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动荡之后，中国汇市随后进入相对平稳期，市场逐渐接受和习惯了一个更有弹性的人民币。不过，因近期美国政治生态剧变、美联储再启加息以及来自欧洲大陆的不确定性引发的涟漪仍未停息，人民币汇市在2017年将继续占据各方的聚焦点。全球视野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有何特点?如何管理跨境资本流动？近来外汇管理加强执法，是否意味着资本管制的回归？中国外储是否充裕？跨境收支的基础是否已经改变？人民币是否仍是强势货币？
近日，就上述一系列问题，第一财经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采访约在周日，再见潘功胜，其鬓角白发似又有增加，然精神矍铄。
近3个小时的专访中，潘功胜直面热点难点：宏观上，详尽阐述在全球及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新特点的背景下，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及外汇市场宏观审慎管理和监管的策略安排；微观上，对香港刷卡买保险、个人购汇、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等外汇管理热点问题一一回应。
潘功胜认为，外汇管理需要统筹兼顾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关系，继续支持与推动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此同时，加强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和投机力量，着力维护外汇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
潘功胜强调，不会重回资本管制的老路，“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并且当前恰恰是推进流入端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亟须从战略的视角继续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
针对人民币的未来，潘功胜强调，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经常项目保持顺差、财政状况良好、金融体系稳健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继续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作为稳定的强势货币，人民币汇率有条件在增强弹性的同时，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目前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正在向均衡状态收敛，未来中国跨境收支的基础十分稳健。
1.外汇市场波动不必过分反应
第一财经：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渐次开启量化宽松政策，随着经济的逐步企稳，QE政策将逐步退出。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经历了较大程度的波动，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速、政策演进等差异影响着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近些年来，全球资本流动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潘功胜：本世纪以来全球的跨境资金流动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至2013年，国际资本高强度流入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以前主要驱动因素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比较强劲、资本回报率较高；2009年以后主要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全球流动性充裕甚至泛滥。
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之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特别是美联储逐步退出QE并启动加息进程，跨境资本流动开始转向，从一些新兴经济体流出。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国家都面临不少风险因素，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跨境资本流动扑朔迷离，跨境资本流动的流量、流速、流向、结构都处于动态的变换之中。
第一财经：如何看待2015、2016年中国呈现的资本流出的局面？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有哪些特征？
潘功胜：受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变化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也呈现出两阶段特征。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呈现较长时期的双顺差，外汇储备余额快速增长。
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但资本和金融账户呈现逆差，外汇储备余额开始由升转降。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第一季度，境内主体增加境外资产、减少境外负债的行为加大了我国跨境资本净流出压力。但自2016年二季度以来，境内主体去外债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的负债方已经恢复净流入。
总的来说，对比2015年底和2016年底两次美联储加息，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受到的影响是递减的。两次美联储加息以及加息之前的预期变化都导致了美元汇率走强，2015年四季度美元指数上升2.4%，2016年四季度上升7.1%，短期内都使得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增加，但后一阶段的影响程度明显减弱。这主要是由于在美联储首次加息时，境内主体增持对外资产和偿还负债的调整比较集中，但经过压力释放后，境内主体资产负债调整已更加平稳，使得我国化解外部影响跨境资金流动的能力得到提升。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日益优化、经济发展的亮点和新动能不断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流入的基础依然稳固。央行、外汇局在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持续发力，也将保障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呈现有进有出、双向波动的健康发展格局。
第一财经：前些年人民币升值时，大家都在担心资本流入过多。近一两年来，对资本流出的担忧情绪又有所上升。现阶段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潘功胜：从长周期的视角看，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并没有好坏之分。不能简单认为流入是好的，流出是不好的，还要具体分析流入、流出的结构和速度。例如，前些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大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增强了市场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但流入压力持续较大也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难度，推高了资产价格。
对近期的流出也同样需要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与判断。当前，中国跨境资本流出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是对外直接投资。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实现直接投资11299.2亿元，同比增长44.1%。今天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市场主体在国际上也更为活跃。中国经济已经从单纯的商品输出，转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驾齐驱的新阶段。
流出的第二大部分是中国公民境外旅游与中国留学生海外教育的支付。这个体量也比较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年出境旅游人数已达1.2亿人次一个海外留学生一年学费可能5万～6万美元，加上生活费，一年合计就要7万～8万美元。这说明中国更加开放，未来下一代有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有助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流出的第三个部分是企业偿还外债。前些年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美元利息成本较低，企业愿意到海外借外债。近几年国内利率下降比较快，低利率环境下转向国内融资更容易，企业倾向于提前偿还美元外债，以此来降低货币错配的风险，这是企业财务行为的调整。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跨境资本流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正是偿还外债。
2016年6月份之后，形势发生变化，企业外债去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企业外债规模又开始有所回升。数据显示，2016年3月末外币外债7600亿美元，到9月末已达到约8600亿美元，上升了1000亿美元。
2.“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
第一财经：2016年末，美联储宣布加息，市场预期2017年美联储加息的强度和频度将有所上升。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汇管理的政策取向是什么?
