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我们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绛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容安馆札记》
1953年，钱钟书先生居住在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以后屡次迁居，当时中关村小平房成为钱钟书“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也就取名为“容安馆札记”了。
钱钟书逝世后，尚有大量的珍贵材料保留在未付梓的读书笔记之中，这些笔记反映了一位著名学者一生的读书思考过程。杨绛以高龄之躯将亡夫浩瀚的笔记一点点整理出来，公之于众，其中《容安馆札记》以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为主要内容，是研究钱氏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些观点后来经钱先生发挥，写成了专著，也有的内容当年先生有意扩展，终没有来得及做完。从笔记内容看，钱先生读书涉猎极广，除经史子集外，民俗俚语乡间野史，凡能搜集到的无所不读，凡读过的又无一不做笔记。
据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因为该大学图书馆的书从不外借，故钱先生只得用铅笔边读边记。还有一些笔记是用毛笔写成的，显然是他后来“反刍”(杨绛语)追记的。
责编：庞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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