研修生，没办法满足达到这一条件，许多人为了生计、未来，选取了捷径——夫妻双方有一方是日本居民的条件下，另一方需在结婚满3年、在日居住满一年，并具有实际婚姻生活的前提下，才能申请永住资格。
“要不就是有的日本人好心吧，帮忙了算是，要不就是有的日本老头儿好色呗，你情我愿的，各有目的吧，也不一定过得比原来好多少”，斌哥说。
聊了一会儿，外面下起了雨。趁着夜色，斌哥带着我去厂房看了看。
硕大而空旷的厂房，在冬日雨夜里更冷了几分。5个中国研修生，每天清早天还未亮就进到这里，穿好工作服，开始一天的忙碌。斌哥给我指了指厂房角落架设的空调，“根本不给开”。
回住处的路上，经过紧挨着斌哥小屋的三间房。其他研修生就住在里面。
“三个江苏的，一个安徽的，除了安徽那哥们儿，那几个我们都不怎么说话”，斌哥言语间多少有些鄙夷。
“都是中国来的老乡，处不来？”，我问。
“说不好，反正感觉就是扣扣嗖嗖的跟你，心眼儿多”，即使身在异国，斌哥的地图炮还是打得震天响。
“能不接触尽量不接触，前阵儿我还和他叫唤了几句”，回到屋子里，斌哥关上门小声说。
“在日本的中国研修生，有什么纠纷啊打架之类的事情吗？”，我追问。
“嘿哟还少吗，他们有打架的，即使不打也是闹得不愉快，时不常地就得劳务中介那儿派人来调解，现在雇我们之前都要签个保证书，就是保证不打架闹事儿，实在不行人家就给你遣返了，你手续费也交了，在这儿钱也没挣着，灰溜溜回去了就。那天我都想动他了，但是啊咱人在屋檐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五大三粗的斌哥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江湖味儿。
无奈的逃离
“你给我20万（日元），我给你找下家，将来都能挣回来。”——陈姓黑中介
据日本NHK的调查统计，仅2015年一年，在日外国人研修生的失踪人数就达到了近6000人，这其中包括中国研修生3000多人，占一半以上。过去5年来，在日中国研修生的失踪人数成倍增长，累计超过1万人以上。
长时间、高强度、低薪水、差待遇的工作，除了带来身体上的刺痛和疤痕，也给中国研修生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一些日本雇主将中国研修生视为廉价劳动力、“下等人”，在言语上加以谩骂、侮辱，拳脚相加的事例也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本就处于生理弱势的女性研修生在日本无依无靠，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会遭遇雇主的性骚扰。
在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下遭遇不公，却得不到有效地保护，这也是众多中国研修生选择“失踪”，走上“黑工”道路的客观原因。
没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有的只是极度的无奈和无助下，“逼上梁山”的辛酸。
事实上，近年来关注“外国人研修生”不公遭遇的日本媒体和相关报道也并非一片空白。此前，机缘巧合下，笔者就曾经参与日本共同通信社记者开展的“外国人劳工”相关调查和报道活动。以采编记者和翻译的身份，了解过这一特殊群体在日本的生活和遭遇。相关报道也在2016年6月相继在共同通信社、产经新闻、每日新闻等20多家纸媒和网站被刊载，引发日本国内的关注和反响。
在采访过程中，笔者通过电话、微信和QQ等通信方式，与中国研修生的“失踪”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黑中介”有过直接的对话。
这样的“黑中介”，往往是在日本多年的中国人，有人脉、有渠道、了解法制法规，钻日本法律的空子，挣中国同胞的血汗钱。
笔者辗转联系到“黑中介”后，以寻求工作机会的研修生身份，打消了对方的疑虑。了解到中国研修生“失踪”背后，不为人知的灰色食物链——
首先，“黑中介”的联系方式在中国研修生的圈子里是口口相传的。在研修生的心目中，他们并非投机的不法分子，而是来日本多年，“本事很大”、“朋友很多”、“罩得住”的大哥。有很多研修生，甚至在赴日以前就通过亲戚朋友了解到了“黑中介”的联系方式，“万一到那边儿有事儿可以有个能靠着住的”。
其次，“黑中介”的“服务”内容不单单是工作介绍。因为赴日前已经签订合同，中国研修生在日本的三年期间如无特殊情况只能在一家农场或工厂供职。研修生的机构所属、工作地点、住址、签证种类都有明文规定和固定类别，未经申报不得擅自改动，否则将被遣返回国。此外，作为外国人，在日本找工作、租房、开通银行账户、办理通信业务等等生活必需的事项，都需要日本政府颁发的签证，否则将寸步难行。
于是，为了赚取更多的报酬、追求更好的工作环境，许多在日中国研修生从工作介绍开始，一步一步走进了“黑中介”们搭建的办理假证、协助逃离等“服务流程”，并且越陷越深。
很多“黑中介”在谈到协助研修生逃离目前的工作、生活地的“服务”时给出了明码标价，从20多万日元到30多万日元不等。加上逃离后的工作和住宿介绍、办假证等费用，一名在日中国研修生需要花费将近50-60多万日远，即人民币4、5万元，才能完成一次“新生”——假名、假国籍、假住址、假签证，从头到脚，完整“包装”。
怀揣着假身份的他们，时刻提心吊胆。在街上，要避开随时可能上前盘查的警察；在联系至亲的电话里，不敢透露真实的所在。不论是被逼无奈，还是贪欲趋势，他们在沦为“黑工”、“非法滞在者”的抉择面前，都选择了一条路走到底，几乎放弃了生而为人的所有权利、义务和尊严。
写在最后
2014年的好莱坞佳作《消失的爱人》与2016年春季推出的日剧《我的恐怖妻子》有着近似的故事架构，讲述了由一场离奇的失踪案而引发的爱人之间相爱相杀的复仇故事，都曾引发收视狂潮和全民热议。
日日相处的枕边人无故消失，背后牵扯出令人惊奇也叫人扼腕的情缘蜕变，冷冰冰的现实面前，每一个平淡生活和乏味婚姻的殉道者都各怀鬼胎。
影视剧中秀色可餐、笑容甜美的女主角神秘“消失”引发了观众的好奇与关注，为剧中人牵动心思、叹息落泪也是观影者感同身受、情感丰富的体现。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的在日中国研修生的“失踪”故事却好似由毫无名气的演员担纲的小成本制作，被安置在影院排片列表的底端——在娱乐爆炸的当今社会被大众漠然视之。（文/周冠男）
责编：刘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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