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5年6月7日，土耳其举行第25届大国民议会选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往投票站投票。
海外网8月1日电 据媒体报道，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7月25日表示，土耳其将启动宪法修订进程。而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月30日宣布将对军队系统实行改革，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家情报局计划划归总统府直接管辖。
土总理：修宪进程已启动
耶尔德勒姆7月25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内阁会议前，总统埃尔多安与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以及两个主要反对党领导人举行会晤，三党就启动小范围宪法修订进程达成共识。
耶尔德勒姆还说，按惯例原定每年8月举行的土耳其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今年提前至7月28日召开，会议地点首次改在总理府。以往隶属于武装力量的宪兵和海岸警卫队，将改为全部由内政部领导。
事实上，军事政变发生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多次提议，通过修改宪法将该国政治体制由沿袭了近百年的“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并就此举行公投。一些反对者指责埃尔多安此举是为了追求个人独裁。
“镣铐”已经卸掉
土耳其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1980年军方实施军事政变后主导制定的。
根据这部宪法，军人政权实际掌控了内阁、武装力量、法官检察官、宪法法院、高等教育委员会等重要系统。
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后只能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多次推动宪法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宪行动发生在2010年，通过26条修正案方才实质性地瓦解了军人政权的关键特权。这次修宪夺回了最高军事委员会、最高法官检察官委员会、宪法法院的人事任免权，废除了相关人员的司法豁免权。
在一些分析师眼中，这次修宪被认为是土耳其拥有宗教背景的现任政府与传统世俗精英阶层之间的一场角力。
而在此之前，宗教和世俗两种不同的背景导致双方已多次“交锋”。2008年，正义与发展党遭遇“取缔危机”。土耳其宪法法院以6名法官赞成、4名法官反对的结果，最终宣布不取缔正义与发展党。
埃尔多安就此曾抨击以世俗阶层为主体的高等司法系统是“戴在我们脚上的镣铐”。
当时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修宪公投结果成为是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及其政府支持率的一个“风向标”。次年7月，在土耳其新一轮议会选举中，正发党得票率几乎达到50%，成功获得第三次连任。
总统制仍将难成型
虽然戴在土耳其正发党政府的“镣铐”已为先前的修宪卸掉，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制梦想将成。
按照目前埃尔多安政府表达出来政治诉求，总统制主要涉及以下几各方面的权力调整。第一，在与议会的关系上，总统由直选产生，不再受制于议会，不再与议会多数党共进退，议会的权力和地位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第二，在行政权力分配上，总统将独揽主要行政权，内阁总理主要职权将转移给总统。第三，内阁总理的存在不再重要，即使保留内阁总理职位，也是向总统负责。
“最近两年，土耳其总统制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也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李昊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情况看，短期内通过制定新宪法确立总统制的可能性很小，通过修改宪法实施总统制的前景也并不乐观。
一是，埃尔多安政府与旧体制之间的斗争。虽然正发党政府在之前的修宪过程中夺回了司法/宪制性权力，但是2010年修宪到现在方才5年，埃尔多安通过直选担任总统也才2年，旧时代任命的大批军官，各级掌权文官依然在任，且具有较大影响力。埃尔多安政府推动修改宪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与风险依然很大。
其次，执政党与主要反对党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纷争。2015年6月，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遭遇失败，虽然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未能达到组阁所需的简单多数。此后，正发党未能与议会中任何政党达成联合组阁的共识，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情况说明，正发党与议会几乎所有主要政党均存在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
第三，埃尔多安政府与军队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首先，关于新宪法中军人地位问题。埃尔多安政府多次公开表达制定新宪法的诉求，加深了军人的疑虑与不安。其次，政治解决“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中政府与军方缺乏沟通，加剧了政府与军方的分裂。再者，双方在难民地位和反恐政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虽然直接修宪变议会制为总统制困难重重，但埃尔多安政府通过修宪增加总统职权的可能性较大。
李昊分析，对于埃尔多安更可取的策略是借助正发党实际控制内阁的有利地位，利用刚刚成功平息军事政变的有利契机，推动局部修宪，在修宪过程中实质性地增加总统职权。而从长远来看，埃尔多安推行总统制的优势体现在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埃尔多安与正发党通过修宪建立总统制最可行的做法，应该是创造政治条件启动全民公决程序。
宗教力量卷土重来？
另一个广为土耳其国内世俗精英所诟病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在宗教与国家政权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土耳其国内世俗精英之所以抵制埃尔多安修宪，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担心埃尔多安在修宪的过程中以宗教价值观念冲击甚至废止宪法规定的世俗原则。
世俗化是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显著特征，建国后的几部宪法均将世俗化作为国家原则。世俗化的政治地位主要归因于土耳其建国时特殊背景。凯末尔是在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基础上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将世俗化和民族主义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两大利器，成功地瓦解了教权染指国家政权的企图。
但是，后凯末尔时代，世俗化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世俗化依然是厘定国家权力与宗教活动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土耳其进入长期军权治国的历史，世俗化开始转变为在一个绝大多数人民信教的国家中维护军队特殊地位的手段。军队常常借口世俗化推翻文官政府，比如，1980年，军方以破坏世俗化为由推翻土共和人民党政府。
李昊分析称，近年来，土耳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相对温和的宗教回暖趋势，但本质上属于正常宗教需求被军人政权长期压制之后的正常释放。正发党作为草根出身的民选执政党，不可能不回应90％以上人口信教社会对于宗教正常需求。埃尔多安本人的宗教信仰不能作为其要推行政教合一的证据，政教分离并不禁止政治人物有宗教信仰，也不妨碍宗教信徒享有政治权利。虽然有报道正发党籍的国会议长曾经表达过希望制定一部宗教宪法，但是，正发党籍的大国民议会宪法委员会主席已经公开声明：“尚未有修改世俗主义宪法的计划”。此外，目前土耳其政治力量的格局决定了根本不具有推行宗教宪法的可能性。(侯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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