潘功胜：外汇管理的整体思路要兼顾两点。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便利跨境贸易投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二是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在政策层面看，1996年中国经常项目已经实现可兑换，近年来资本项下直接投资也逐步实现基本可兑换，证券项下资本可兑换的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不可更改。因此，我们坚持一个原则：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外汇管理政策不会后退，更不会走回资本管制的老路。
在外汇政策的执行上，我们依据现有的外汇管理政策，依法依规进行管理，加强对交易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外汇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
第一财经：前面提到，资本流出第一大部分是对外直接投资。2016年来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尤其以跨境并购最为显著。四部委最近出台的监管政策在海内外引起高度关注，其背后的政策考量是怎样的？
潘功胜：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与外汇局在2016年11月末的联合答记者问中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原则是明确的，即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备案制为主，当前也需要把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风险结合起来，规范市场秩序，按有关规定对一些具有非理性、不规范的投资进行真实性、合规性核实，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是落实中央“一带一路”战略和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成果，也使得中国对外经济更加开放，市场主体更加活跃，总体而言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异常变化，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前面提到，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44%。在目前千亿美元级的基础上一年之内增长如此之快，其背后可能会带来不少潜在问题。
正如一些媒体时常报道的那样，2016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些不够理性的倾向，一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有很强的盲目性。应该说，对外并购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并购国外的企业并不是买下来就等于并购成功了，需要审慎的市场分析、有效的业务整合以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如果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过快增长，若干年后可能会暴露出很多问题，这对投资国和投资目的地国都是不利的。
盲目收购历史上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横扫美国地标建筑，并发出“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但后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盲目跨境并购就像在沙滩上捧起一把沙子，看着都抓住了，但最终沙子将从手心滑落。
我们在对外投资并购的日常监管中，确实也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例如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这些类型的对外投资中存在不少风险隐患。为了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健康、有序，监管部门有必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
中国政府支持国内的企业，特别是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既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推动跟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
第一财经：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情况如何?外界还有声音反映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操作层面存在障碍，这方面的政策是否有所变化？
潘功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期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在全球特别是亚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2016年中国利用外资保持稳定增长。在2016年全球十大外资流入经济体中，中国排名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而且，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有所提高。流入服务业特别是高附加值服务业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继续增长，外资持续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领域倾斜。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在全球较高水平，产业结构将继续升级，市场导向型外国投资有望保持增长。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对外投资开放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这将为外资流入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仍将是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2017年吸引外资将继续保持在高水平。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在达沃斯演讲中明确谈到“中国将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国务院最近发布了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若干措施，努力为外商企业创造更加开放、公平、便利的投资环境。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在外汇管理方面已经实现了基本可兑换。汇入的外汇资本金可以意愿结汇，在境内合法业务收入的汇出、增资、减资、转股等交易行为凭有效材料直接在银行办理。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利润可以在境内再投资，也可在完税后自由汇出境外。外商投资企业正常的利润汇出属于经常项目，在政策层面没有限制，直接在银行办理即可。当然，对于企业利润汇出也是有真实性合规性的要求。例如，要求企业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并向银行提供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以及在中国的完税证明。
责编：王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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